在1930年代中国文坛上兴起的言志派文学思潮中，沈启无编选的晚明小品集《近代散文抄》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它与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理论一作品，相互配合，直接推动了晚明小品热和言志派文学思潮的形成。本文即由考察这个选本的产生、特点、所体现的观念、影响出发，剖析这次文学思潮，并试图对晚明小品热做出历史的评价。
1930年代的前半期，中国文坛盛行过一个与左翼、京派等文学思潮并立的言志派文学思潮。其代表人物是周作人和林语堂，他们一北一南，桴鼓相应，搅动了整个文坛。曹聚仁在其学术随笔《言志派的兴起》中，曾把他们称为“言志派”，不过并没有加以明确的界说。1迄今为止，这个名称在学术界还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也自然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与进一步的整合。然而，这个文学思潮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周、林二氏有完整的言志文学理论，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阵地，在他们的麾下还各自集合了一个散文流派：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散文，周作人派的小品文，——主要人物除了周氏本人外，还有废名、沈启无等2。言志派与左翼相对立，与京派也存在着互动关系。言志派借重评晚明小品来倡导言志文学，引发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晚明小品热，对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学术特别是现代散文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在这场热潮中，有一个晚明小品选集不能不提，这就是沈启无（1902—1969）编选的《近代散文抄》。
一
1932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沈启无当时在大学讲课用的晚明小品选本《近代散文抄》。选本共分上、下两册，分别出版于该年的9月和12月。这本书大致以公安、竟陵两派为中心，收录十七个人的一百七十二篇作品。从《后记》中我们可以知道，所收作家上起公安三袁，编选者把他们看作晚明小品的始作俑者；下迄张岱、金圣叹、李渔，在沈启无看来，张岱是能够兼公安、竟陵二派之长的集大成者，金圣叹、李渔是晚明小品的“末流”。这后几个人的下半世虽在清初，而实际上是明季的遗民，文章所表现出的还是明朝人的气味。书后附有各家的传记材料和采辑的书目。据编选者在后记中介绍，书名原叫《冰雪小品》，曾交给一个书店，结果被退回。后得到周作人的鼓励，沈氏于是重理旧编，交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书前有两篇周作人的序言，是为《冰雪小品》和《近代散文抄》两个不同阶段写的。俞平伯题签，书后还有他作的跋。
《近代散文抄》所收作品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表明言志的文学观。晚明作家强调时代的变化，反对空洞的模拟。人们通常把分别出自于袁宏道《小修诗叙》《雪涛阁集序》中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作为公安派的口号。其二，《近代散文抄》所收文章最多的是游记，共六十四篇，占全书篇幅四分之一强。这一派作家努力摆脱世网，走向自然，怡情丘壑，在山水中觅知音。其三，表现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喜谈生活的艺术。品茶饮酒，听雨赏花，是他们乐此不疲的题材。《近代散文抄》大抵能选出晚明小品家最有特色的文体的文章，同一文体中，又能选出其代表作，所以能够反映长期为人诟病的晚明小品的总体特色。
《近代散文抄》的出版为沈启无赢得了文名。林语堂重刊《袁中郎全集》时曾经请他作过序，只是他答应了并没有交卷。3在《骆驼草》《人间世》《文饭小品》《水星》和《世界日报?明珠》等报刊上，开始频繁地出现他的读书小品和诗歌。他的散文，30年代中期有《闲步庵随笔?媚幽阁文娱》《闲步庵随笔》《帝京景物略》《刻印小记》《闲步偶记》《珂雪斋外集游居●录》《记王谑庵》《谈古文》《再谈古文》《三谈古文》，30年代末、40年代初发表《无意庵谈文?山水小记》《〈大学国文〉序》《闲步庵书简》《六朝文章》《南来随笔》等文章。大部分属于周作人路子的读书小品，追求古朴自然，抄书的成分重。少数几篇抒情言志，也简劲可观。
这些文章和《近代散文抄》的后记一样，中心思想是标举自六朝文到明清小品这一条非正统的言志派的文脉。在后记中，他与周作人、俞平伯的序跋相呼应，称集子中的文章的总体特色在于，“这是一种言志的散文”，“换言之，明朝人明白一个道理，这就是说，他们明白他们自己。”正因为如此，“明朝人虽没有六朝的那样情致风韵，却自有一种活气，即是所谓狂，亦复有趣，譬如一切诗文集子公然以小品题名者，似乎也是从明朝人才开头的。”4他特别推崇晚明小品中的游记，“他们率性任真的态度，颇有点近于六朝”，“对于文章的写法乃是自由不拘格套，于是方言土语通俗故事都能够利用到文章里面来，因此在他们笔下的游记乃有各式各样的姿态。”5由此可知他把《近代散文抄》中最多的篇幅让给游记的原因。与标举文学史上言志派文脉的同时，他总不忘对正统的载道派的批判。正是上述观念，支撑了沈启无在《近代散文抄》中的选择。
要真正理解沈启无的文艺观与其《近代散文抄》的编选标准，还需要把他的文学活动放在与周作人的关系及周氏文艺思想的系统中去理解。读者可以从《近代散文抄》文本的自身轻而易举地建立起这种联系。因为书前有言志派最大的权威和精神导师周作人的两篇序言，书后有周门大弟子俞平伯的跋。几篇序跋系统阐述了他们的文艺主张，相比之下，沈启无的后记倒显得稀松平常，他只是依傍周作人的门户。值得注意的是，同在1932年9月，同一家书店又出版了周作人的讲演录《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著后面附有《沈启无选辑近代散文钞目录》，目录后有俞平伯一则简短的附记，讲明了这样的用意：“周先生讲演集，提示吾人以精澈之理论，而沈先生《散文抄》，则供给吾人可贵之材料，不可不兼读也。因附录沈书篇目于此。”6俞平伯明确地把《近代散文抄》看作是支持周作人文艺理论的作品选，显然一般读者也是这样看的。
