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魏象先这般自觉接受公安派新变主张及诗风的影响，而令自己的创作风格产生明显的转变，是否是黄玉社诸子共同的倾向，现在似乎没有确凿的材料加以判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该社不少成员皆与公安袁氏存在着某种接触和联系，这在成为钟、谭与公安派发生联系的媒介的同时，会使公安派创作得失及其所引发的文坛风气的重大变化突出地成为包括钟、谭在内的这整个年轻诗人群体集中关注、探讨的话题。谢景倩与袁祈年善，并曾至公安，见诸袁中道《游居?{录》卷五；《袁祈年诗》的《楚狂之歌》除《哭谢通明二首》外，尚有《与谢通明江边叙别》，为赠别公安之作，其谓“君负辟支去，予诗笥里哀。苏黄同一品，李杜不分才”[21—附录]，知他们的交往也是以文学为主。又《小袁幼稿》有《谢通明?寓中读谭友夏诗偶成二首》，则祈年最初获知谭元春，即通过景倩，他早年曾过访京山。后来谭元春与王辂书谓“中郎先生知不肖姓名”(《与王以明》)[4—p752]，显然是通过这一渠道传递过去的，袁祈年《小袁幼稿》有《庚戌夏日怀友夏》：
未晤已称是法侣，平生眼空仅汝许。聆音不自君口来，每于人口得君语。僻居江浒气如蒸，思君清音解予暑。署中披拂惟有风，风历郡邑到予所。到予所时风已残，犹胜四塞热忙处。[21—附录]
如此高相期许，如此思贤若渴，中郎知其名便也不足为怪。有记载与袁祈年交往的还有王应翼，袁中道《游居?{录》卷八载万历癸丑(1613)秋，得王与祈年书，示悼中郎意，以为中郎如白、苏辈，皆为阴仙；又赞誉中郎“文，今日欧、苏也；诗，今日元、白也”。这至少显示了他对袁宏道这位公安派主将文学成就的敬仰与推许。
由此看来，钟惺在与黄玉社诸子交往期间撰作那篇著名的《与王稚恭兄弟》并非出于偶然，其讨论的内容恰恰就是他们当时极为关切的共同话题，关系到他们对公安派为代表的诗歌新变走向及其利弊的重新估价，以及对自己创作道路何去何从的执定。这篇书信以作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或二十九年(1601)间的可能性为大，④ 当时江盈科(1553—1605)的影响藉与袁宏道同调由吴中而东南正日益扩大，不仅袁宏道稍前几年梓行的《敝箧集》、《锦帆集》、《解脱集》皆其为序，且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其《雪涛阁集》十四卷编成付梓前，也已有数种诗文集刊行。他的创作特点，袁宏道曾评价说是“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与其所不敢言者”(《雪涛阁集序》)[6—p710]，其时已有人指出其诗“中或有一二语近平近俚近俳”(同上)，比之袁宏道，确实更有“矫枉之过”(《哭江进之》诗序)[26—p1092] 的弊端。袁中道也说他“诗多信心为之，或伤率意”(《江进之传》)[17—p727]。这一点恰为钟惺所恶，况其为人所趋，故钟惺将之视作更为危险的敌人：
江令贤者，其诗定是恶道，不堪再读，从此传响逐臭，方当误人不已，才不及中郎，而求与之同调，徒自取狼狈而已。
国朝诗无真初盛者，而有真中晚。真中晚实胜假初盛，然不可多得。若今日要学江令一派诗，便是假中晚，假宋元，假陈公甫、庄孔旸耳。
学袁、江二公与学济南诸君子何异？恐学袁、江二公，其弊反有甚于学济南诸君子也。眼见今日牛鬼蛇神，打油定铰，遍满世界，何待异日？慧力人于此尤当紧着眼。[3—p463] 这里的“国朝诗无真初盛者，而有真中晚”，在差不多同时的与魏象先论诗中刚刚说过，如果说彼时尚觉以“真”矫“伪”为当务之急，那么此时因为议论到这位“其诗定是恶道”的江盈科，因为眼见这种率易诗风已经“遍满世界”，他对“因袭有因袭之流弊，矫枉有矫枉之流弊”(同上)表现出更深的焦虑，从而强烈反对学公安诗风。