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钟惺、谭元春早年在家乡的文学活动，是竟陵派研究者较少关注的一个论题。本文通过钟、谭诗文之始习、才性之养成及其相互磨合，在家乡重要的文学交游活动以及早期创作成果与经验总结等方面的考察，试图对此作比较具体而全面的描述，并且在一种历时性视角的观照下，探究他们在这一阶段所形成的文学立场、文学思想及趋向与以后各阶段文学观念与主张的内在联系，证实这一阶段对于竟陵派文学定型、发展的重要性。这种阶段性的分析研究，是将对一个文学流派有关诗学理论、创作风格等问题的探讨还原到历史过程中去的一种尝试。

【关键词】 竟陵派/钟惺/谭元春/早期文学活动/文学思想

     如所周知，竟陵派是因其代表作家钟惺(1574—1625)、谭元春(1586—1637)的乡贯而得名的一个文学流派。尽管这一流派的发生、发展，实际上与那种由地域关系结社唱酬形成的地方性文学群体未可同日而语，但钟、谭早年在家乡的文学活动，毕竟是他们文学成长道路上一个不容或缺的历史阶段，它为竟陵派的诞生提供了某种土壤，而构成该文学流派的某些基本质素，在这一阶段也确已孕育而成。至钟惺万历戊申(1608)冬离家游宦前，不仅作为该派今后各个时期文学基本主张滥觞的早期批评观念业已形成，而且随着钟、谭组合的构成，两人在这段共处时间相对较长的日子里，通过切磋磨合，对之又有所确认，并开始用于指导他们的创作实践。已有的竟陵派研究，对于钟、谭这一阶段的文学活动关注甚少，恐怕也就因此难以认识它对于竟陵派文学(尤其是文学思想)形成及其发展的意义，本文拟就此作一些梳理和探讨。
    一、钟惺、谭元春的始习与才性
    钟惺、谭元春从事文学创作，始于万历二十年代：钟惺“逾二十而后为诗”[1]，是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后；谭元春将自己的古诗、近体创作追溯至十六岁时的摹习，则亦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间。虽然这个时代李攀龙(1514—1570)、王世贞(1526—1590)已先后作古，但他们所领导的后七子一派文学复古的势力在南方诸区域却仍然长盛不衰，如钟惺早年为生员时与之有师生之谊的邹迪光(1549—1626)(时任湖广提学副使)，折官位辈行而先后与钟、谭交的冯时可(时任湖广参政)，以及乡先达李维桢(1547—1626)等，皆为此派巨擘，虽然目前尚没有什么材料可说明他们对于钟、谭的文学创作有直接的影响，但钱谦益所说的“万历中年，王、李之学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2—p567] 却是事实，故钟、谭的始习不能不受到此风的浸染。就钟惺早年的创作而言，李维桢《玄对斋集序》就曾有“集中诗可百余篇，而汉、魏、六朝、三唐语，若起其人于九京，口占而腕书者”[1] 这样的评价，可见其拟古之酷肖。钟惺自己也承认，谓自己之少作“大要取古人近似者，时一肖之，为人所称许，辄自以为诗文而已”(《隐秀轩集自序》)[3—p259]。至于谭元春，从其自述亦可见，少于诗，真可谓摹体以定习，一部《文选》，拟之殆遍，① 终至于以魏晋标格。李维桢序其早期诗集说，“友夏诗无一不出于古，而读之若古人所未道”(《谭友夏诗序》)[4—p941]，称赞他的诗近于汉魏、晋人间，虽不免有溢美之词，但确也承其取径而言。无论他以后的创作如何追求自出性灵，这一阶段的学古成为他求取变化之资，邹漪谓其“少喜言诗，颇规摹《昭明》选体，落笔辄肖；已复去之，学盛唐。后乃出心颖、取奇俊，翩翩多致”[5]，正指出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由“泛泛焉回翔于古诗、近体之间”进而自求灵异这样一个相互衔接的过程。