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不说，仅以诗人队伍论，便出现了一大批杰出而颇著声望的诗人，如黄景仁、赵翼、袁枚、蒋士铨、沈德潜、翁方纲、洪亮吉、姚鼐、黎简、李调元、吴锡麒、宋湘、王昶、王鸣盛、钱大昕、纪昀、张问陶、法式善等均生活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诗坛盟主或领军式的人物，如沈德潜、袁枚、赵翼、翁方纲等都是诗坛极有影响的大诗人。袁枚、赵翼与蒋士铨还被人并称为“江右三大家”，时人尚镕为此撰写了《三家诗话》，专门品评袁、赵、蒋三家诗的优劣高下。他在《三家诗话》的《三家总论》中写道：“自明七子以后，诗多伪体僻体。牧斋远法韩、苏，目空一代，然如危素之文，动多诡气。梅村、渔洋、愚山、独漉诸公，虽各擅胜场，而才力不能大开生面。三家生国家全盛之时，而才情、学力，俱可以挫笼今古，自成一家，遂各拔帜而起，震耀天下，此实气运使然也。”[4]在这里，尚镕先对明七子诗表示了不满，又对清初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祯、施闰章、陈恭尹诸诗坛大家逐一详说，认为他们“虽各擅胜场，而才力不能生面”，转而将袁枚、蒋士铨、赵翼三家与他们相比，认为三家“才情、学力，俱可以挫笼今古，自成一家”，甚至“震耀天下”。言下之意，乾隆之际的这三大家，似乎足以与清初钱谦益、吴伟业诸大家相抗衡，并认为这实由“气运使然”。他所说的“气运”，很大程度上就包括了乾隆年间恢复科举制度中“减判增诗”对诗坛所带来的兴旺和繁荣景象。
        当然，对于尚镕将乾隆年间的袁、蒋、赵三大家与清初的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祯诸大家的诗相抗衡，像沈德潜等人未必认同；但对于乾隆年间科举考试增诗一项而对诗坛带来的“气运”，使诗重现辉煌这一点，大家还是无法否认的。此外，王昶、王鸣盛、钱大昕、王初桐等则被称为“吴中七子”，也均以诗鸣于时。此类例子甚多，兹不一一罗列。更有意思的是，当时有位名叫舒位的诗人，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与喜悦，在撰写了《瓶水斋诗集》、《瓶水斋诗话》 以外，还别出心裁地撰写了一本《乾嘉诗坛点将录》，把乾隆、嘉庆年间一些有影响、有个性特色的诗人，分别以《水浒传》梁山泊英雄好汉108将排座次，如把沈德潜喻为托塔天王晁盖，把袁枚喻为及时雨宋江，把赵翼喻为大刀关胜，把黄景仁喻为行者武松.
        除了诗人队伍庞大雄壮以外，名篇佳作也是层出不穷。 如袁枚《独秀峰》一诗的中四句云：“桂林山水奇八九，独秀峰尤冠其首。三百六级登其巅， 一域烟水来眼前。”《寄聪娘》一绝云：“一枝花对足风流，何事人间万户侯！生把黄金买离别，是侬薄幸是侬愁。”蒋士铨的《五人墓》也是名篇，诗风悲慨苍凉：“断首犹能作鬼雄，精灵白日走悲风。要离碧血专诸骨，义士相望恨略同。”其五律《湖上晚归》中二联颇有唐人气息：“败叶存秋气，寒钟过两声。半檐群鸟入，深树一灯明。”赵翼的《赤壁》一律颇有名气，其后四句云：“千秋人物三分国，一片山河古战场。近日经过已陈迹，月明渔夫唱沧浪。”与晚唐名家无甚区别。姚鼐的“万顷波平天四面，九霄风定月当中”（《夜起岳阳楼见月》）、“百年身世同云散，一夜江山共月明”（《别梦楼后次前韵却寄》）诸句，几与大历诸子同调，不相上下。黄景仁的名篇似乎更多，《都门秋思》四首、《感旧》四首、《杂感》、《秋夜》诸七律都为传世佳作；《绮怀》中的“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诸句，更为后人所激赏。难怪赵翼在《论诗》绝句中曾充满自信地写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大有超越李杜或李杜再生的豪情。
