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清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传承史上的集大成者，无论就诗歌型态体式的演变还是审美兴观的功用，都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清代的文化政策、学术思想以及中西文化的交融都对清诗的艺术取向及演进轨迹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晚清诗歌的新变，也为古典诗歌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途径。
有清一代诗歌作为中国古典诗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当然也是中国古典诗歌集大成的总结，无论从诗歌的认知功能性，还是艺术的审美多样性来说，都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①。对清诗的研究有助于认识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完整性及集大成的特点。但是长期以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等先入为主的成见，导致了清诗研究的滞后性。“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清代特定的政治与文化背景导致清诗呈现出迥异于前代的风貌。郑板桥“吾文若传便是清诗清文”的豪言以及“诗界革命”派提出的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的主张，更显示出清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自信。清诗学与清诗呈现出双峰并出的姿态，诗话、论诗绝句的数量和质量均超过前代，大量诗歌选本的编纂也放射出清人阐发自己诗学理论、流播自己诗学主张的热情。对清诗学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古典诗学的延续性与创新性，能更好的评估清代诗歌与诗学的文学价值与历史意义。
清诗的文学评估与历史地位
（一）、诗的古典传统集大成与大结裹
中国诗歌发展到唐朝，各种体式渐趋完备，创作风格也日臻成熟。不论“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还是“有唐诗做榜样是宋人的不幸”，都证明了唐诗在诗歌史上无与伦比的地位。在唐诗兴盛的高峰面前，宋人开创出“体态性分”与唐诗面貌迥异的宋诗，形成了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局面。元遗山的《论诗绝句》就认为“只知诗到苏黄尽”，钱钟书也说：“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也就是说自唐宋以来，古典诗歌的各种体式已基本定型，不论元诗、明诗，还是清诗都出不了唐宋诗的范围。但特定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学术环境又使得元明清的诗歌取向大相径庭，相对于元明而言，清人对前代诗歌遗产的借鉴更多了一种海纳百川的眼光和胸襟。
清代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前代丰富的诗歌遗产为他们提供了借鉴对象。在艺术形式上，诗人们自觉的扮演了集大成的角色。清代的诗人对明代诗坛众说纷纭的争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都小心翼翼，唯恐重蹈明人的覆辙。在对待唐宋诗歌遗产的态度上，也一反明人偏于独尊的狭隘做法，主张转益多师，熔铸唐宋。清诗人既推崇宋人之筋骨思理，又不菲薄唐人之风神情韵，形成了祧唐祢宋的创作主流。大体而言，清诗的发展趋势是从兼采唐宋到自出手眼，力图在熔铸唐宋的基础上创作出一种非唐非宋、自具面目的“清诗”。后期梁启超倡导的新意境、新语句的诗界革命，对古体诗的发展做出了大胆尝试。虽没有完全跳出古典诗歌旧风格的圈子，却也显现出传统诗歌现代化的转向。同光体倡言宋诗，南社则力振唐音，他们之间唐、宋之争也成了古典诗学发展史上的最后一幕。
“国家不幸诗家幸”，江山易代、外夷入侵也促使诗人的作品呈现出迥异前代的风貌。满族铁骑入主中原的社会剧变对严于“华夷之辨”的汉族士人来说，无疑是难以接受的惨痛事实。明清易代引发了浩浩荡荡的遗民诗潮，也为清诗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清朝后期海外列强的入侵打破了天朝上国的美梦，唤醒了一部分士人睁眼看世界，掀起一股经世致用的热潮。最后，在列强军事入侵的同时，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也大量输入中国，开拓了诗人的眼界。西方思想的大量输入为诗界革命的兴起打下了思想基础，而西方新事物的输入也为诗歌的近代化提供了充分的诗料。