他自己后来在《答刘同人书》中说：“初年求之于神骨，逾数年乃求之于气格，又数年乃求之于词章，前后缓急、难易加减之候，惟己得用之”[4—p777]，意在说明自己采用的是不同于常人的由抽象的完形而至具体的表现的琢炼方式，但“拟议以成其变化”本来也是复古派的主张。所谓“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文心雕龙·事类》)，早年的这种学习之功，多少总会在他们今后的文学事业留下某种印记，即便是起而排击王、李之学而求创变，其取向亦终不脱古人之传统，这又未必不是此际的经历暗暗为之根株。
    其实，从谭元春所作的《徐中丞集序》中，我们还是可依稀找到他们在家乡受到七子一派影响的痕迹。这里的徐中丞即徐成位，竟陵人，其子徐惕为钟、谭密友，因与钟、谭俱有交往。元春尝记其言曰：“吾在仪曹时，居闲寡务，与王敬美、孙月峰诸公，切劘为古学，颇知古人之意。”(《徐中丞集序》)[4—p604～605] 则其习尚可知。作为富有阅历的贤长，他的经验之谈在元春一辈通家年少的心目中应该是有分量的，尽管他以“人生在世，上则性命不易之理，次则民物有用之学，焉用是招尤之言为哉”为教诲，劝诫元春应该立大志，那也不过是指出向上一路，意在希望年轻人不要仅止于以文人名世；而从元春自己理解的“而又以春之嗜古也，壹似欲摧折其盛气，如欧公之于徐无党者”来看，实还有在古文辞创作上对之加以调教、锤炼的意思，这便不是一般的教示可相比拟。由此一隅，亦可窥测他们早年在文学上成长的环境。
    然而这样的局面似乎并没有持续多少年，因为也正是这个时代，袁宏道(1568-1610)树起“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旗帜，由吴中而北京，自创一派，“务矫今代蹈袭之风”(《雪涛阁集序》)[6—p710]。尽管它在当时的影响未必如钱谦益描述的那么大：“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2—p567] 但已波及楚中钟、谭之所在却是确然无疑的。根据现有的资料，至少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亦即公安派成立渐次达到前期鼎盛之年，二十七岁的钟惺以诸生入郡都试，与同舍京山诸生魏象先论明诗，已有指目公安之论，这在下面将有详述。它意味着，在钟、谭开始其文学生涯之初，已经为这样一股强劲而新鲜的创变之风所冲荡，这在促使他们重新思索文学应该如何表现这样一些根本问题的同时，对于今后文学道路的选择，无疑亦起到了某种示范树鹄的作用。
    依照钟惺的记载，他与谭元春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十月已开始交往，② 这对竟陵派的形成来说，当然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因为正是他俩自此引为同道，扬扢风雅，互为声气而相得益彰，才得以在晚明文坛以竟陵体号召天下，李明睿《钟谭合传》更因此申论说：“使世之知景陵之文不在文，而在交谊之厚，故一时文名噪甚，夺中原七子之帜而建之标，良有以也。”[7] 不过，钟、谭之组合并非自然天成，相反，他们的气质才性实际上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一点往往为人所忽视。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后来令“天下人”有“二人一手之名”(《告亡友文》)”[4—p724]，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早期相当长一段时期不断磨合的结果。
