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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广西文学在晚清的崛起(1)-文化研究
来源:  作者:王德明  点击:次  时间:2001-08-22 00:00于哲学网发表

   文体的不平衡性指的是在这一时期,各种文体发展的不均衡。这一时期广西文学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传统的诗、词、文这三种体裁上,而小说、戏曲等文学形式的成就则几乎微不足道。从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杉湖十子”、“岭西五大家”、“临桂词派”还是其他的著名作家如郑献甫、黄焕中等,他们所从事或用力之处,全都集中于传统的诗、词、文上,其他的虽然也有如唐景崧的新桂剧创作,但都不能太成气候。至于小说这种在清代最具活力的文学形式,在这一时期的广西文坛上可以说难觅名家名作的身影。须知这段时期内,小说创作在全国的其他地区是如火如荼,既有广受欢迎的侠义、狭邪小说,又有风靡一时的谴责小说。然而,这一切似乎都与广西作家无关,广西的作家似乎对此也很少产生兴趣。这就意味着,广西文学在晚清的崛起,主要还是在传统诗、词、文上的崛起,而在小说、戏曲等文学形式上不仅没有崛起,而且还处于严重的落后状态中。
  广西文学崛起的诸多不平衡性,既有偶然的因素,又有必然的原因。如果说造成时间的不平衡性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的话,那么,地域和文体的不平衡性则完全是由广西自身的种种原因造成的。地域的不平衡性主要与广西各地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有关。长期以来,广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在桂林,以桂林为中心的周边地区是整个广西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桂中南、桂西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远远落后于以桂林为中心的周边地区,这种情况在晚清也不例外。有清一代,广西文科进士共五百八十七名(含恩赐),其中桂林府二百九十八名、柳州府二十七名、庆远府五名、梧州府五十二名、太平府七名、南宁府三十八名、浔州府四十二名、平乐府三十八名、郁林直隶州六十二名、镇安府四名、思恩府七名、泗城府三名、廉州府四名[11]。从这个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桂林府的进士人数占了清代整个广西进士人数的一半,可见以桂林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在当时整个广西的领先地位。因为决定进士的多少不仅是教育水平,还有经济和文化的支撑作用。所以,从这个数字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桂林及其周边地区在教育上的领先地位,更要看到它也反映了桂林及其周边地区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在广西的领先地位。这种领先地位,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在文学创作上的领先,于是也就造成了晚清时期广西文学崛起时的地域不平衡性。
  那么,为什么晚清时期的广西作家基本上是在传统的诗、词、文上用力,而对戏曲特别是小说创作却很少费心,以致造成广西崛起时的文体不平衡性呢?这与当时整个社会环境和作家队伍的构成有关。广西虽然临海,但长期以来都以种养为主,商业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更没有形成有较大规模的商业城市。加上山高水险,风气闭塞,外界的新生事物难以产生较大影响。没有较大规模的商业和商业化的城市,再加上开放意识不强,这样就不可能存在需要戏曲、小说的大量消费群体,因而就不能刺激产生优秀的小说家、戏曲家。再加上历史上广西本来就缺乏大规模小说、戏曲创作的传统,这样就更不可能产生大量优秀的小说家和戏曲家了。通过分析和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在晚清时期,广西作家的主体几乎都是传统的文人,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诗、词、文这些传统文体,所从事的主要职业也主要是为官,思想难免保守。在他们看来,小说和戏曲创作,都可能是不务正业之举。所以就形成了晚清广西文学重诗、词、文而轻小说、戏曲的局面。
  