在女性文学历史谱系中，清代也呈现出彬彬一时之盛的局面。能诗善词的才媛淑女层出不穷，仅《清诗别裁集》就收录清初80多名闺秀诗人，而有清一代存诗的女性诗（词）人更是多不胜数。纵观整部女性诗史，清女诗人“参与文学创作活动留下作品之丰厚，有史以来无逾此时”。袁枚、陈文述等尊重妇女的文化人格，敢于冲破时俗的禁锢广招女弟子，无疑推动了清初女性诗坛步入辉煌。“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秋瑾以不让须眉的豪情成为女性文学领域的最后一朵奇葩②。
（二）、清诗清诗学格局的承祧
清代诗人祧唐祢宋的原因大致有四点：首先这是对明代前、后七子独尊盛唐诗的反拨。其次，唐朝国势强盛，诗人们的民族自信心也空前膨胀，体现在诗歌中也多有“万国衣冠”、“九州阊阖”的大国气象，属于正风正雅。宋代建国之初就面临境外政权的武力威胁，尽管委屈求和终不免国破家亡。宋朝积贫积弱的国势，程朱理学的盛行，使得诗歌多了些筋骨思理，少了大国气象。“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宋代诗歌属于变风变雅。而清朝的境遇绝类于宋，先是明清易代，战乱频仍，后期海外列强的入侵也使得兵燹不绝。体现在诗歌中多为“变风变雅”，在表达的气势上根本无法企及盛唐的恢宏。再次，对宋诗的亲近也是民族认同感的体现。清（后金）灭明，与金灭北宋极其相似。相似的历史命运使明遗民对宋朝有一种“天涯同命人”的认同感。最后，清代诗人出于对明代“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虚浮学风的反拨，普遍注重学问。这也比较契合宋诗注重“筋骨思理”的特点。
康乾盛世时，诗歌的发展偏离了祧唐祢宋的主流，“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接踵而起，呈现出多家争鸣的局面。康、雍、乾三朝文网森严，诗人动辄得咎。神韵讲空灵蕴藉，肌理重金石考据，几乎不着政治痛痒。格调说更是符合乾隆借诗歌教化百姓的主张。此外不应忽略的还有讲求“性灵诗”的干将——郑板桥，他和袁枚是清代为数不多的自称为别出手眼的狂士，是清诗从祧唐祢宋到自出手眼的积极尝试者。郑板桥宣称：“吾文若传，便是清诗清文；若不传，将并不能为清诗清文也，何必侈言前古哉!”袁枚也说过：“若问随园诗学某，三唐两宋有谁应？”（《遣兴》）之后清诗的发展基本没有偏离祧唐祢宋的主流，直到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才对传统诗歌进行了新语境为主干的改革，染上了现代化的色彩。
（三）、创作与理论的双峰并出
清代诗歌创作群体蔚为壮观，作品卷帙浩繁。故沈德潜认为：“国朝圣圣相承，皆文思天子。以故九州内外，均沾德教。余事做诗人者，不啻越之、燕之函、秦之庐，夫人能为之也”（《清诗别裁集?序》）。仅徐世昌所辑录的《晚晴诗汇》就收录作者六千一百多家，诗作两万七千多首，入选诗人已远远超出《全唐诗》所收录的两千多家。根据《全清诗》编纂委员会的初步推算，有清一代有作品传世的诗人超过10万人③。暂且不论清诗人的创作成就如何，他们对诗歌创作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既有借编定诗选阐释其论诗主张的，又有依靠论诗绝句（诗）的创作来阐明诗学观点的。根据郭绍虞《万首论诗绝句》编选的内容来看，清代论诗绝句的数量几占百分之九十。而诗话这一理论载体在清代更是品种繁富，蔚为大观。据蒋寅先生的保守估计，清诗话的总数超过一千五百种是没有问题的（《清诗话考?自序》）。即使根据张寅彭比较审慎的统计，现存的清人诗学著作也多达八百余种，是现存宋代诗学著作的九倍左右。由此可见有清一代不足三百年的诗歌与诗学创作名副其实地扮演着古典诗歌、诗学的集大成角色。
清诗的学术文化生态
（一）、清人是在怎样的政治氛围和文化政策下写诗谈诗的
“历代文学发达，与君主的提倡都是有很深的关系。如汉赋、唐诗都是受了政治的特别提携，才得格外发展”（胡云翼《宋诗研究》）。康熙、乾隆为了获取汉族的认同感以巩固统治，都积极地汲取汉文化养料。他们自幼就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对汉族文人视为身份象征的吟诗作赋也津津乐道，于政事之暇，笔耕不辍，留下相当丰富的诗篇。康熙的诗歌，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共存诗一千一百多首。而乾隆皇帝的诗歌数量更是令人瞠目，他的诗集有《乐善堂集》以及《御制诗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五集》。《四库提要》说“自古吟咏之富，未有过於我皇上者”。“十全老人”驾崩前一年曾得意地说：“予以望九之年，所积篇什几与全唐一代诗人篇什相埒，可不谓艺林佳话乎？”（《御制诗?余集》卷十九《鉴始斋题句跋》）当然，数量并不意味着质量，康熙、乾隆的诗歌都是“历史价值大于艺术价值”的，但他们的榜样作用是无穷的。