    在同时代人的心目中，钟惺是一个性格特征非常鲜明的人，如果只能用一个字来加以描述，那么，“冷”字大概是最为恰切的。谭元春《退谷先生墓志铭》谓其“性深靖如一泓定水，披其帷，如含冰霜，不与世俗人交接……”[4—p681]，其同年友邹之麟在《史怀序》中则曰：“其人风貌清严，神检闲逸，与人居落落穆穆，间佐片语，微甚冷甚，令人旨，亦令人畏。”[8] 又，陈继儒在未与钟惺订交前，“始闻客云，钟子，冷人也，不可近”(《潘无隐诗序》)[3—p265]。当然，这种“严冷”的性格与我们所说的作家之才性尚不能等而观之，就个性而言，本来也并非全然出于先天及幼习，还须由其整个人生经历养成，但不可否认，一种成其为这一个而非他者的内在质性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与身俱来的成分，它决定了一个作家才性的方向与类型。钟惺生来羸弱多病，他的嗣父就曾分析过：“此子敏笃，志强体弱。”(《家传》)[3—p374]对其自幼在气质与体格等方面的相关特点把握得还是相当准确的，显示了非一般严父所能具有的细致的观察力。根据现代心理学的常识，我们知道，大凡在体格上明显呈纤细脆弱特征的人，一般说来，往往具有敏感、抑郁却执着、顽强的心理素质。比之对于外部世界的拓张，他更多地关注自我内心世界的活动，有着较为强烈的自知、自恋与自我保护意识，而与他人保持某种一定安全维度内外的距离。事实上，时人所述种种有关钟惺沈静落穆、冷面隔俗的性格特征，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在这一常识上得到解释。因此，在钟惺身上，那种内向、抑郁、坚执自我近乎严刻而又富于感受性的质性，在赋予他特殊的诗人气质的同时，还交织着一种十分强烈的通过不断内省追求自我超越的知性特征，古人常常将这种类型称作“学道人”。前贤有所谓“夫多病则与学道者宜，多难则与学禅者宜”[9—p503]的说法，除了指出宗教情操与寻求自我解脱、自我救赎在功用上的密切联系外，也已涉及到体格与人的基本动机之间的内在关联问题。李维桢在为钟惺早年诗集所作的序中，曾记叙了钟氏“逾二十而后为诗，复以善病讽贝典，修禅观”[1] 这样一条经历，恰好印证了其多病的体质与潜心修道之间的这种内在关联。并且，因为他的有志于文学恰巧与他开始习静修持禅观是同步的，这种巧合不能不看作是才性的作用与发展。当然，这种习禅的经历本身，对其今后的整个思维方式，尤其是审美的观念及文学表现方式，又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正是这种才性的体现，我们看到，在钟惺的人格价值序列中，“渊静”显然是第一义的，他常常以之作为品鉴人的标准。这既是一种政治上的理想人格，如他赞许同为楚人的官应震：“然渊静坦然，望而知其端人也”(《官古愚先生传》)”[3—p359]，尽管在东林党人眼中，官氏为结党乱政的“四凶”之一；又如竭力推崇蔡复一，谓“然亦非幽恬渊净者，胆决不坚，识决不透；亦未有不幽恬渊净，而可谓真挥霍弘才，公其人也”(《报蔡敬夫大参》)”[3—p459]，在当时充满“躁竞”的政治环境中，特别标举“幽恬渊净”之气魄与境界。这当然也是文学艺术上的理想人格，如他对谭元春的文学创作从根本上提出“性情渊夷，神明恬寂”(《简远堂近诗序》)[3—p250] 