  三
  
  作为一个长期以来经济、文化、文学和社会发展都远远落后于全国的偏远地区,广西文学为什么会在清代的最后阶段崛起呢?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广西长期以来,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不断发展的结果。因为广西以来是“瘴乡”、“南蛮之地”,长期都是官员的贬谪流放之地,中国历史的许多名人都曾贬谪流放到这里,如柳宗元、黄庭坚、秦观等。这些人的到来,为广西带来了先进的文化,也带来文学,逐渐提高了广西的文化和文学水平。从南宋以后,贬谪流放而来的官员不断减少,任职的官员在不断增加。这些掌握实权的官员更是大力发展广西的经济、文化、教育。宋、元、明和清代初期,随着北方大量移民进入广西,更是整体性提高了广西的人口素质和文化水平。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元明清时外地移民进人广西,与当地人民交往密切,使其人口素质明显提高,为社会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对加强广西地区与中原的联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和促进各民族的融合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时期数百年间,广西经济文化发展与内地差距不断缩小,此为重要原因之一。”[12]晚清时期的许多广西作家很多就是外来的移民。张凯嵩在谈到“杉湖十子”中的作家时说:“即此数子(指‘杉湖十子’),亦不尽为粤人,然皆生长或老死于其间。如小韦(李宗瀛)、淡仙(赵德湘),侨家实粤产也。”(《杉湖十子诗钞序》)可以说,到明代和清代初期,广西部分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已基本达到了当时全国的中等水平。

 到清代中期,广西的文化教育事业更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突出地表现在科举上。自开科取士以来,广西文科中进士的情况如下:唐代十二人,宋代二百七十九人,明代二百三十九,清代,前所述,是五百八十七名[13]。可见,广西中进士的人数在不断增多,说明广西的经济、教育和文化在不断发展,尤其是到了清代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晚清时期,广西的科举可以是高峰上的高峰。这不仅表现在一般中进士的人数有了大量增加,而且状元、榜眼、探花这些名列前茅的科举人才已经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了。以状元为例,广西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九位状元,其中三位集中在晚清时期,他们是道光二十年(1841)年的龙启瑞、光绪十五年(1889)的张建勋、光绪十八年(1892)的刘福姚。而在此之前的桂林人陈继昌,更是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创造了连中三元的神话。这四位状元都是桂林人,以致桂林有“状元城”、“凤凰城”之称。这一现象说明,广西,特别以桂林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在晚清时期的教育、文化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了。在这些耀眼的状元之后,必然有大量的书院为基础,必然有一支庞大的应举队伍,也必然有一支高素质的文学创作队伍。这些在科举上取得优良成绩的广西人,像历史上其他的进士、状元一样,顺理成章地进入到官僚的行列中,一般情况下,是能获得比较优裕的待遇的。当有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之后,在为官之余,他们纷纷进入作家的队伍中。由于他们从小接受了较好的传统教育,具有良好的文学素质,这就必然表现到文学创作上,于是就大大提升了文学创作的水平。我们可以看到,晚清广西许多的知名作家都是科举上的成功人士,如龙启瑞、朱琦、郑献甫、王拯、吕璜等。所以,广西文学在晚清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整个广西,尤其是以桂林为中心的周边地区文化和教育整体崛起的结果。
  由于有一大批因科举而入京或进入高层官僚的广西人在北京为官,这就一方面为他们接触当时全国第一流的作家提供了大量机会,另一方面,这些人在北京常常聚会,进行文学创作活动,声气相求,互相切磋,又大大提高了创作的水平。上文所引曾国藩在《欧阳修文集序》中所说的“什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友,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琦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锡振定甫,皆步趋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广西文学的一些代表人物朱琦、龙启瑞、王拯等,正是在梅曾亮等当时的一流作家的影响下才不断成熟的。龙启瑞曾说:“往余同里交游能诗者,有商麓原书濬、曾芷堂克敬、龚茂田一贞、关梅生修四人,皆才而早世。平南彭子穆昱尧差后出,余时已举乡试,至京师,子穆亦以举人试礼部。子穆曩从学,使国子监司业池公受业,学益开敏宏达。又从受古文法于乡先生吕月沧璜。至京介王少鹤锡振得交梅先生伯言(曾亮)。梅先生古文为当代宗匠,子穆与少鹤暨朱伯韩琦、唐仲实启华及不肖,每有所作,辄相就正,得先生一言以为定。而苏虚谷汝谦,故茂田客密友,在京闭门却扫,与君谈诗,学尤精邃。诸君自司业池公、梅先生外,皆吾粤人也。方是时,海宇承平既久,粤西僻在岭峤,独文章著作之士未克与中州才俊争鹜而驰逐,逮子穆与伯韩、少鹤、仲实先后集京师,凡诸公文酒之宴,吾党数子者必与。语海内能文者,屈指必及之。梅先生尝曰:‘天下之文章,其萃于岭西乎!’”[14]龙启瑞的这段话非常详细地记载了长期以来“文章著作之士未克与中州才俊争鹜而驰逐”之后,随着大批作家的涌现,当时广西文学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同时也指出了广西作家之所以能“与中州才俊争鹜而驰逐”,并且让梅曾亮发出“天下之文章,其萃于岭西乎”的感叹,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广西的作家充分利用在京的机会,转益多师,互相切磋,造成了广西文学的崛起。
  