康熙、乾隆深知“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的道理，在身体力行创作诗歌的同时，都强调了诗歌创作的道德教化及经世之用。乾隆认为“寻常题咏，亦必因文见道”，自称“不屑为风云月露之词”。他还明确指出诗歌的目的就是教忠教孝，“离忠孝而言诗，吾不知其为诗也。”（《清史列传?沈德潜传》）这种“因文见道”的观点就是传统儒家诗教“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体现，由此我们不难想到沈德潜的“温柔敦厚”的格调说何以在乾隆时期盛极一时的原因。
清军入关之初为取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而宣称：“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唯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清史稿?范文程传》）。同时又礼葬崇祯帝，并以开科取士来争取读书人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1645年8月，浙江总督张存仁建议清王朝：“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
（《清世祖实录》卷十九）。但“发令”的再度颁行引起江南士民的强烈反抗，“嘉定三屠”的惨无人道更激发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思想。顾炎武、王夫之、吕留良等都积极地宣扬民族思想，认为“夷夏之辨”超过“君臣之伦”。这些思想激起了汉族士民特别是明遗民的抗清斗志，清廷也对之采取了一系列的高压政策。如顺治十四年的“科场案”、十六年的“通海案”、十八年的“奏销案”，其主要目标就是打击汉族士人，尤其是其中的知识分子精英。
清王朝又采取了借文字狱罗织罪名以消弭异端思想的做法，康、雍、乾三朝最为频繁酷烈。康熙时影响最大的文字狱当数庄廷的《明史》案和戴名世的《南山集》一案。雍正时轰动最大的文字狱是曾静、吕留良案。乾隆时文字狱多达135起，其中许多典型案例便是“诗”引发的，如江苏东台县举人徐述夔的“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胡儿）搁半边”及“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的诗句，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有“一把心肠论浊清”句，乾隆帝认为“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胡被斩首。而备受乾隆眷顾的沈德潜，因《咏牡丹》中“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句子而死后获咎。纵观文字狱的案例，其间固不乏有人利用诗歌来表达对清廷的不满，进行“恶毒攻击”的，但大部分属于深文周纳，滥杀无辜，为的是杀一儆百，宰鸡吓猴，树立清王朝的政治文化权威。在这种文化政策下，士人们噤若寒蝉，动辄得咎。诗人们要么“温柔敦厚”，要么“独抒性灵”，要么“探讨肌理”。民族反抗、反对专制等有关国家民族的现实见解不能公开表达，因而也促使诗人们转向咏史诗创作。躲进古史堆一来与学术文化沟通，又可借古史以抒愤，浇胸中之块垒，形成了清代咏史诗的繁荣局面。
武力镇压与文字狱戕害虽然在士大夫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儒家文化对异质文化的排斥与抵抗。清朝的统治者意识到要想长治久安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汉族士人的文化认同。故康熙亲政以后，恩威并施取代了先前的一味镇压的政策。熊赐履奏请“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倡导程朱理学以钳制士人的思想。康熙十七年，下令征召“博学鸿儒”；康熙十八年，又征召“遗贤”以修明史。在1684年11月初，康熙亲自拜祭明太祖陵，归途中又祭孔子庙，并亲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于大成殿上，意在消除明遗民的抵抗情绪，表明对汉文化的重视，争取汉族知识分子的拥戴。同时为了表示“稽古右文，崇儒兴学”的诚意，清王朝招罗大批士人，大规模的搜集、注释、出版古代典籍，其中当然以儒家典籍居多。