的要求；序黄汝亨诗，亦首先肯定他“渊通净远，世之所谓有道人也”(《黄贞父白门集序》)[3—p265]；其他如赞誉同年徐象一，谓“吾友徐水部，文心本塞渊”(《赠徐象一年丈并索其画》)[3—p29]，称扬金陵友人郭天中、范迂，谓“伊人寄静外，奇尚而素心”(《舟过郭圣仆范漫翁二居士》)[3—p33]，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才性与风格之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在钟、谭生活的时代，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亦早已成为当时文人士大夫的一般知识，如果说，屠隆所说的“士之寥廓者，语远；靖亮者，语庄；宽舒者，语和；褊急者，语峭；浮华者，语绮；清枯者，语幽；疏朗者，语畅；沈著者，语深：谲荡者，语荒；阴鸷者，语险”(《王茂大修竹亭稿序》)[10]，仍是从个性决定文学风格的角度立论，分析何种才性类型导致何种类型的风格；那么，江盈科所说的“大都其诗潇洒者，其人必鬯快；其诗庄重者，其人必敦厚；其诗飘逸者，其人必风流；其诗流离者，其人必疏爽；其诗枯瘠者，其人必寒涩：其诗丰腴者，其人必华赡；其诗凄怨者，其人必拂郁；其诗悲壮者，其人必磊落；其诗不羁者，其人必豪荡；其诗峻洁者，其人必清修；其诗森整者，其人必谨严”(《雪涛诗评》)[11]，则是从文学即个性之展示的一面，阐述“诗本性情”的道理，目的都是为了说明“诗如其人”。也正是从这样一种相当自觉的认识出发，谭元春作为钟惺的知音，依据其理想人格的价值基准，曾将风格初定的钟诗状作玄对清明之山水、能发静者之机的载体，所谓“有闻无声肃肃如，惟恬惟淡涵其博”(《题伯敬诗集》)[4—p115]。如此超乎形想的虚怀之表现，当然足以发明钟惺追求内在超越的理性化审美个性，但是，我们也应该充分注意到，这毕竟只是他们基于钟惺“学道人”的性格自我标示的才性修养及风格历练之目标，从前面分析的钟惺的种种个性特征来看，掩映在这恬淡玄远之追求背后的，有坚执自我的严刻，沉浸于内省的挣扎，还有对外部世界充满警惕的冷眼，这些并不闲逸的心理内蕴，不可能不在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因此，倘若我们仍在“诗如其人”的分析框架内开展对钟惺创作风格特征及其成因的探讨，那还须对历来批评家提出的“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文心雕龙·体性》)、“苛刻之人，其诗峭厉而不平”(《林伯恭诗序》)[12] 之类的表述有所关注，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钟惺的气质、才性与实际创作中所谓“深幽孤峭”风格之形成的某种内在联系。
    谭元春的气质、才性与钟惺并不相类。这一点在谭氏祭奠钟惺的《告亡友文》[4—p725] 中交代得非常详具，他忏悔道：
    予以顽旷之性，见人嬉游，狂顾勃发。常同子书史静对，淡若无物，杯斝遥陈，酬劝不施。虽欢情日接，而乐事时乖，旬月之内，吟啸他往，当其挽袂固留，予尝不顾而去。始知静者朋侣倍笃，此又予负子矣。
    从他的自述我们可以看出，若按照西方传统的气质学说，谭元春原本属于典型的多血质类型，热情冲动，豪荡不羁，又意气高广，喜交游纵乐，因而后人有“浪子”之目[13]，或谓“友夏诗虽不称，而为人跌宕，不愧名士”[14]。这方面的性格与钟惺恰成对照。大致说来，钟喜幽独孤行，而谭喜嬉游泛交；钟性静而严刻，好作深湛之思；谭性动而顽旷，而有灵奇之才。元春的这种气质多秉承家族的遗传，然而，尽管如此，谭元春却并没有使他自己这一类的才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因为值得注意的是，在钟、谭二人的关系上，钟惺的影响在进入以谭元春为中心的竟陵派发展后期之前，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早期更是如此。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钟毕竟比谭年长十二岁，在谭尚未完全成年之前，钟的见解已相当成熟且已获一定的才名；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钟的那一种气质、才性对谭来说恰好具有互补性，因而格外具有魅力，而使“友夏为其所摄”[13]。元春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早年钟惺等人对他的陶冶、改造：