他将江诗斥之为假中晚，假宋元，假陈(献章)庄()体，虽然明说是因为“其才不及中郎”，实际上认为是袁宏道辈那种“自我作祖”、“辄诧奇险”的必然发展，故而将袁、江并举，以为学袁、江二公，其弊则无不同，反有甚于学后七子一派，它与自己所求之“真大雅”距离更远，故而告诫大家更当警觉。显然，这里表述对其时影响日盛而弊端日显的公安派所应采取的立场，显得更明确、更强硬了。袁中道《花雪赋引》中所谓钟惺“誓相与宗中郎之所长，而去其短”[21—卷三] 当即发端于此际，而这恰是竟陵派“乘间而起”的立足点。进而于万历戊申(1608)动身东下南京前，钟惺在与谭元春的书信中提出，“轻诋今人诗，不若细看古人诗：细看古人诗，便不暇诋今人诗”(《谭友夏之四》)[3—p462]，是在此基础之上的一种发展，看上去不过是指示学诗的门径，我们却不妨看作是他们由批判性的姿态向建设性方向转变的某种征象。
钟惺与王应翼兄弟讨论江盈科诗时所提出的警诫，应该有更为具体的针对性，即针对他们周围这些文学伙伴中所显露出来的那种效习公安诗风的倾向而言，对江的抨击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意在藉此帮助他们澄清认识，而他自己的观点、立场，也正是在与黄玉社诸子的各各讨论中愈来愈走向明晰、坚定，一步一步接近他后来成熟期的主张的。因此，说钟、谭与京山黄玉社诸子的文学交往是竟陵派诞生之际的一番演练，对该派文学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恐怕是并不过分的。从钟惺与他们探讨的言论来看，他在这一群体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
三、《玄对斋集》与《简远堂诗》
钟惺在万历丙辰(1616)所作《隐秀轩集自序》中追忆自己的创作经历说：
予少于诗文，本无所窥，成一帙辄刻之，不禁人序，亦时自作序，大要取古人近似者，时一肖之，为人所称许，辄自以为诗文而已。[3—p259]
由是首先获知，在林古度万历甲寅(1614)刻于南京的《隐秀轩集》之前，实际上钟惺曾刊有多种诗文集。由于他在《自序》中说的将万历庚戌(1610)看作是创作上自新的一个里程碑，自此为求必传而不轻作，且于此前诗亦按所悟“信心”、“信古”标准严加删选，“乃尽删庚戌以前诗，百不能存一”，则不仅早先的这些诗文集自此不传，即早期所作诗文保存下来的也很少。就其诗歌创作而言，庚戌(1610)前所作在今传《隐秀轩集》中约存三四十首，则其二十岁后至三十七岁前所作诗在数量上本相当可观。
在这些早年刊刻的诗文集中，现可考知集名并大致情形的只有《玄对斋集》，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二十一中尚存其为钟惺所作《玄对斋集序》[1]。《序》中称“钟伯敬孝廉”，则其作序时间只能在万历癸卯(1603)秋后至万历庚戌(1610)前。钟惺万历癸卯(1603)乡试中式年届三十，而李序历述钟习古文辞经历由“龀”而“十一”而“逾二十”，未及三十以后事，似应即在钟惺中举后不久为之撰作，故又有“夫一孝廉何足为伯敬重也”的激勉语。至少李序并未提及钟惺游学金陵事，则是集结集于万历戊申(1608)冬后的可能性应该可以排除。这样，集中诗文绝大多数为钟惺早年在家乡所作当无疑问，所谓“吾里山川灵秀，菀积不知几何年，而始收之伯敬五寸之管、五色之毫”。李维桢在序中又谓“诸弟与犹子辈亦窃好之(按：谓古文辞)，而亟称伯敬所为古文辞”，知其时钟惺已享才名，其集颇为当时楚中才士所好。维桢此序，即受其少弟李维楫请托而作。
钟惺与李维桢及其家族的交往，当亦是其早期文学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李序所言，李家与钟家上世皆由江西徙至湖广竟陵皂角市，是为同乡。又据钟惺《家传》，钟、李两家祖辈即为布衣交，钟惺祖父钟山卒后，李维桢父李淑尝引维桢往吊焉。不过，或许是因为维桢万历乙亥(1575)即由词林外补，浮沉外僚达三十年，故实际上钟惺的成长受这位名列“后五子”之乡先达直接的影响并不大，他于维桢的评价，除“道广”外，并不及其他。倒是如李序所载，他与维桢诸弟及诸侄的关系或许更近密些，由钟惺现存的诗文集，亦可证其尤与那位以例授武英殿中书的李维楫并其子李宗儒(名营道)、李宗文(名营之？)交好，而他们与公安袁中道、袁祈年也有某种联系，或许在这个楚中文士的交游圈中，常常会交流一些属于年轻一辈对文学的看法，他们倒是会受到来自钟惺、袁氏兄弟的影响。