正是在这样的国家文化政策的导引下，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诗人们开始缓过文化情趣转变文化心态。学术一途由鼎革之际的经世致用逐渐转入琐屑的故纸堆，而千岩竞秀的遗民诗坛也逐渐转向“醇雅”、“温柔敦厚”的诗学追求。康、雍、乾三朝诗坛从“国初六家”、“格调说”、“肌理说”到“乾隆三大家”，从流派纷呈上看确实有“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宏大气象，但相较遗民诗人却少了一份关注现实、心怀天下的热忱。
（二）、清代学术格局中的诗学
清代的学术呈现出重总结、善融通、集大成的特点，不仅有汉学、宋学对立与融合，也有汉学内部今、古文的分歧与统一，更有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会。学术格局的演变促进了诗学追求的变更。鼎革之际的士人针对明末“束书不观”的虚浮学风，提出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顾炎武首倡“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对“置四海困穷于不顾，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的清谈之风痛加针砭，提出以“修己治人之实学”来代替“明心见性之空言”。明清之际的诗人大都崇尚学问，注重学以致用，实现了经学与诗学的结合。这也基本奠定了清诗强调经世、看重学问的基调。儒家传统诗教的“美”、“刺”、“言志”、“兴、观、群、怨”、“事父”、“事君”诸功能得到了充分的恢复。
自康熙亲政到乾、嘉之际，清政权渐趋稳固，经济也有所恢复和发展。清初“经世致用”的治学方式由于清廷的高压文化政策和遗民心态的渐转平和已转入考据一途，出现了“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灿然如日中天”的局面。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的引导下，诗人们更多的转向诗歌本体探究，这正是历来积极提倡淡忘政治和消极无奈不问时事的文士们的学术传统。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接踵而起，各树坛坫，一时蔚为壮观。沈德潜的格调说强调儒家诗教的教化功能，也被视为乾隆朝的盛世元音。很能代表这一时期学术
走向的应该是翁方纲的“肌理说”，“资书以为诗”的诗学趋向正是乾嘉汉学在诗学领域的投影。
道、咸以降，国运式微。面对接踵而来的内忧外患，注重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逐渐取代了古文经学的主导地位，倡言改革以试图挽救封建王朝的颓势。前一时期恬淡典雅的盛世元音早被“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败局面所打断，浓重的历史意识和救亡图存的责任感再度兴起，故陈衍认为有清一代的诗歌“道光以来，一大关捩”。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促成了中西文化的交融，也促进了诗界革命对新语句、新意境等诗歌新范型的追求。
清诗的演进轨迹与应当注意的几个人物
（一）、关于遗民诗
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齐桓公即凭借“尊王攘夷”的举动获得了各诸侯的认可，取得了霸主地位。金灭北宋以及元灭南宋后实行一系列文化政策，刺激了汉族士人的民族自尊，使得严于“华夷之辨”的思想重新萌发。同时，程朱理学强调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汉族知识分子“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民族气节。在明清易代之际，汉族士人基于“华夷之辨”的思想和挽救民族文化存亡的动机，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遗民诗潮。仅卓尔堪《遗民诗》就录取了525家，钱仲联《清诗纪事?明遗民卷》收402家。明遗民对明朝的覆亡以及传统文化的危机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宋明理学的繁盛局面与宋明接连被异族灭亡的事实促使大部分士人正视现实，力图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以正确定位。