    回思少年时，有作高奇诗古文之志，后来师友扶持，并有类奇士高人之性情。(《答池直夫》)[4—p782]
    寻常厌人沾泥带水，喜一过而忘之，故伯敬诸子，取其根器，而恨其不肯学道。(《答金正希》)[4—p783]
    这里所谓的“师友”，除了钟惺，主要尚有蔡复一(1576—1625)，他也是竟陵派的重要成员。谭元春在万历乙卯(1615)致蔡复一的信中，不无诚恳地说：“如‘简交以得己，敛名以厚实’，春要药也。”(《奏记蔡清宪公前后笺札》三)[4—p756] 虽然引用的是蔡复一规劝自己的话，却与钟惺在《简远堂近诗序》中对元春的要求同一声口，显然是他们平时引导他“学道”老生常谈的观点。故元春相信他们的鉴识而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予进而求诸灵异者十年，退而求诸朴者七八年”，并自谦说“于所谓灵与朴者，终隔而不合”(《题简远堂诗》)[4—p816]，蔡复一倒是鼓励他“人愈朴，性愈厚，是进德之验”(《与舍弟五人书》)[4—p746]。来自钟惺等人的这种影响对元春来说可谓铭心刻骨，故当钟惺去世后，元春回顾彼此的交情，表达对亡友的拳拳服膺，也仍充满深情地说：“天下结交人，无如亡友深；能从浮浊世，取人一片心。”《答徐元叹》[4—p469] 正因为如此，当年钟惺能够毫不谦虚地说：
    友夏少年，才高意广，勇于自信。人所指摘，苟不能相中，虽其言出畏友名师，不能强友夏以必听。而片言去留，待予裁决。友夏亦何私于予！(《简远堂近诗序》[3—p250]
    除了表示两人的投契，言下之意，谭之所以私于己，实以己言必有以相中。
    因此，我们也就不再会感到不可思议，象谭元春这样与钟惺在气质、才性上截然不同的人，在对作家的品鉴上，却始终秉承钟惺“性情渊夷，神明恬寂”(同上)或“幽恬渊净”(《报蔡敬夫大参》)[3—p459] 的价值标准，如：
    然使足下意加虚，神加静，与人处加温克，而又减无用之名，减无用之应接，减似有用实无用之意气，减可以用不必即用之经济，至于粗之减声色，精之减笔墨，即其所为止生也，一增损焉，古文在是，古人在是矣。(《与茅止生书》)[4—p775]
    司直诗书无所不涉，而中有渊沉之性，不随古今增其浮艳。(《朴草引》)[4—p678]
    而性灵渊然以洁，浩然以赜，且为吾辈同调。(《万茂先诗序》)[4—p623]
    由此不难看出，钟、谭早期的磨合，根本上是以钟惺的创作个性和文学思想为基准的。这不仅铸就了元春的审美观念，而且还直接影响了他的创作风致。他的前期创作，更多地是对钟惺趋于定型的诗歌风格的附丽，钱钟书谓论友夏诗当分别《岳归堂稿》之前后，“《岳归堂稿》以前诗，与伯敬同格”[15—p102]，实在是一种很精辟的分析。当然，有的时候他也会不经意地流露出自己的“本色”来。
    二、钟、谭与京山黄玉社诸子的交往
    钟惺、谭元春早年与京山黄玉社诸子的交往，向不为研究者所注意，然它却是钟、谭早年在家乡开展的一项重要的文学活动。它恰好处在钟、谭订交的初期，这就为其磨合提供了一种契机及活动的舞台，他们早期一些重要的批评观念与文学主张，正是在与该社这些共同的文友相互切劘砥砺的过程中确立并予以阐发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交游圈是钟、谭与公安诸袁发生联系的一个媒介，通过这一媒介，他们能够比较确切、及时地了解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以及在当时文坛的最新动态，而来自公安派的影响，最早也体现在该社某些成员的创作中。