那么，沈启无与周作人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沈启无，生于江苏淮阴。原名沈●，字伯龙。上大学时改名沈扬，字启无。1925年，沈启无从南京的金陵大学转学到北京的燕京大学，读中文系。也就是在这一年，他上了周作人主讲的新文学课程，于是认识了这个他非常崇拜的老师。1928年燕大毕业后，沈启无到天津南开中学教国文。一年后又调回燕大中文系，在中文系专修科教书，并在北京女师大中文系兼任讲师。1930年至1932年，任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系主任。30年代，沈启无与周作人过从甚密。在1933年7月出版的《周作人书信》中，收入周氏致他的书信二十五封，数量之多仅次于致俞平伯的。他与俞平伯、废名和民俗学家江绍原并称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1944年3月，因认定沈启无向日方检举他的所谓思想反动，周作人公开发表《破门声明》，断绝与这个追随他多年的弟子的一切关系。
《近代散文抄》是以周作人的手眼来编选明清之际小品的。其编选过程肯定也有周作人或多或少的参与。周在其1932年3月24日致沈氏的信中，曾提到借给他祁彪佳的《寓山注》。7沈启无在文章中每每提及自己在读书作文方面所受周作人的影响，也经常引用周作人的话。
《周序》高度肯定小品文的文学史意义：“小品文则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它站在前头，假如碰了壁时自然也首先碰壁。”这篇序言已经显示了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基本理论框架：“载道”与“言志”的对立。《周新序》又说：“正宗派论文高则秦汉，低则唐宋，滔滔者天下皆是，以我旁门外道的目光来看，倒还是上有六朝下有明朝吧。我很奇怪学校里为什么有唐宋文而没有明清文——或称近代文，因为公安竟陵一路的文是新文学的文章，现今的新散文实在还沿著这个统系，一方面又是韩退之以来的唐宋文中所不易找出的好文章。”这里，他强调了公安、竟陵是当时的“一种新文学运动”，他们的文章是“近代文”。他这两段话所表明的观点不断地在俞平伯、废名特别是沈启无的文章中得到回响。
周作人的文艺思想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早在1926年11月所作的《陶庵梦忆序》中，他就点出了晚明小品得现代意义：“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81928年5月，他又在《杂拌儿跋》中这样称赞公安派：“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为浅率空疏，实际上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他进一步提出：“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9以后，他的《燕知草跋》《枣和桥的序》等序跋继续申明其新文学源流观，到了《近代散文抄》的序言，便出现了“文以载道”与“诗言志”二元对立的理论构架。其理论一开始就带有反对主流的功利主义文学的意思，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他在“言志”与“载道”的历史叙述中也渐渐增添了新的含义。到了1932年的春夏间在辅仁大学所作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讲演，他便把一系列序跋中的观点连贯起来，成立了系统的言志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1935）一文中他又自报家门，抄录序跋中的内容，展示了其思想产生和形成的过程。
1945年7月，周作人写了《关于近代散文》，对自己的新文学源流观形成的背景和过程作了更为清楚的陈述。这时他已与沈启无断绝关系。1922年夏，周由胡适介绍到燕京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的新文学组的课。他大概是第一个在大学课堂上讲授新文学的人。最初的教案是从现代起手，先讲胡适、俞平伯等的文章，再上溯到明清之际的诸多小品文家，并编过作为教学资料的作品选。10在这种理论观念的支配下，他在1926年5月5日致俞平伯的信中谈了一个编书的设想：“由板桥冬心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再上连东坡山谷等，似可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件事似大可以做，于教课者亦有便利。”11沈启无正是听过周作人这门课程的学生，以后又交往频繁。他应该是熟悉乃师的思路和手眼的。其基本观点与周作人出于一辙，后者所列明末清初小品文家的作品构成了《近代散文抄》的主体。学生代老师完成了自己的夙愿，也奠定了他自己学术事业的基础。
显然，《近代散文抄》编选意图并不仅仅是提供一个晚明小品的普通的读本，而是要来张扬一种文学观念，并且具有强烈的论战性。周作人的序和俞平伯的跋、沈启无的后记一样，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但都是有针对的论敌的。俞平伯自称“新近被宣告‘没落'的”，“被宣告”的主语不言而喻。这样，有理论，有材料（作品选），师徒几个披挂整齐，回击左翼文学，又有林语堂等人的理论和作品以为策应，于是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言志派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