  四
  
  广西文学在晚清的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丰富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容,为中华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其本身就提供了若干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华民族的文学版图历来都是不完善的。先是中间高,四周低,后来是东部高,西部低。广西文学在晚清的崛起,改变了长期以来处于低洼状态的广西文学的创作局面,完善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学版图,使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更为均衡和全面。
  广西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伴随着广西文学在晚清的崛起,一大批用汉文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登上了文坛,特别是壮族的作家,不仅出现了韦丰华、黎申产、凌应梧、谢兰、黄焕中、蒙泉镜、韦陟云、韦麟阁、赵荣正、农实达、曾鸿燊等人,而且还出现了郑献甫这样的“壮族文学史上的一颗巨星”式的诗人。他们的出现,不再是单枪匹马式的孤胆英雄,而是人多势众,群星璀璨的集体涌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与广西文学在晚清的整体崛起的背景分不开的。广西文学的整体崛起,既为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营养,也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和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广西的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因此,从民族文学的发展来说,广西文学在晚清的崛起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如前所述,广西文学在晚清的崛起是广西文化发展的结果,反过来,我们同样也可以从广西文学的崛起,看到广西文化发展的水平。而正是有了这样的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基础,才有了后来影响全国的军事上的新旧“桂系”。可以说,广西文学与文化在晚清的崛起,正是后来军事上的新旧“桂系”崛起的先导。
  毫无疑问,晚清广西文学的崛起是全国其他地区文学哺育的结果,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广西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又反哺其他地区的文学,这在“临桂词派”中的王鹏运、况周颐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正是因为有着这种共生共长的生长环境,才促使中华民族文学生生不息,不断发展。
  
  【注释】
  ① 王拯:《十月廿五日广州登舟从弟芝庭宁氏两甥(之曜、之昕)袁氏侄(树菽)送至花埭舟中》九首之七,《龙壁山房诗集》卷十四。
  ② 李宗瀛:《读九芝堂集》,《杉湖十子诗钞》卷十七。
  ③ 由于作者的生卒年及作品的作年无法完全确定,因此只能作大致的估计。
  ④《痴仙咏草序》,民国排印本《痴仙咏草》附。
  ⑤ 龙启瑞:《彭子穆遗稿序》,《经德堂文集》卷四。
  ⑥《岭西五大家诗文集跋》,《岭西五家诗集》卷首附。
  ⑦《怡志堂诗集序》,黄蓟辑《岭西五大家诗文集》(民国十三年桂林典雅书局排印本)附。
  ⑧《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⑨《自记所藏〈古文辞类纂〉旧本》,《怡志堂文集》卷六。
  ⑩《避乱》其一,蒋世玢等点校《空青水碧斋诗文集》卷六,《全州历史文化从书》本,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1]梁精华:《广西科举史史话》,10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古永继:《元明清时期广西地区的外来移民》,《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13]梁精华:《广西科举史话》。
  [14]《彭子穆遗稿序》,《经德堂文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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