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是描写爱情的铁笔圣手，一部《聊斋》，就是一座姹紫嫣红开遍的爱情玫瑰园。盛开在这座花园里的爱情可以忽略族类差异、跨越生死界限，不离不弃、永世追随，恰如封建礼教荒漠上的片片新绿，清新悦目，客观上表达了青年男女摆脱封建牢笼、追求自由幸福的要求，具有积极意义，但两情相悦、众生平等的纸上风景背后，坚定的男性中心主义立场时隐时现、似断还续。
首先，蒲松龄搭建的“一厢情愿的男性爱情乌托邦”贯穿着一条物化女性、将美女当作奖品赏赐贫寒书生的基本逻辑。《聊斋志异》里多篇以女性名讳为题的爱情故事，如《瑞云》、《花姑子》、《细侯》等，在叙述行进过程中，女主人公往往经历从人物角色到奖品奖赏的身份转换；男性主人公则成为恋爱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和人生博弈的真正赢家。爱情经典《瑞云》极其生动地呈现了女性这种由人到物、主体性逐步丧失的蜕变过程。色艺无双的杭州雏妓瑞云不甘下流，将出应客之时表示“价由母定，客则听奴自择之”，表现出十分强烈的自我意识。择“婿”期间她与“才名夙著”的余杭贺生一见钟情，后者苦于家境贫寒，“仓猝遂别”，司空见惯的爱情悲剧几成定局。但事情突然发生了逆转：一个来历不明的秀才略施法术，致使瑞云墨痕遮颜、怪疾缠身，遭老鸨厌弃，贺生顾念旧情赎为夫人。至此，读者为瑞云的命运转机额手称庆之际，会惊讶于瑞云身份的变异：随着情节的推进，早前那个有着强烈的自主意识的瑞云早已缄默失语，化身为作者手中随意摆布的一枚棋子。她的存在价值已经与其自我主体无关，而变身为一张单薄的品行考验试卷兼验证合格书；随后，为了奖赏贺生的德才兼备，解铃人适时露面，瞬间恢复瑞云的光洁艳丽。上述情节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颇为荒谬的信息：似乎瑞云历经沧桑磨难，只是为了给贺生保留一副纯洁而美丽的躯体。但事实确然，有故事重心的顺势变换为证。此外，花姑子(《花姑子》)代父报恩，西湖公主(《西湖主》)为母酬情，何尝不是将自己作为一份大礼赠送给忠厚君子?颜氏(《颜氏》)才华超卓，眼看着摆脱了奖品的宿命，却一个转身将这份命运转嫁给无名女子，为丈夫娶妾生子，完成人生大业；而“性慷爽、廉隅自重”的浙人宁采臣、“性方鲠”的广平书生冯相如等读书人，得到聂小倩、红玉那样的良善美女自是理所应当；就是一无所长、胆小如鼠的沂州桑子明，也许仅仅因为其“少孤”的可怜身世和大有架空之嫌的书生身份，也得以逢凶化吉、安享齐人之福。
为完成作为奖品的命运，女性有时还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而对她们必然遭遇的撕裂与疼痛，作者漠然视之。小说《细侯》讲述私塾先生满生重情，为赎妓女细侯外出筹资，不幸遭遇牢狱之灾。富商某垂涎细侯美貌，设计陷害满生并娶细侯为妻。当满面尘灰的满生返回余杭，细侯得知真相，愤而“杀抱中儿，携所有以归满”。显在层面上，作者旨在描写欢场女子追求真诚爱情的悲壮历程，因为执着追爱，细侯竟至亲手杀子。从情理上讲，“杀子”应该是一段值得大书特书的情节。多情重义的细侯临行之时，必然万千思绪都缠绕在怀中幼儿身上：他是她和满生共同仇人的子嗣；他是她精神失贞的证据；他应该还是障碍，拖泥带水地牵绊一个女人追求真爱的脚步……而对一个母亲来说，所有这些理由又必将全部归零、统统失效，因为母爱如天，亲子之爱无需任何理由，拒绝一切论证。因此，“杀子”应该是一个无限延宕的动作，永远无法完成。但蒲松龄只用了冰冷的四个字：“杀抱中儿”，就草草结束了一个如花的生命。叙述如此惨烈的行为，朴素人道主义者蒲松龄何以竞俭省至此呢?为了突出小说的爱情主题，他几乎是故意地简化和阉割作为母亲的细侯。非但如此，在小说中，杀子的恶行还得到多方宽恕：县官问明情由“竟置不究”；异史氏的评判是：“破镜重圆，义实可嘉。然必杀子而行，未免太忍矣。”看起来似乎十分辩证，但仔细体味，我们可以发现，其对杀子恶行的追问软弱乏力、有始无终，半途而废了。但无论如何，被作者用爱情烟幕严密遮盖的女性奖品命运和心灵撕裂之痛，终于被杀子的罪恶与血腥无情地撕开一条缝。无独有偶，在以描写“腻友”著称的《娇娜》中，作者的本意是通过娇娜这个娟好女子的形象追求一种始于男女又超越男女私情的精神恋爱，正如异史氏所说：“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作者一方面高调表态：男女之间纯洁的精神联系胜过肌肤之亲；另一方面，他又无法真正彻底地摆脱其左拥右抱的男性迷梦。“圣裔”孔雪笠流落异乡邂逅狐仙娇娜一家时，娇娜尚在稚龄，孔生不得已娶其表姐阿松为妻；数年之后再次相遇，娇娜已为人妻母。无缘之人如何际会?小说家动用作者的权力，降下一场天灾，娇娜夫家惨遭灭门，娇娜终以自由之身追随孔生、相伴左近。这场以纯洁高尚相号召的精神之爱的代价之惨重简直令人震惊!