李维桢对钟惺此集所呈现的创作风格有一个总体上的评价，前面已经作了引述，所表彰的是他在取径汉唐方面的成就，似乎有意将这时的钟惺视作承古文辞一派而起的后起之秀予以标举。有意思的是，该集的另一位序者，钟惺的同志谭元春却并不这么看。谭序今已不存，线索是由沈德符(1578-1642)一首《与谭友夏夜话》⑤ 提供的，诗曰：
予幼习楚人，中道得伯敬。示我玄对稿，序者曰谭柄(友夏小字也)。抗论卑时贤，齿少气独横。最戒傍人门，位置须坚定。欲还真大雅，必斥伪先正。斯语吾堪师，一笑岁寒订[20]。
此诗作于钟惺卒后。由诗中所述可知，谭元春亦曾为《玄对斋集》作序，李维桢《谭友夏诗序》称“友人谭友夏，尝叙钟伯敬诗，谓‘子亦口实历下生耶’”[4—p941]，或即为是集所作。而所谓“齿少气独横”，似点明应作于元春与钟惺组合初期。其序中所论卑时贤、戒傍门，大意可从前此钟惺与魏象先议论明诗的言论中窥得，乃抨击七子一派及其趋附影从者，而“欲还真大雅，先斥伪先正”一语，虽是沈德符以更为简明直接的诗语概括出来的，也明显可以看到，其旨趣主要是基于钟惺“明诗无真初盛，而有真中晚”的结论上获得的。沈德符诗中谓自己“中道得伯敬”，根据现有的资料，仅知钟惺与沈德符最早在万历庚戌(1610)冬曾同集韩敬寓所话别。若是年两人同在京之际确为相交之始，则钟惺以《玄对斋集》出示，说明至万历庚戌(1610)这一年，他创作上自新的前夕，或者说在万历甲寅(1614)所刻《隐秀轩集》之前，《玄对斋集》仍是他最重要(或许也是最近刊刻)、代表早期创作成就的一部诗文集，从他的自珍，从时人所重之李维桢、钟自己“独盛推服”[5] 之谭元春为之作序，都证明了这一点。这样，像现存《隐秀轩集》中所留存的早期有确切年代可考的诗篇，如作于万历二十六七年间(1598、1599)的《悬军》，乃或万历三十三年(1605)的《乙巳病中作》等，应当都是经由万历甲寅(1614)所刊《隐秀轩集》选存的《玄对斋集》中的作品。
谭序斥伪尚真、反对时趋的要义虽经沈氏转述，但仍可看出大致与钟惺当时的主张相仿佛，已经鲜明地表现出独立的反拟古立场。这也应该能看作是代钟惺立言，并且可据以证实他们在此际已开始有意识地欲用于指导自己的创作。李序与谭序在对钟诗定位上所显示出来的矛盾，当然首先归因于他们所属的阵营及立场不同，李维桢尽管对“师古者”“学步效颦”之弊已有所指斥(参见《书程长文诗后》)，却毕竟仍是后七子派中人。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矛盾同时也反映了钟惺的创作与他已经达到的认识仍有相当一段距离，或者说他在这时还没能在创作上真正摸索出解决个性与传统，即“信心”与“信古”的有效途径，不然他不会在后来以万历庚戌(1610)为界，自己对早期作品大加删汰。这种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相对一致，毕竟要到下一阶段方见达成。
集以“玄对斋”的斋名命名，所取何义？或许钟惺官行人际为楚督学马人龙作《玄览集序》中所言“古人有言，神情与山水相关，相关者何也？所谓方寸湛然，玄对山水者也”，可透露出某种消息，这是取自晋人孙绰《太尉庾亮碑》之名言——“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其意旨与他《黄贞父白门集序》的“而其胸中一往悠然穆然、莫测其际者，亦不离山水文章而得之”[3—p265] 可相与为释，讲求的是保持心体的虚寂灵明，冥想式地观照自然，所谓“默游于广大清明之域而不知”(《潘稚恭诗序》)[3—p268]，一旦神朗而觉照，自能通玄彻幽，领悟至道。