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古称粤西、峤西等，长期以来，由于地处边陲，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大大落后于全国先进地区，文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尽管历史资料显示，广西的文学源远流长，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广西的文学并不能形成气候。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作家的数量非常有限，而且往往以零星的方式出现，不能形成区域性的作家群体。唐代的“二曹”，虽然“岭外诗声起二曹，古来参佐几名高”① 。“有唐曹邺与曹唐，岭外风骚始破荒”，但紧接而来的却是“此调千秋几绝响，后来几辈许升堂”② 。曹唐、曹邺在诗歌创作上开了一个好头，但后来者寥寥，从唐至明，一般的作家数量有限，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更是屈指可数。自二十世纪初以来，有关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著作数以百计，但不管在哪一部文学史中，都难看到广西作家的身影，更不用说专章专节的论述了。至于群体性的作家群，更难觅踪迹。第二，作品的数量，特别是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的作品更少。打开任意一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之类的著作，除了偶尔会看到选入曹唐、曹邺等少数作家的少数几首（篇）作品，如《官仓鼠》之类，很少有广西其他作家的作品进入这些著作的篇目中。第三，批评家很少将广西作家作为评论的对象。《中国文学批评史》之类的著作既是对历代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和特点的描述与论述，同时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各类作家的文学史地位的考察。在已问世的各种《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中，我们很少看到历代批评家关于广西作家的批评。这说明，历代的广西作家很少进入有影响的批评家的法眼。
　　然而，这种情况到了清代后期，也就是晚清的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即公元1821年到清朝灭亡的1911年这九十年的时间里，有了很大的改变，无论是作家的数量还是作品的数量及其影响等，均有了质的飞跃，因此这可以说是广西文学在中国文坛上的第一次整体性崛起。
　　
　　一
　　
　　这里所说的崛起，是相对于广西文学的过去和当时全国文学创作情况而言的。从纵的方面来说，是与广西过去的文学创作水平的比较；从横的方面来说，是与当时全国文学创作水平的比较。纵观1821年到1911年这九十年的广西文坛，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突出的现象：
　　第一，相对于以前的广西文学创作，作家作品的数量有了极大的增长。清末曾长期在广西为官的张凯嵩在《杉湖十子诗钞序》中曾说：“余宦粤久，知粤为悉，于粤士夫相知亦夥。尝叹粤中近数十年人文之盛，而诗其尤著也。遘时多事，蹀躞风尘，戎马之间，鲜能从容谈议文事。顾从诸贤往往得其概焉。方乾嘉间，海内人文极盛之秋，最后袁、赵以诗鸣，一时风靡。子才初起自桂林，老复来游，时临川李松甫郎中，侨家于此，门第颇盛。子才来实主之。然松甫为诗，宗陶、韦，又时有桂林朱小岑、高密李少鹤两君子与松甫师友，风尚颇遒。粤人皆知朱、李诗法之高，于子才来初，不甚尚之也。朱、李既往，粤之诗人益多辈出，尤莫盛于道光之初。余来虽已不及其盛，然犹得与朱伯韩侍御、龙翰臣学士游。两君故时健者松甫之客，零落久矣，然如陈君心芗，老犹健，在官学博。杨君柳塘，年更老于心芗，时亦尚存。而汪剑峰、曾芷潭、彭兰畹数君者，又各以其孤杰雄奡之才，兀律自起于粤诗人盛衰绝续之交。松甫之子小韦能读父书，为诗乃不相袭，于伯韩、心芗、剑峰、兰畹，故皆往来倡和。至黄香甫、赵淡仙者，又小韦客之尤者也……夫人才诚不择地而生，然而山川磅礴之气实郁泄焉。故与其人才力必有相应而发见者。桂林、阳朔奇峰罗列，镵天拔地，崷崪万状，漓江天下之清，滩泷数百，水石相激，雷辊雪歕，以东之海……读诸君诗，崭然如见此邦山水之奇，使人几不复忆壮游五岳，吁其胜哉！”这段话非常简洁地描述了晚清时期以桂林为中心的广西诗坛的状况，开列出了一个当时广西诗坛的基本名单，从中可见当时以桂林为中心的广西诗歌创作是多么繁荣。“人文之盛”，其实就是指文学创作的情况。一个“盛”字道出了当时诗歌创作的繁盛状况。张凯嵩提到的如李松甫、朱琦（伯韩）、汪运（剑峰）等，只是当时“粤之诗人益多辈出”中的佼佼者，更多的诗人并没有列入张凯嵩所说的这些诗人的名单中。诗人的数量是如此之多，古文的作家也非常可观。
　　不过，广西文学创作的情况长期以来一直是一笔糊涂账，谁也不清楚广西的历史上究竟有多少作家多少作品。直至1983年，广西民族学院图书馆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经过艰苦的努力，编成了《广西历代文人著述目录》，这为我们了解广西历代文学的创作情况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目录。通过这个目录中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初步的统计，从三国到民国的一千七百余年里，广西历史上以诗文集为主的著作共有一千五百零五种，其中清代约一千一百一十七种，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四。