蒲松龄为什么不惜工本对笔下书生施与温情?为什么不加分辨便将美人、金钱、子嗣、功名等等一应奖赏慷慨赐予?不难看出，蒲松龄与其笔下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在身份、地位、境遇等诸多方面惊人一致，其心理、灵魂亦颇为投契和谐，两者之间存在一种互文互证的精神兄弟关系，这使《聊斋志异》的众多爱情篇章染上了较为强烈的自况色彩：蒲氏代言了寒士的苦乐，寒士的命运遭际与当头鸿运则宣泄着作家的郁闷和梦想，蒲松龄试图借他人故事实现虚拟的自我抚慰和精神满足。如果把这类自我抚慰视为隐含作者的自日梦，那么，支撑这栋爱情豪华“梦工厂”的，便是当时的主流婚恋诉求“郎才女貌”。不过蒲松龄对此进行了适量的个性化微调。从蒲氏文本上看，他对男性的要求趋向宽松：“文学之才”一般流于空洞，没有实际内容；而年轻孤贫、耿直忠厚等等才华之外的特征或品行，忝列“郎才”成为其中的有效成分。留仙惟一坚执的是文士之“才”与富商之“财”的分野：商人的万贯家产总是和品行低下、性情卑劣联系在一起；而贫士的一文不名往往直接意味着高品清誉或者某种获得嘉许和奖赏的能量。这正是细侯必须“归满”的原因所在。可见，蒲式“男性中心”有窄化倾向，它将富商、贪官等人排除在外，而独以家境贫寒且品格端方的中下层青年男性知识分子为重心。相对于男性标准的宽松，蒲松龄对“女貌女德”的要求并无降低。一部《聊斋》，美女如云，她们不但面貌清丽可人，而且身体白璧无瑕，精神更是从一而终，以献祭般的虔诚向贫寒书生投怀送抱。同步实施男性标准放宽和好女人准入门槛的提高，蒲松龄的男性中心主义立场一再得到确证。
其次，蒲松龄欣赏和追求的一夫二妻模式终究构成了对纯真爱情的亵渎与背叛。如果说“郎才女貌”的婚恋准则因为某种程度上的价值对等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其一夫二妻的婚恋模式期许固然存在其历史情由，但毕竟有违人性道德和平等宏旨，尤其令现代读者难以接受。蒲松龄津津乐道于娥皇、女英姐妹俩共侍舜王之类的所谓风流韵事：范十一娘直截了当向三娘提议“计不如效英皇”(《封三娘》)；青梅不敢专宠，一定要和旧主阿喜同侍张生介受(《青梅》)；悍妇江城“改邪归正”之后所做的第一件值得大书一笔的好事，居然是给丈夫高蕃纳妾，而且保证不嫉妒……蒲氏笔下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经历冒险或奇遇，十之八九获得一妻一妾外加功名财富、福荫子孙的大好结局。有时这种格局的建构简直毫无道理：女主人公辛苦遭逢、九死一生，结果不过是为男性主人公保存了身体的清白和名节的高贵，成为男性无端收获的众多奖赏之一。《庚娘》篇写洛阳旧家子金大用携家逃难途中，误上贼船，一家三口被湖匪所害。金氏妻庚娘临危不乱，设巧计为夫报仇，虽陨身而不恤。金大用堕水未亡，反交好运，不仅当上了游击将军，而且将仇人前妻唐氏娶为侍妾；接着巧遇死而复生的庚娘，一妻一妾不亦乐乎!如果将金氏夫妇作一对照，结论是令人惊异的：丈夫除了比妻子年长之外，在见识、胆量、智慧等无论哪个方面都不能与妻子匹敌，但他理所当然地享用着包括齐人之福在内的偌多奖赏。《连城》篇更是离奇。这本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堪称“男版离魂记”：乔生挚爱连城，剜胸割肉地报答知己，出生入死地追随情人，可谓生死相依、情比金坚。但黄泉路上硬是突兀地杀出一个太守之女卢宾娘，复生后千里迢迢隆重下嫁乔生，给乔生与连城的经典爱情添上了一条生硬的蛇足。也许在蒲松龄看来，非一夫二妻不能算圆满幸福。但这样的结局显然违背了基本的情节逻辑和人性本真。试问，有哪一位赴汤蹈火、离魂追随心仪女子的情种，肯在终成眷属之际还好色如此、多多益善，捎带着娶一个小妾回家?果真如此，乔生根本无需离魂追梦。当然，古典小说的伦理不必理会现代读者的愿望，它只要贴合作者的心理、听命作者的召唤即可。