    所谓京山黄玉社，据钟惺作于万历戊申(1608)十月间的《明茂才私谥文穆魏长公太易墓志铭》，知为京山诸生魏象先在万历丁酉(1597)后与同邑王、谢、谭诸少年为举业所起的社，兼称诗，在当时邑中很是造成了一些影响。社中成员事迹可考者如下：
    一、魏象先(1574-1608)，字太易，早有文誉，好诗，而性不近俗，属文必奇。早年出应童子试，为李维桢所异，以为“异日当以文鸣世”(《明茂才私谥文穆魏长公太易墓志铭》)[3—p522]。钟惺早闻其名，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以诸生入郡都试，两人同舍，始得相与论诗。其后各时时以诗相示，钟惺并因此得以与黄玉社的其他成员有所交往。万历戊申(1608)春，钟惺还曾偕谭元春过访京山。象先为诸生十年，常不利，戊申(1608)抱病参加学使之试，以诸生六等而遭放黜。归而作《六等吟》二十首自广，悲愤谑浪，嶔崎怪谲。病日进不衰而卒。临终遗书，要求钟惺志其墓，同邑谭如丝撰行状，谭元春作传。
    二、王应翼、王应箕兄弟。应翼(？ —1641)字稚恭，号天乐，万历己酉(1609)领乡荐。初知广东崖州，改陇州，降山西藩参军。寻迁知云南姚州，以丁外艰，未赴。起复知河南许州。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攻陷许昌，与子王国俱死。史称其“于诗独攻近体，锻辞琢句，沉郁可喜。”[16] 所著有《采山楼》诗文十数种。应箕字稚衍，崇祯己卯(1639)乡试，仅中副榜。亦工诗文，著有《清远斋诗》。
    三、谭如丝、谭如纶兄弟。谭完子。如丝字素臣，少工词翰，为诸生有盛名，见知于李维桢，期以远大。应乡试十一次，两中副榜；晚以贡官汉川广文。卒年七十一。诗文散佚，仅有存者。如纶字有秩，才情风韵，独步一时。七人乡闱而不中，仅以贡终。所著有《长恩室诗集》。
    四、至于黄玉社中的谢姓少年究竟为何人，虽不得确载，然由谭元春集中及袁中道《珂雪斋集》有关记叙推之，知当即谢景倩(？ —1610)，字通明，诸生。其事迹不见于史志，因与公安袁祈年及谭元春相友善，而有一些零星的资料得以保存。中道《游居?{录》卷五载其卒于万历庚戌(1610)，事甚异。乃与友王应翼饮邑中多宝寺中，以肉戏置阎罗口中，是夜归，即暴病身亡，王应翼也大病一场。中道以其“因果可畏”而记之。袁祈年有《哭谢通明》二首，谭元春则有长诗《挽谢通明》。谭诗纪其“维?岁在甲辰，与君初把臂。曰既盟之后，归好如兄弟”(《挽谢通明》)[4—p33]，则二人订盟之岁，即钟、谭定交之年；又有“魏子(按：即魏象先)病数月，死尚留一字”，“怨子不自珍，适以快众忌。曰诸生存者，而皆斯人类”(同上)，可窥谢与黄玉社之关系。
    如上所述，钟、谭与黄玉社诸子的交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种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文学的性质。黄玉社的发起，虽不出当时一般文社切磋制艺、以为学问之地、功名之门的宗旨，但他们却保持了对于文学的特别嗜好，正如谭元春《魏太易传》中所记述的：
    然亦未常罢吟，故社中文与其诗人各一帙，帙径寸也，魏子独三帙，帙径寸。[4—p576～577] 诗成，或诵，或向同社生诵，或自赏，或笑也。[4—p577]
