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佑、天历间雅正诗风的出现，是南宋以来诗坛出现的唐诗与宋诗之争以及金元之际尊唐复古风气发展的必然结果。
宋诗自江西诗派出，最终形成了其以理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基本格调，并长期统治着宋代诗坛。到南宋杨万里、陆游等，他们的诗才唱出了与宋诗稍有不同的异响。至南宋后期，学习唐诗的风气较为盛行，明人徐象梅《赵师秀传》云：“至潘柽出，始倡为唐音”，四灵诗派出现后，“唐体盛行，其诗清新圆美”。南宋末的时候，江湖诗派继四灵之后，把学唐诗之风气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刘克庄自云学诗经历：先学陆游、杨万里，兼取江西，上及于唐人，大小家数，手抄口诵。戴复古面对风雨飘摇的动荡时局，发出了“飘零忧国杜陵老，感遇伤时陈子昂”的感叹18，时人即云“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作，一时自谓之唐音”19。当时的严羽，首次倡学盛唐，云“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沧浪诗话》中指出“诗有别裁，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从理论上提出了反对“以理为诗、以才学为诗”为特征的宋诗的观点。
元灭南宋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南北文化交流的局面，加之当时朱陆合流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诗歌自身的发展，在至元、大德年间出现了元代诗歌创作的一次繁荣。这个诗歌创作的高峰，以风格多样、调和唐诗、宋诗为其主要特征。当时由南方入元的诗人，在纠正四灵、江湖诗派诗风的弊端中，分为两途，戴表元、袁桷、仇远、白铤、赵孟等人借复古以尊唐，方回、吴澄、刘埙、赵文、刘将孙、胡炳文等人则力主宗宋。主张学习唐诗的诗人，反对宋诗“以理为诗”，主张诗歌创作要有韵味，如袁桷认为“理学兴而文艺绝”20，“夫以理为诗，文常患于不工”21。提出“今一以理为言，遗其音韵，失其体制，其得谓之诗欤”22。因此，他们打出“尊唐得古”的旗号，主张有情之诗，提倡一种振荡凌厉、清整雅洁的诗歌风格。赵孟“为律诗则专守唐法”23，释弘道说赵诗“波澜有唐句，潇洒晋贤风”24，戴表元称道那些“奔驹纵鹘，搴拔俊耸，飞舟幻宾，闪烁风发”的诗是诗人之情之所致25。至元、大德间尊唐的诗人以清整雅洁之诗代替四灵、江湖诗派的孱弱纤细，以情真意切的韵味代替宋诗的理趣，把诗歌创作重视诗的艺术的一面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而此间宗宋的诗人，紧步江西诗派之后尘，提出“一祖三宗”之说，方回《瀛奎律髓?陈与义清明批》中云：“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余可预配飨者有数焉”，认为“学诗不以杜、黄为宗，岂所谓识其大者。”26他们崇尚理趣，张之翰《陈菊圃尚书以诗相饯依韵为别》中说：“文不本乎理，岂得文之真；诗不由乎义，岂得义之灵。”当时诗坛出现的崇尚平淡自然诗风的倾向，实际上是由宋入元的一部分诗人接受宋诗以淡为美的审美情趣的必然结果。而表现出来的重视作家个人精神风格的倾向，则是理学主张内心冥悟的哲学思理在诗学思想上的折射。但至元、大德间尊唐、宗宋的倾向并未表现出壁垒森严的局面，而是呈现出一种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状况。尊唐诗人并不完全排斥宋诗，他们往往把唐、宋诗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如云：“唐之元和，宋之庆历，斯近矣。”27而宗宋的诗人也不完全拘于宋诗的理趣，他们中不少人也看到“以理为诗”是宋诗之不
足，认为“皆理义策论之有韵者”最道着宋诗之病28。至元、大德年间这种诗分唐宋、调和唐宋的诗歌风气，是宋诗之后诗歌向重艺术、重兴味方向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为延佑、天历间诗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至元、大德年间毕竟是元刚刚混一南北的时期，在位之臣，多有攻城野战之功。而那些“守志厉操之士，高蹈深隐于其乡”29，因而这一时期诗人，除少数台阁诗人外，多为在野文人，正是他们，造就了这一时期诗坛风格各异的崭新局面。随着时运日益承平，加之朝廷以显爵延致山林隐人，至元、大德后诗人群体，成份发生了较大变化，台阁诗人渐渐占据主要地位。诗风的变化也就在所难免。姚遂《跋雪堂雅集后》记至大三年（1310）京城文人雅集之盛况，正是延佑、天历诗风变化的前奏：