既然女性作为男性的私人物品而为男性所控制与消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惹人怜爱的花妖狐魅多是女性，而纠缠人类的精灵一旦变身男性，作者一定“话说从前”，用显微镜察看男狐的种种不堪，并且必欲除之而后快；而遭遇狐精鬼怪纠缠的女性不仅不能像贫寒书生那样将这些异类收服，然后兰桂齐芳、共话爱情，而且鲜有善终。《农人》中的纠缠良家女子的男狐最初以一个猥琐的偷食者形象出现在读者视野：“有狐来，探首器中”。当农人荷锄力击的时候，男狐“惊窜走。器囊头，苦不得脱；狐颠蹶，触器碎落，出首，见农人，窜益急，越山而去”，狼狈若此，以至于十年以后仍然心有余悸，闻农人而色变。《申氏》篇中“躯甚壮伟”的鼋怪同样不堪一击，申氏一顿棍棒，便“踣然倾跌”、一命呜呼。《贾儿》是这类题材的代表性作品，作者的思想倾向与情感特征也表达得最为显豁。贾妻留守空房，男狐乘虚而入霸占人妻。该男狐段位较高，除了一条尾巴，外形上与常人无异，而且来无影去无踪，弄得一众人等束手无策。但这个故事试图突出的是十岁贾儿智除妖怪的英雄形象，对手的高明恰恰顺势烘托出小主人公的勇毅睿智。贾儿先阻隔再恐吓，武力强攻不成，独自设计毒杀狐精一门数口。作者对贾儿大加赞赏，先是借其父的视角“奇之”，赞“讨狐之陈平也”，接着动用作者权力安排其结局为“贵至总戎”。那位被狐精祸害的贾妻呢?“妇瘠殊甚，心渐明了，但益之嗽，呕痰数升，寻卒”。她非死不可。试想，私人物品岂容他人染指?一旦被他人侵占玷污，私人物品的当然结局只能是归于灭亡。贾妻的“寻卒”是必然的，它合乎男性立场的道德规范。
相较于《西游记》中女人等于妖精的指控、《金瓶梅》中女人作为玩物的处境甚至《三国演义》里女人充当可以烹煮割食的雌性“午餐肉”(刘安杀妻食玄德)的功能，蒲松龄笔下的女性形象所蕴涵的性别意识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无庸讳言，《聊斋志异》创造了一个文学书写“奇观”：满纸女影幢幢，却鲜见灵肉俱丰的具有主体性的女性个体；以非主流甚至反主流的姿态挑战封建规约，却有意无意间忠实地复制和传播着主流文化关于女性的庸俗论述。这一切标志着蒲松龄的妇女观与现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之间的迢远距离。当然，这是几百年前封建文人的历史局限，本也无可厚非。要知道，即便在个人早就取代家庭成为社会基本构成单位，天赋人权、生而平等的自由主义观念早就确立的西方世界，直到19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Feminism)概念也才首次出现；时代即便跨入了21世纪的大门，传统的女祸论糟粕以及种种物化或商品化女性的谬见仍会以形形色色的诱人面目堂而皇之地登台亮相。期望清代文人贡献女性主义文本当属奢望。而当代学人对蒲松龄其作其人无限的拔高和镀金，必欲填平历史沟壑建造辉煌庙宇而后快的决心，恰恰暴露了如火热情背后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失与性别追问的怠惰和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