这是钟惺基于自己的才性及早期修持禅观的特殊经历发展起来的对合“道”“艺”而言的理想境界的一种标持，用作自己诗文集的命名，表明这时的钟惺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对当前文学风尚作出评判、取舍，而是试图通过此种关乎虚静体道的思想方式与审美经验，在诗人心性与诗境之间重新探寻一种契合关系。由此同样可以看出，他从容受“道”的角度对心性修养提出要求在此后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而这种先期的理论准备，无论对他在下一阶段诗学理论以“平气精心、虚怀独往”的要求改造“性灵”学说，还是对其所谓“深幽孤峭”诗风的开展，皆具有直接的导向作用。
《简远堂诗》是谭元春早期的诗集，朱之臣《寒河诗序》曰：
谭友夏已行诗有《简远堂》、《虎井》、《秋寻》、《西陵》、《退寻》、《客心》、《游首》诸集，大半皆游览之作，而家刻止《简远》一种耳。[4—p942]
则《简远堂诗》为谭氏已行诸集中最早的一种(其《虎井诗》为万历辛亥(1611)、壬子(1612)客游南京的结集)，⑥ 且是唯一的一种家刻，所收作品为早年家居之作当亦无疑问。是集至迟在谭元春万历辛亥(1611)冬赴南京前当已刻成。万历壬子(1612)，钟惺有书报蔡复一，又郑重其事地向他举荐谭元春，而以《简远》、《虎井》二集相寄(见《报蔡敬大大参》)[3—p460]。不过，或许这还不是他最早刊刻的诗集，据钟惺《简远堂近诗序》，此前他还曾经为谭“刻诗南都”，谭则“戒予勿乞名人一字为序”[3—p249]。又《谭友夏合集》中录存的李维桢《谭友夏诗序》，似亦应为比上述已行诸集更早的诗集所撰。只是这样的集子当时已经不传，具体情形亦无从可考，可能是因为毕竟属于少作，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简远堂诗》原刊今亦不传，部分作品在今传谭集中尚有存者。据朱之臣万历丙辰(1616)《寒河诗序》，《寒河集》是他于元春家中“尽发其藏，得诸集前后诗刻之”(同前引)，则《简远堂诗》于是集中有所收存。此后当再经拣选，收入《岳归堂合集》及张泽崇祯六年(1633)序刻的《谭友夏合集》之《岳归堂已刻诗选》。因而今存元春万历辛亥(1611)冬客游南京前所作，应该多为《简远堂诗》中的作品，然所存实已不多。
所幸的是，钟惺的《简远堂近诗序》和谭元春的《题简远堂诗》都得以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作为对谭元春早期诗歌创作经验的一种总结，同时也体现这一阶段钟、谭二人对诗歌表现形态及创作途径的一种探索，这两篇序对我们来说显然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是我们据以详切了解钟、谭在这一时期诗歌理论及发展趋向的又一宝贵资料。钟惺在所作序中，首先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谭元春最近一个时期“颇从事泛爱容众之旨”的毛病，或许这是成名之初的青年大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何况谭元春自己的性格本来就有“喜交游，不屑有所择”(《祭谭太公文》)[3—p555] 的特点，不过钟惺是从诗歌表现功能与诗人性情之关系的角度，对谭元春应持怎样的创作态度作出自己的规戒的。他由“简远”二字入手——这原本是自己近日拈出规劝友夏、而友夏取为堂名之语，引出自己对诗歌所代表的艺术本质的一番思考，以此作为对创作主体心性修养的一种要求：
诗，清物也。其体好逸，劳则否；其地喜净，秽则否；其境取幽，杂则否；其味宜淡，浓则否；其游止贵旷，拘则否。之数者，独其心乎哉！(《简远堂近诗序》)[3—p249]