雪雅堂集…去者去其繁，复得二十有七人，副枢商士讳挺，中书则平章张九思，右丞马绍燕公南，左丞杨镇，参政张思立，翰林承旨则麓庵王公讳磐、董文用、徐勃、李谦、闫复，翰林王构，学士则东轩徐公讳世隆、李磐、王恽，集贤学士则苦斋雷君膺、周砥、宋渤、张孔孙，赵孟，御史中丞王博文、刘宣，吏曹、尚书则谷之秀、刘好，礼部郎中张之翰，太子宾客宋道，提刑使胡祗，廉访使崔，皆咏歌其所志。
余阙《待制集序》中说“当是时，士大夫之尚，论学则尊道德而卑文艺，论文则崇本实而去浮华，盖久而至于至大、延佑之间，文运方启，士大夫始稍稍切磨为辞章”。余氏所云，是就建元以来台阁诗人的情况而言的，但他毕竟客观地指出了至大、延佑文风变化这一历史事实。
延佑、天历间的雅正诗风，也是金元之际诗坛尊唐复古风气发展的必然结果。金承北宋，在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方面深受北宋的影响。和南宋诗坛一样，金代诗坛也出现了批评宋诗、提倡唐诗的复古倾向。赵秉文于《答李天英书》中提出作诗当学“《三百篇》、《离骚》、《文选》、《古诗十九首》，下及李、杜”，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云：“百年才觉古风回，元佑诸人次第来。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他倡导唐诗，认为唐诗“知本”，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他云：“唐人之诗知其本乎?何温柔敦厚蔼然仁义之言多也。”他是从传统儒家的诗学观念出发来衡量唐诗的。元好问主于风雅正体的思想，正好与元代初期保存汉民族传统文化及回归儒学的社会心态相适应。金元之际尊唐复古的主张，主要是恢复传统儒家的诗学思想，这一点，对延佑、天历间雅正诗风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延佑之后，元王朝进入其前所未有的和平盛世，当时，文人士大夫“涵煦乎承平，歌舞乎雍熙，出其所长，与世驰骋，黼黻皇猷，铺张人文”30，完全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时代风尚的变化要求一种思虑安静，辞气平和的盛世之音与之相适应。生活于延佑、天历间的诗人开始对此时的诗歌创作进行深刻的反思，范德机于《咏古》诗中感叹“正声始微茫，与世狎隆”、“雅道日以晦，六义谁折衰”；虞集在《庐陵则桂隐有程序》中感慨南方新附之后，“执笔者，肤浅则无所明于理，蹇涩则无所昌其辞，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陈腐，强自高者，唯旁窃于异端”，呼吁要“激清风于古道，发大雅于儒林”31。他们提倡的理想诗歌，即：“为诗与为政同，心欲其平也，气欲其和也，情欲其真也，思欲其深也，纪纲欲其明，法度欲其齐，而温柔敦厚之教常行其中也”32。而至元、大德间宗唐诸公所提出的“宗唐得古”的主张以及金元之际的诗风，恰恰为此间“鸣太平之盛”的雅正诗风的形成准备了充分的前提条件。文学自身发展所要求的对诗歌艺术规律的重视和对盛世之音的追求，使延佑、天历间诗人很自然地在格调上把唐诗作为理想的诗歌范式，以致形成“天历之际，作者中兴，上探诗书礼乐之源，下咏秦汉唐宋之澜，摆落凡近，宪章往哲，缉熙皇坟，光并日月，登歌清庙，气陵骚雅，由是和平之音大振，忠厚之璞复还”的局面33。值得提出的是，延佑、天历时期是“理学”成为“国是”的时期，程朱理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使此间雅诗的创作必然受到理学思想的浸染，理学思想影响下的“吟咏性情之正”的诗思，使此间诗坛在学习唐诗的同时很自然地被纳入到符合理学之“理”的轨道，从而使传统儒家的“雅正”之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了新的内涵。
三
延佑科举考试的重新恢复和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以及延佑、天历间词学思想和曲学思想的变化，对延佑、天历间雅正诗风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皇庆二年（1313年），元仁宗听从中书省的建议，下诏开科取士。《元史?选举志》云这次科考：“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皇庆科诏所定考试程式，汰除浮华，重古注疏和古赋，突出强调了经术和实用，尊定了程、朱理学的“国是”地位。欧阳玄《李宏谟诗序》在谈到这一点时云：“宋讫科举废，士多学诗，而前五十年所传士大夫诗多未脱时文故习。圣元科诏颁，士亦未尝废诗学，而诗皆趋于雅正。”那么，延佑科考是如何刺激了之后雅正诗风的形成呢?