在经世致用学术思潮影响下，遗民诗人的故国之思及对清军暴行的控诉不可避免的成为遗民诗的主旋律。“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写出了遗民沉痛的故国之思；“扬州城外遗民哭，遗民一半无手足”则控诉了清军屠城的暴行。对于整部清代诗史而言，清初遗民诗不仅为清诗取得“超轶元明，上薄唐宋”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起到了“导夫先路”重要功效。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作为明清之际著名的三大思想家，都曾亲自参加了抗清斗争。他们注重学问的主张对清代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清一代诗人普遍重视学问，并且也为清人亲近注重学问的宋诗埋下了伏笔，而黄宗羲更是主动的要学宋。钱钟书先生认为“当时三遗老篇什，亭林诗乃唐体之佳者，船山诗乃唐体之下劣者，梨洲诗则宋体之下劣者。然顾、王不过沿袭明人风格，独梨洲欲另辟途径，殊为豪杰之士也”。王夫之的诗虽被称为“唐体下劣者”，但他的诗学思想却显示出独到之处。明清之际的诗人普遍重视诗文和世运的关系，强调以诗存史，这正是思想学术折射在诗歌、诗学中的典型表现④。
明清之际的诗坛大家当首推钱谦益、吴伟业。牧斋、梅村二人虽“两姓事君王”，在政治立场上进退无据，于大节有亏，但不能因人废言否定他们的诗歌成就，他们的诗也是一种特殊面貌的遗民诗。钱牧斋针对明代诗坛纷纭庞杂的争论，提出了截断众流的理论。目竟陵派为“学古而赝”、“师心而妄”者，他肯定公安派但也对公安派的“机锋侧出，矫枉过正”提出批评。钱谦益论诗主张转益多师、别裁伪体。他本人的诗歌就熔铸唐宋诸大家，兼取元遗山，可谓“才气横放，无所不有”。他的大型七律组诗《金陵秋兴》饱含诗人抗清复明的强烈感情，其价值可视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犹胜一筹⑤。吴伟业对出仕清朝的自悔之辞在诗中比比皆是，“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缘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过淮阴有感二首》）。在《临终诗四首》其一也描述了“忍死偷生廿载余，如今罪孽怎消除”的自责之情。吴梅村的七言歌行，如《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征词属事，篇无虚咏，被誉为一代诗史。
钱、吴二人对有清一代诗歌面貌与骨子留下了十分深重的影响。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提出了许多辟透的诗学主张，如强调诗歌创作的“不诚无物”及诗史观念。钱谦益身事两朝均居高位，又曾主盟诗坛几十年，加之好奖掖后进，其诗学思想流布极广，是结明而开清的关键人物。吴伟业的“梅村体”是中国古代叙事诗发展链条上光辉夺目的一环，也是清人在诗体创新方面的杰出代表⑥。“梅村体”影响了有清一代诗人，从陈维崧、吴兆
骞到王国维都受到了“梅村体”的启沃与濡染⑦。（二）、“国朝”诗人的演进轨迹与应当注意的几个人物在遗民诗人（包括变节诗人）的影响与扶植下，真正意义的清诗人逐步走上诗坛。自康熙亲政到嘉庆末期的诗坛为“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所笼罩。在特定的政治文化政策影响下，更多的诗人注重诗歌本体探求，创作风格也由抒写家国之痛的慷慨之音渐变为恬淡醇雅的平和之调，标志着清代诗坛逐步走出遗民诗的时代。
继钱谦益而起主盟诗坛的是主张“神韵说”的王士，他论诗并不强分唐宋的优劣，宋元诗自有其特定的价值。如他的第十七首《论诗绝句》就提出“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另外他对宗唐、宗宋的门户之争十分反感，他认为：“近人言诗，好立门户，某者为唐，某者为宋，李、杜、苏、黄，强分畛域。如触蛮氏之斗于蜗角，而不自知其陋也。”故钱钟书先生认为，“有清一代，主持坛坫如归愚、随园辈，以及近来巨子，诗学诗识尚无能望其项背者”（《谈艺录》卷三十）。诗坛上和王士并负盛名的是朱彝尊。朱氏早期推尊唐音，力诋宋调⑧：“迩来诗格乖正始，学宋体制嗤唐风。江西宗派各流别，吾先无取黄涪翁”（《题王又旦过岭诗集》）。出仕之后，转学宋诗，如屈大均《送朱上舍》所云：“逃唐归宋计亦得，韩苏肯让挥先鞭”，而中年以后“恃其博奥，尽弃格律，欲自成一家，”（《瓯北诗话》卷十）。其诗风的改变体现了清朝前期诗歌的演进轨迹。艺术形式上，由早期受“云间”、“西泠”影响的宗唐到后期的渐趋入宋，他以自己的创作成就和诗学理论极大的促进了浙派宗宋诗风的形成。
乾隆强调诗歌的教化功用，在当时的诗坛上，最能体现这种观点要求的是沈德潜的格调说。沈氏论诗力主温柔敦厚，强调诗歌“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说诗语》）重要功用。袁枚针对“格调说”的偏重教化而着重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他主张“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认为诗歌“不必尽归于道德”。他反对傀儡衣冠的假盛唐诗，主张“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但他并非排斥学古，“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无，吐故吸新，其庶几乎”（《续诗品?著我》）。袁枚的性灵说开创了个性解放的思潮。与袁风格相近的有赵翼、洪亮吉、张问陶等人，稍后受他影响的还有下启龚自珍的黄景仁、舒位、王昙诸人。赵翼论诗亦主张独抒性灵，他认为“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黄景仁的诗歌也较多的暴露了盛世外衣下隐藏的黑暗社会现实，写出了自己的悲惨命运。如“全家都在西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都门秋思》其三）、“我曹生世良幸耳，太平之日为饿民”（《朝来》）。