这成为他早期诗学理论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断。以“清”专为诗歌之本质，在中晚明已不算是侧弦别调，如胡应麟曾说，“诗最可贵者清”，并进而有“格清”、“调清”、“思清”、“才清”之分。不过，由于比起“偏精独诣”来，他更属意于“具范兼镕”，所谓“才大者格未尝不清，才清者格未能大”，因而竭力赋予“清”更大的外延，而以“超凡脱俗”释之，强调“非专于枯寂闲淡之谓”[22—p185]。屠隆谓：“诗于天壤间，最为清物也。亦恒吐清士口吻、山溜之响，琮琮然松篁之韵，萧萧然灵濑所发，涤人心神，沁人肌骨，必无俗韵。酒肉伧父，尘坌栖襟，垢氛填胸，彼乌知诗？”[23](《凌沂州集序》)又说：“余睹古之为声诗者，率高彭泽、右丞、襄阳、苏州诸公，则以其人俱耽玄味道，标格轶尘，发为韵语，亦悠然清远，如其人，故足贵也。”[10](《贝叶斋稿序》)则其持论与钟惺所论已相接近，诗之所以“最为清物”，乃在于它是一种天籁之音，故对于创作者这方面的要求来说，必须远离尘俗，虚静其心灵以求之。如果说，胡应麟的以“清”为诗最可贵者尚主要是在风格论的范畴内讨论的，那么，屠隆已将讨论的重点移向本体论，因而把“耽玄味道，标格轶尘”视作创作主体必须具备的素质，价值取向也只锁定在诗人才性之“清虚简远”上，正如他在《与唐嗣宗》中所说的：“文人才子须清虚简远，乃益可贵。”[23] 钟惺在这篇诗序中，正是由这样的认识对诗为“清物”作了更为展开的讨论，从“体”之“逸”、“地”之“净”、“境”之“幽”、“味”之“淡”、“游止”之“旷”等五个方面的要求，试图赋予它更为确定的内涵。其目的当然不是以诗歌为一种抽象的客体作技术性的考察，而是由道艺合一的境界，设立诗人心性修养之目标，上述五个方面实际皆由创作主体的身心处境发论，归根结底，要求诗人“独其心乎哉”。故序中特别提到“市”之“至嚣”，“朱门”之“至礼俗”，而以“古称名士风流”之“门庭萧寂，坐鲜杂宾，至以青蝇为吊客”为范，修养的途径不外“索居自全，挫名用晦，虚心直躬”，唯此，则“可以适己，可以行世，可以垂文”。因此，所谓的居心“简远”，对诗人而言，就是一种虚静体道的审美体验要求，它与袁宏道前期的“性灵”说讲率性、见在、天趣不同，是那种专思寂想式的“虚定”，一开始便具有重修持、求内省的倾向，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简远”与前述之“玄对”实如出一辙。
谭元春的《题简远堂诗》，明刻《岳归堂合集》置于卷首，题作《自序》，末署“万历己未秋八月一日谭元春书”，似当为《岳归堂合集》所作。然检《岳归堂合集》所收诗，讫于天启三年(1623)冬，元春首次赴京应试前，距此序撰作已逾四年之久。张泽崇祯六年(1633)序刻之《谭友夏合集》收入此篇，题作《题简远堂诗》，或为元春整理旧稿时所自题，《岳归堂合集》付梓时，遂录以为序；虽非少作，却仍可看作是对其早期诗歌创作经验的一种总结。该序正是从反省自己的诗歌创作经验入手的，他将“诗文之道”归结为“灵”与“朴”的相辅相成，道理看似简单，成却艰辛，那是十多年来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之所得。与钟惺直接从创作主体心性修养的角度提出审美体验要求不同，谭元春将这样的问题转化为诗歌创作技巧层面的探求：
故有志者常精心于二者之间，而验其候以为深浅，必一句之灵能回一篇之运，一篇之朴能养一句之神，乃为善作。[4—p815] 这是从作品句篇之间的辩证关系构成探求真正炉火纯青的诗歌表现方式，看上去仅仅是讨论具体作法，却未尝不可将之形上化为一种言意之辨，因为这种创作技巧上的“灵”、“朴”关系，从更深层次上说还是诗人沈隐宽朴之精气与灵异独拔之表现的辩正关系的一种体现，朴待灵以妙显，灵恃朴而厚养。谭元春自己后来也说过，“性情者皆朴之区也”(《朴草引》)[4—p678]。这样一种“灵”、“朴”关系，实际上与传统文学理论与批评中的“隐秀”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灵”也可从“篇中之独拔者”(《文心雕龙·隐秀》)的角度加以理解，元春所谓“如心居内，目居外，神光一寸耳，其余皆皮肉肤毛也”；而将“朴”看作“韫珠玉”之“川渎”(同上)当亦不谬，故元春有“一篇之朴能养一句之神”之谓。尽管以“隐秀”命名其轩名并集名的钟惺对此的关注另有诱因，但他在这种传统诗学理论上发展起来的求灵求厚、以厚救好尽与有痕的主张，显然已由谭元春的“灵朴”说发其端绪。钱钟书先生曾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友夏以“简远”名堂，伯敬以“隐秀”名轩，宜易地以处，换名相呼。伯敬欲为简远，每成促窘；友夏颇希隐秀，只得扞格[15—p102]。