（一）延佑科举之制带来的社会风气的变化，对延佑、天历间雅正诗风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自戊戍（1238）选试以来，由于科举考试长期停止，除少数知识分子混迹于官场之外，不少文人或为工、为农、为商、为吏。延佑科考无疑给知识分子带来了走上仕途的希望，也促使了知识分子奔竞科考，尊祟理学，餐淳茹和，吟咏太平的风气。他们有感于皇帝开科取士之恩，在诗歌创作上侧重于咏歌太平之盛。黄《彭史绍诗序》云当时士风，云“为士者，唯知涵煦德泽而与咏歌太平之盛，欲访百年之遗事”，其欢欣鼓舞之情，申然可见。所谓：“朝廷方贵士，经术足谋身”，“云霄开大道，溟涨接通津”34，正是当时知识分子雀跃欢呼的鲜明写照。当时鸿生硕儒，为文皆雄深浑厚，而无靡丽之习。如蒲道源“以性理至学，施于台阁之文，譬如良金美玉，不假锻炼雕琢，而光铄自不可掩”35。黄“诸论著一本乎六艺，而以羽翼圣道为先务”36，以致世风时和气清，文风辞平和而意深长，“淳古醇厚之风立，异人间出，文物灿然，是古昔可以加焉”37。这种文风的形成，无疑给诗坛创作咏歌太平之盛的雅诗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延佑科诏提出以程朱理学家的注疏作为准绳，这就使兴于宋代的理学在元代第一次被抬高到至尊的地位。苏天爵《伊洛渊源录序》云：“仁宗临御，肇兴科举，网罗俊彦。其程式之法，表章六经，至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专以周、程、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学异说，悉罢黜之。”科举程式的鲜明导向，使延佑、天历间学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欧阳玄《文正许先生道碑》云“皇庆、延佑之设科……一洗唐以来声律之陋，致使海内外之士非程朱之书不读”，从而成就了延佑前后非程朱即罢而黜之的学术风尚。吴师道“于经术颇深”，为文“多阐明义理，排斥释老，能笃定师传”38。虞集曾上书皇帝，主张“求经明行修成德者，确守先儒经义师说，而不敢妄为论者”，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使学者习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39。这种学风，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吕浦《与柳陶夫书》云：“欲为辞章之学，则当以理为主，取法游夏，规模屈宋。纵观先秦汉晋唐宋之文及当今名士著作，立言缀论，往往杰然特出。足以黼黻皇献，规范当世者，方可无愧于平生之学，亦不失为有用之文矣!否则，区区缀缉，既背于理，奚足为文，无益于己而尚人乎?”这即是说，文学要明于理，要合乎伦理道德的一切要求。欧阳玄在《罗舜美诗序》中说：“诗不轻儇，而日进于雅，不锲薄，而日造于正。诗雅且正，治世之音也，大平之符也。”延佑、天历间诗人“不足以得其性情之正，未可言诗也”的主张40，正是“一趋于正”的学风引出的必然结果。
（三）延佑科举，促进了诗坛复古风气的发展。元代诗坛复古之风，在至元、大德期间已经出现，而延佑、天历之间诗坛的复古风气，既是至元、大德间复古风气的延续，又来自于科举考试的引导和刺激。揭斯《吴清宁文集序》中谈到科举考试对复古风气影响时说：“须溪（刘辰翁）没一十有七年，学者复靡然弃哀怨而趋和平，科举之诱之也。……於今明经取士，所谓程文，又皆复乎古。”
当时文人士子，多以师古为训，如黄《赠文林郎江浙等处儒学副提举许公墓铭》云“金马夸豪贵，吾谓非士杰。惟能师古道，乃与禽兽别”，云“以斯道自任，古文人自期，乃其所望也”，应是当时复古学风的真实写照。学术之复古风气，无疑会对诗坛复古之风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后，杨维桢在其《玩斋集序》中讲到延佑后诗坛风气时，就云其“下顾大历与元佑，上逾六朝而薄风雅”。欧阳玄在谈到延佑之后诗风趋于雅正时也说此间“诗丕变而近于古”。这期间诗坛出现的上溯《诗经》、下以尊唐为主的诗歌风气，正是这种复古风气的鲜明体现。刘铣在其《与揭曼硕学士》一文中云：
一二十年来，天下之诗于律多法杜工部早期大明宫夔府《秋兴》之作，于长篇又多法李翰林长短句，李杜非不佳矣，学者固当以是为正途，然学而至于袭，袭而至于举世若同一声，岂不反似可厌哉?