    尤其是这个魏象先，“无他好，好诗”(《魏太易传》)[4—p576]，“至其吟诵，寒暑昼夜不倦”(《明茂才私谥文穆魏长公太易墓志铭》)[3—p522]。他们这群少年早年为表现脱俗的个性多少有一些诞放，因而为邑人侧目，魏象先即因所作诗而得祸邑中。就他的诗歌创作来说，钟惺于其身后曾经有过一段颇为完整的评论，可看作是对象先一生创作历程的总结：
    初年法峻格严，其于汉、魏、六朝、三唐语，各肖其神，各不相借，晚益颠倒淋漓，老放昌披，无不如意。往往自托于长庆，世或指长庆为太易，不知其用稚为老，用险为稳，用凡为奇，用乱为整，要以不必为我式，而能为我用。而太易亦自厌今之为伪初盛者，思易以真中晚，用杂霸治之，聊以矫俗玩世，通其垒块之气，横佚之才，真率潇散之趣。要其顿挫沉郁，居然自有一太易。(同上)
    这里虽欲为死者讳而多方加以回护，并许其自具面目，但仍可看出对其晚期的诗风并不赞许。这从谭元春所作的《魏太易传》中所谓“晚乃自以为固，持论愈异，输泻倾吐，以资笑傲”[4—p577]，可以看得更清楚。他在创作上的这种转变，显然受到了崛起当时的公安诗风的影响，有着以公安率性之“真”矫治七子一派拟古之“伪”的自觉动机，当然，也还有其人生遭际方面的致因。
    实际上魏象先所经历的诗风转变，恰恰是处于这一时代的年轻诗人，包括钟、谭自己所面临的文学道路上的选择。早年所服习的七子拟古之风固然积弊已久，这在其前辈诗人就已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然最近若干年公安派以“以意役法”“出而振之”(《中郎先生全集序》)[17—p522]，是否即意味着诗歌创作的出路呢？钟惺在与魏象先结识之初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在他二十七岁那年入郡都试，恰与魏同舍，两人因此得暇相与论诗。在论及明诗时，钟惺下结论说：“明诗无真初盛，而有真中晚、真宋元。”又说：“近日尸祝济南诸公，亲尽且祧，稍能自出语，辄诧奇险：自我作祖，前古所无，而不知已为中晚人道破。由其眼中见大历前语多，长庆后语少，忘其偶合，以为独创。然其人实可与言诗”(《明茂才私谥文穆魏长公太易墓志铭》)[3—p522]。钟所记“君绝叹，以为奇快”(同上)，有几分真正获得魏的赞同，现已不得而知，从魏象先的后期创作来看，他恰恰是全然以公安派的主张与风格为自己的发展方向的。而就钟惺的态度来说，无疑是有所保留的。他以七子一派为假初盛，公安派为真中晚、真宋元，首先表明在拟古派与性灵派的文学主张与创作之间作出了十分明确的价值判定，从而确立起反王、李之学的基本立场。他肯定公安派的“真”，意味着对其发抒性灵而各具独造之主张的某种认同，这确是矫正拟古之“伪”的关键，并且，从“然其人实可与言诗”的评价看，他对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宏道的识力还是相当佩服的。但是，对公安派及其所标举的前驱徐渭辈追求完全属于个人的表现语汇，不复持择而以为“独创”，乃至堕入所谓“奇险”，却同样明确表示了不满，一开始就显示出与该派作家在表现“性灵”取径上的异趣。他这里提到的“辄诧奇险”，所指应该有徐渭(1521—1593)。孙矿在批评当时文坛风气时曾曰：
    近十余年以来，遂开乱道一派，昨某某皆此派也。然此派亦有二支：一长吉、玉川，一子瞻、鲁直。某近李、卢，某近苏、黄。然犹有可喜，以其近于自然，某则大矫揉耳。文派至乱道则极不可返，尔来作人亦多此派。此实关系世道，良足叹慨！(《与余君房论诗文书》[18])
    如果说，其中所言“子瞻、鲁直”一支指公安袁氏而言，那么，“长吉、玉川”一支即指徐渭，因为徐渭所学，是中晚唐奇崛险怪一路诗风。他自己就曾说过：“韩愈、孟郊、卢仝、李贺诗，近颇阅之。乃知李杜之外，复有如此奇种，眼界始稍宽阔。”(《与季友》)[19—p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