虽然意在说明“盖钟谭于诗，乃所谓有志未遂，并非望道未见”(同上)，却十分敏锐地指出了他们各自在创作理论的探求上尚有不同的特点。由此看来，说谭元春“灵”“朴”关系的探讨与“隐秀”说存在某种联系，应该也不算是无根柢之谈。
谭元春在这篇序中所达到的认识，对于竟陵派成其为竟陵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说，他在少时求“灵”的过程中可能受到过公安派的影响，那么，转而求“朴”的过程便可看作对公安派已有比较自觉的批判，所谓“灵慧而气不厚则肤且佻矣”[24](钟惺评常建语)，可为之作注脚。这里面当然有钟惺对他的陶范、改造，正如蔡复一曾经说他“人愈朴，性愈厚，是进德之验”(《与舍弟五人书》)[4—p746]。这种“灵朴”说的出现，意味着钟、谭终于找到创作上纠救公安之弊的具体途径，并且发展成竟陵派诗学主张的一个基本命题，即求灵求厚，“期在必厚”。
四、结语
以上我们从钟惺、谭元春诗文之始习、才性之养成及其相互磨合，在家乡重要的文学交游活动以及早期创作成果与经验总结等几个方面，试图展示竟陵派诞生之际一幅比较具体而全面的历史图景，并且，在一种历时性视角的观照下，探究他们在这一阶段所形成的文学立场、文学思想及趋向与以后各阶段文学观念与主张的内在联系，⑦ 证实这一阶段对于竟陵派文学定型、发展的重要性。由这样一幅图景我们看到，无论是竟陵派反对当时文坛“七子”一派拟古风气与公安派率易文风的基本立场之确立，还是他们在批判与取舍的同时，初步形成自具面目的创作风格、审美旨趣以及文学理论与批评观念，其实都有其具体的历史语境，不仅都可以在他们的才学修养、文学成长环境、个人生活经历以及文学创作实践等诸多因素中找到因果解释，而且似乎每一步皆落实于具体的文学事件与具体的文学活动过程中。因此，本文的梳理与探讨，也算是将对一个文学流派有关诗学理论、创作风格等问题的考察还原到历史过程中去的一种尝试。
注释：
①其《序操缦草》曾有详述，谓：“予年十六学为诗，初无师承，亦不知声病，但家有《文选》本，利其无四声，韵可出入，窃取而拟之殆遍。其法止如其诗题与其长短之数、起止之节，而易其辞，亦自以为拟古也。越三年，始有教之为近体者(案：据其《三十四舅墓志铭》，谓从伯舅魏良翰学律诗四声)。是时亦粗知诗意，有问予拟《古诗十九首》及韦孟以下诸诗者，则面发赤。后数年又稍进，并陆士衡之《拟古》、江文通之代拟诸作，私心亦有所不惬，则遂泛泛焉回翔于古诗、近体之间，盖未有专力，至于今愧之。而要其犹知此中升降，执笔运思，辄有一二字近古者，则亦十六时刻画殆遍，暗暗为我根株也。”(《谭友夏合集》卷九)。
②关于钟惺、谭元春的交往之始，两人的记载稍有出入。钟惺的回忆略详：“记甲辰(1604)十月，谭友夏过予，日为客作书，予弟从旁凝视颇笃。友夏察其意之近于书也，书《古诗十九首》，使之影摹，辄肖。”(《书茂之所藏谭二元春五弟快札各一道纪事》)谭元春的记载则在其为悼念钟惺而作的《丧友诗三十首》小序中，谓“予与钟子交，庶为近古，起万历乙巳(1605)，讫天启乙丑(1625)，盖二十一年，交终矣”。似以钟记更确。
③见沈德符《槜李诗系》卷十八《与谭友夏夜话》述谭序《玄对斋集》语，详下。