不仅仅是名篇名句，这一时期的诗歌主张和诗歌理论也十分活跃，如沈德潜在王士祯提出“神韵说”之后，又提出了“格调说”的论诗主张，并继王士祯之后主盟诗坛。随后袁枚又针对沈德潜的“格调说”提出了“性灵说”的论诗主张，与沈德潜的诗论大相径庭，并继沈德潜而主盟诗坛。不久翁方纲又提出新的论诗主张“肌理说”，又让人耳目一新。况且这些诗人几乎都有自己的诗话，如沈德潜有《说诗晬语》，袁枚有《随园诗话》，翁方纲有《石洲诗话》，赵翼有《瓯北诗话》，洪亮吉有《北江诗话》，李调元有《雨村诗话》凡此，都说明了这时诗坛的繁荣、热闹与活跃。

        唐人应试诗选本的剧增与风行

        科举考试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影响到出版、文学等各个方面，以康熙晚年想改革科举、在后场“减判增诗”为例，立刻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为了学写应试诗，仅在康熙乙未（1715年）一年之中，就有许多唐人应试诗的选注本出现，如吴学濂的《唐人应试六韵诗》、臧岳的《唐诗类释》、黄六鸿的《唐诗筌蹄集》、牟钦元的《唐诗排律》、花豫楼主人的《唐五言六韵诗》等，次年又有毛张健的《试体唐诗》一书出版。这些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专选唐人五言应试之诗，拟为康熙欲“减判增诗”的考试制度服务。诚如花豫楼主人在《唐五言六韵诗豫·序》中所说：“唐以诗取士，定五言六韵为式，或有增减者，出之偶然，不可为训也。后世多取经义，兼收诗赋。本朝试士诸体悉备，而于诗独阙。今廷议欲后场减判增诗，遵为定制。然昭代诗学虽盛，第恐穷乡僻壤，后生幼学不知六韵体裁，因搜李唐三百年来应制应试，天时地舆，游览寄赠，花鸟事类，凡五言六韵之佳者，汇成卷帙，句法体格，无不兼善。既可拟试帖以守绳规，复可扩充之以资吟咏。”[5]
        沈德潜在给毛张健《试体唐诗》所写的《序》中也说：“而《试体》一选，于章句、段落、前后、虚实、分合、照应之法，创示尤详，询后学之金针宝筏也。”[6]
        由此可见，当时的这些书，都是为了适应科举制度“减判增诗”而纷纷出笼的。然而事隔不久，康熙去世，此事搁下。
        到了乾隆年间，乾隆发现科场流弊，便于丁丑（1757年）春下谕会试二场的表文，改考五言八韵的排律诗。这样一来，各种各样专选唐人应试诗的选本又竞相问世，如梁国治的《唐人五排选》、张尹的《唐人试帖诗抄》、钟兰枝的《唐人试帖笺释》、周京、王鼎、胡鼎蓉合撰的《唐律清丽集》、沈廷芳选订的《唐诗韶音笺注》、朱琰的《唐诗律笺》、秦锡淳的《唐诗试帖笺林》、张桐孙的《唐人省试诗笺》、李因培的《唐诗观澜集》等，均出版于这一时期且数量远远高于康熙晚年。据不完全统计，自乾隆此谕下达到他去世，在这短短的30多年时间里，这一类的唐诗选本就有20种左右。就连纪昀这样的大学者，也出版了一本《唐人试律说》，他在《序》中说明：“诗至试律而体卑。虽极工，论者弗尚也。然同源别派，其法与诗通迩来选本至伙，大抵笺注故实，供初学者之剽窃。初学纷纷剽窃，亦遂纷然争购之。于抄袭诚便矣，如诗法何？”[7]
        这说明，纪昀此书与当时许多唐人应试诗选本一样，也是为乾隆朝科举改革所用，而且这类书很受举子欢迎，纷纷“争购”。但他本人对应试诗的评价是不高的。
然而，以上所说的乾隆诗坛活跃的新气象，无论是名家名篇的迭出不穷，或是诗歌主张和理论的纷呈不一，或是唐诗试帖诗选的风行热销，毫无疑问都是与乾隆年间科举制度的改革，重新增考诗歌是大有关系的。关于这一原因，过去的各种中国文学史和诗歌史从未提起过，故笔者特加提出，作为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参考文献：
［1］清史稿·选举四
［2］［3］清史稿·选举三
［4］尚镕·三家诗话·清诗话缩编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920
［5］［6］［7］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344、399、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