在晚清诗坛上真正揭露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封建衰世的黑暗现实、呼唤时代风雷的代表当为“亦狂亦侠”、“亦剑亦箫”的龚自珍。他的诗奇肆瑰丽，不拘唐宋成法而自创面目，开了“诗界革命”的先声。在政治变革及中西文化交流日渐频繁的影响下，晚清诗坛掀起了开辟诗歌发展新途径的“诗界革命”，其代表人物以黄遵宪、丘逢甲、梁启超为首。程恩泽、祁藻、曾国藩、郑珍、莫友芝推崇宋诗，上承厉鹗而下启同光体。而同光体和南社的宗唐宗宋之争不可避免地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后一幕。
在清诗的历史图谱中似乎还要注意下面几个人物，由于他们特定的文化艺术影响与政治历史地位，在清诗的演进发展中表现出独特的作用。
郑板桥的诗、书、画，堪称“三绝”。其人“性落拓不羁”，喜“放言高谈，臧否人物”，素被正统文人目之为“狂怪”之人。但在他“狂”、“怪”的表象下掩盖的是强烈的儒家济世情怀：“我辈读书人，入则孝，出则悌，守先待后，得志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因此对“三绝”占其二的书画，郑燮似乎并没引以为豪。他认为：“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颇有点“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意味，不得已而为之也仅是“借此笔墨为糊口觅食之资，其实可羞可贱”。由此可知，郑板桥的最高理想虽不能说“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也可说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因此劝诫他的弟弟“发愤自雄，勿蹈乃兄故辙也”。他更瞧不起那些略懂字画就自称“名士”之徒，他认为：“名士二字，是诸葛才当受得起。近日写字作画，满街都是名士，岂不令诸葛怀羞，高人齿冷？”（《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较之书画而言，郑燮对自己的诗文尤为自得。自称：“颇有自铸伟词者，而又有长短句及家书，皆世所脍炙。待百年而论定，正不知鹿死谁手。”他说：“板桥诗文，自出己意，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切于日用。……板桥十六通家书，绝不谈天说地，而日用家常，颇有言近指远之处。”（《板桥自叙》）“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切于日用”是他儒家济世情怀在诗文创作上的集中体现，正如他的《偶然作》所写的那样：“纵横议论析时事，如医疗疾进药方”，强调了诗歌“补察时政”的政治功用。他主张诗歌应当“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苦，剖析圣贤之精义，描摹英杰之风猷”，而“逐光景，慕颜色，嗟困穷，伤老大”的作品，即使“搜精抉髓”，也“不过一骚坛词客尔”（《后刻诗序》），所以像“王摩诘、赵子昂辈，不过唐、宋间两画师耳!试看其平生诗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间痛痒”（《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自出己意”指郑板桥于诗文强调自成一家。针对宗唐宗宋之风，郑板桥强调要有自己的独创性，不拘泥于前人成法。他认为：“作文必欲法前古，婢学夫人徒自苦。”（《赠潘桐冈》）故他自豪地宣称：“吾文若传，便是清诗清文：若不传，将并不能为清诗清文也，何必侈言前古哉!”郑板桥于落拓之时所作的道情小唱，于超脱的表象下深藏着不能“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的无奈。如“老书生”、“老樵夫”、“老头陀”等章看似浅俚却足以“唤庸愚，警懦顽”。而“邈唐虞”、“吊龙逄”则充满了吊古伤今的感慨。鲁迅认为这些作品价值远胜于《家书》，阿英也认为郑板桥是众多的“道情”作者中最成功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