④此信称袁宏道为“袁仪部”，宏道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补礼部仪制主事，至三十五年(1607)始调吏部，则信当此数年间作。又称江盈科为“江令”，盈科自长洲令离任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至早于次年夏抵京城任大理寺正，或最初一二年钟惺尚不知其已调官，然再往后推，这种可能性将越小。参见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卷首章培恒师序“注释”[一]之考证，岳麓书社1997年4月版。
⑤《槜李诗系》卷十八录有全篇，《明诗纪事》卷二十三引了前半首。
⑥蔡复一《寒河集序》亦曰：“论友夏诗，其行者为《简远堂》，为《虎井》，为《秋寻》、《退寻》、《西陵》、《同游》，未行者为《寒河集》，而其情理之离合浅深，亦若与年而相长。”(同上)似点明上述元春诸集之依年次编刊。
⑦有关竟陵派文学的阶段划分及演进脉络，可参看拙文《论竟陵派形成、发展的四个阶段》，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编《中国文学研究》第二辑(2002，2)。
【参考文献】
[1]李维桢. 大泌山房集[M]. 卷二十一：“玄对斋集序”. 明万历间刻本.
[2]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M]. “袁稽勋宏道”.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钟惺. 隐秀轩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谭元春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邹漪. 启祯野乘[M]. 卷七：“谭解元传”. 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明清史料汇编》影印本，1984.
[6]钱伯城校. 袁宏道集笺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7]陈允衡编. 诗慰初集·岳归堂集选[M]. 清顺治刻本.
[8]钟惺. 史怀[M]. 卷首. 湖北丛书本.
[9]苏辙. 栾城集[M]. 卷二十三：“筠州圣寿院法堂记”. 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屠隆. 白榆集[M]. 台北：台湾伟文图书出版公司明代论著丛刊本.
[11]江盈科. 说郛续集[M]. 卷三十四. 清顺治三年宛委山堂刊本.
[12]宋濂. 宋学士文集[M]. 卷三十三. 明正德间刊本.
[13]王夫之. 明诗评选[M]. 卷七. 船山遗书本.
[14]宋征璧. 抱真堂诗话[M]. 清诗话续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5]钱锺书. 谈艺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16]康熙年间安陆府志[Z]. 卷二十：“文学列传”. 康熙八年刻本.
[17]袁中道. 珂雪斋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8]孙矿. 姚江孙月峰先生全集[M]. 卷九. 清嘉庆间刊本.
[19]徐渭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20]沈德符. 携李诗系[M]. 卷十八. 清康熙间刻本.
[21]袁中道. 珂雪斋近集[M]. 台北：台湾伟文图书出版公司明代论著丛刊本.
[22]胡应麟. 诗薮·外编. (卷四)[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3]屠隆. 栖真馆集[M]. 卷十二、十三. 明万历庚寅刻本.
[24]钟惺、谭元春. 唐诗归[M]. 卷十二. 续修四库全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