“举世若同一声”，与萨都剌《送全德启之句容》中云延佑、天历间“乡情犹越分，诗句尽唐音”一起，正道出当时诗坛格调以学唐为主的诗歌风气。
延佑年间，张炎、沈义夫等人继承了南宋以来词坛的尚雅之风，提出了倡导雅正的理论。《词源》序言中说：“古之乐章、乐府、乐曲，皆出于雅正。”在此书中，张炎提出了词的“雅正”标准，既有思想方面的，如词之情志、志趣、意趣，也有艺术方面的，如意境、风格、语言、音律等。而在“情”与“志”之间，他又以“志”为主，所谓词之“雅正”，乃“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去雅正之音”，正是讲的“志”在词之雅正方面的主导作用。而他讲的高尚的志趣，实际上就是讲的符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儒家诗旨的文学思想。沈义父的《乐府指迷》也表现出了对词的“雅正”思想的推崇，他在该书《论词四标准》中所说“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从词的思想和艺术上提出了词既“雅”又“正”的标准。不难看出，延佑、天历间诗坛所讲的“风雅”、“性情之正”，与《词源》、《乐府指迷》所讲的“雅正”如出一辙。
我们在前边讲过，延佑、天历间的“雅正”诗风，实际上是在以学习唐诗为主的旗帜下，把诗歌创作重新引到“温柔敦厚”、“正以性情”的诗学思想的轨道之上，其一归“雅正”，使至元、大德年间诗坛出现的百花齐放的局面湮灭消失。尽管如此，延佑、天历间雅正诗风关于诗歌作法以及诗歌艺术的一些论述，对于南宋后期以来诗歌领域中重视诗歌艺术这一倾向的进一步发展，无疑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闲居丛稿提要》在谈及这一时期文风的时候云：“盖元大德以后，亦如明宣德、正统以后，其文大抵雍容不迫，浅显不支。虽流弊所滋，庸沓在所不免，而不谓之盛时则不可。……当时风尚如此，可以观世运焉，斯言允矣。”此处是在论文，但用来言延佑、天历时期的诗，也是比较恰当的。
注释：
①欧阳玄：《罗舜美诗续》，《圭斋文集》卷八。
②袁桷：《书程君贞诗后》，《清容居士集》卷三十八。
③虞集：《飞龙亭诗集序》，《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一。
④此语也见浩然子《吟窗杂录序》：“一曰贵乎典重，二曰贵乎抛掷，三曰贵乎出尘，四曰贵乎浏亮，五曰贵乎缜密，六曰贵乎渊雅，七曰贵乎温蔚，八曰贵乎宏丽，九曰贵乎纯粹，十曰贵乎莹净。”见《陈学士吟窗杂录》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415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⑤11范德机：《诗法正论》，见王用章《诗法源流》卷之上。此书中《诗法正论》题下标明“傅与砺述德机范先生意”，本文中所引《诗法正论》均与此同。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415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⑥12揭斯：《诗宗正眼法藏》，明人王用章《诗法源流》卷之上。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415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⑦14范德机门人辑录：《总论》，见明人熊逵《清江诗法》。
⑧⑨杨载：《诗法家数?五言古诗》，何文焕《历代诗话?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⑩范德机门人辑录：《吟法玄微》，见明人熊逵《清江诗法》。
13《木天禁语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七《集部?诗文评类存目》。
1516范德机：《诗家一指?三造》，明成化十六年杨成序刊《诗法》本。
17黎靖德：《朱子全书》卷五《性理二》，中华书局
1983年版。18戴复古：《论诗十绝》之六，《石屏诗集》卷六。19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20袁桷：《戴先生墓志铭》，《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八。
21袁桷：《刘内翰文集序》，《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一。
22袁桷：《题闵思齐诗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三。
23袁桷：《跋子昂赠李公茂诗》，《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九。
24顾嗣立：《元诗选?二集?山村遗稿序》。
25戴表元：《魁师诗序》，《剡源文集》卷九。26刘埙：《禁题经句序》，《隐居通议》卷五。
27袁桷：《书程君贞诗后》，《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
28刘埙：《后村论诗有理》，《隐居通议》卷十。
29虞集：《奉元路重修先圣庙学记》，《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五。
3033陈基：《孟待制文集序》，《夷白斋稿》卷二十二。
31虞集：《次韵刘伯漫送王止善员外四首序》，《道园遗稿》卷二。
32揭奚斯：《肖孚有诗序》，《揭文安公全集》卷八。34范德机：《赠裴秀才》，《德机集》卷八。
35《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闲居丛稿》。
36宋濂：《金华黄先生行状》，《文宪集》卷二十五。37虞集：《国朝风雅序》，《道园学古录》卷三十。38《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别集类卷二十《礼部集》。
39《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
40虞集：《曹士开汉泉漫稿序》，《道园学古录》卷三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