而从三国至明代还包括民国，只有三百八十八种，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从作家来说，共有七百七十六余家，其中清代六百一十九家，占全作家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从这两个数字可见清代在广西文学上的地位。而在清代的所有作家和作品数量中，根据大概的估算，晚清九十年约占整个清代作家、作品总数的百分之七十③。这种情况与朱德垣所说的“吾桂诗学，始于唐而盛于清。唐之中叶，尧宾（曹唐）始有诗集，宋迄明寥寥。至清有诗人四十余，女诗人七，皆有集行世。此外有诗集，藏于家而未刊者不知凡几”完全一致④。可见，从作家和作品数量来说，晚清广西文学的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二，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作家和作家群。如前所述，以前的广西作家基本是以零星或个体的方式出现在中国文坛上，而到晚清时期，则出现了一些有较大影响的作家群。例如“岭西五家”、“杉湖十子”、“临桂词派”等。这些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的广西作家群的出现，不仅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广西作家孤军奋战、单打独斗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它昭示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这种作家群体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了广西文学在这个时期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显示出集体的力量。而且从这些作家群本身来看，在当时乃至以后均有较大的影响。例如以龙启瑞、朱琦、王拯、彭昱尧、吕璜为代表的“岭西五大家”，他们继承“桐城派”古文的传统，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龙启瑞曾说：“方是时，海宇承平既久,粤西僻在岭峤,独文章著作之士未克与中州才俊争鹜而驰逐,逮子穆与伯韩、少鹤、仲实先后集京师,凡诸公文酒之宴,吾党数子者必与。语海内能文者,屈指必及之。梅先生尝曰:‘天下之文章,其萃于岭西乎！’”⑤ 黄蓟在编纂《岭西五家集》时曾评论道：“有清道光、咸丰之交，桐城之学流衍于广西，而月沧（吕璜）、伯韩（朱琦）、翰臣（龙启瑞）、定甫（王拯）、子穆（彭昱尧）诸子诗古文辞并著名当世。曾文公于《欧阳修文集序》述其渊源特详。长沙王益吾（先谦）、遵义黎莼斋（庶昌）两先生复相继以其文选入《续古文辞类纂》，由是天下莫不知有‘岭古五大家’矣。”⑥ 这些评论本身是颇堪玩味的。龙启瑞指出了长期以来“粤西僻在岭峤,独文章著作之士未克与中州才俊争鹜而驰逐”的事实，但等到朱琦等人涌现出来后，局面有了极大的改观，以致梅曾亮不禁也发出了“天下之文章，其萃于岭西乎”的感叹。梅曾亮的感叹以及黄蓟“天下莫不知有‘岭古五大家’矣”，都有“天下”二字，这就是说，他们的影响已超出了广西，波及了全国。而龙启瑞“凡诸公文酒之宴,吾党数子者必与。语海内能文者,屈指必及之”说明在当时京城主流作家的活动中，已少不了广西作家的身影，在人们的心目中，广西作家已进入了当时全国屈指可数的作家行列中。广西近代学者陈柱曾经说过：“唐宋而后，古文之盛，首推逊清二百余年。而长沙王氏继桐城姚氏撰《古文辞类纂》，于近代选本最谨严，中间作者凡三十有九，江苏凡十有三家，为最盛；次安徽，凡八家；次湖南、广西，各凡五家；次江西，凡四家；次山西，凡二家；次福建、浙江，各凡一家，余省蔑焉。”（《粤西十四家诗钞序二》）陈柱的这个统计，从数量上最为直观地说明了当时广西作家古文创作在全国的地位，在全国名列第三，与湖南并驾齐驱，这是一个广西文学史上从来未曾出现过的。《续古文辞类纂》是当时比较谨严和比较权威的古文选本，“岭西五家”的作品能比较多地进入这样的选本中，作家的数量又名列全国第三，完全说明了当时广西作家在古文的创作上已步入了全国的先进行列。
　如果说“岭古五家”还只是承桐城余绪，是在“桐城派”影响下的产物，它只能说明广西部分作家的古文创作达到了当时全国的先进水平的话，那么，“临桂词派”的出现，则说明广西的文学完全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了。晚清四大词人，“临桂词派”中的王鹏运、况周颐占据了两席，这就意味着在晚清的顶尖词人中，广西词人占了一半。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王鹏运是还是“临桂词派”的创始人，开词的一代风气。叶恭绰在《广箧中词》说：“幼遐（王鹏运，遐或作霞）先生于词学独探本原，兼穷蕴奥，转移风会，领袖时流，吾常戏称为桂派先河，非过论也。彊村翁（朱祖谋）学词，实受先生引导。文道希丈（廷式）之词，受先生攻错处，亦正不少。清季能为东坡、片玉、碧山之词者，吾于先生无间焉。”这段话一方面高度评价了王鹏运的创作成就，另一方面则指出了他的巨大影响。王鹏运于词的创作匠心独运，成为桂派先河，同时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当时著名词人朱祖谋、文廷式的影响。作为文人，纯粹依靠文学创作本身的成就而领袖全国，在广西作家中，王鹏运可以说是第一人。可见，这时的广西作家已经占到了文学的制高点上了。“临桂词派”的另一位广西词人况周颐，不仅在当时四大顶尖词人占有一席之地，同时，更是以其《蕙风词话》从理论上影响着当时词的创作。朱祖谋更称之为“千年来之绝书”。
　　除了文与词这两种文体之外，作为最主要的文学体裁诗歌，广西的诗人在当时也至少达到了全国的先进水平。这可以从当时或以后的一些评论中看出。例如杨传第说：“近时都下之以诗名者，传第尝凭臆得数人焉，窃拟汇刻一编以见风雅之教之未潜，既而思篇什充斥，而吾乃谓止有此数人之诗，非世所信。又居幽处下，易以滋多口之未谤，于是中辍。所谓数人者，桂林朱伯韩先生其一也。”⑦ 将朱琦列为“近时都下以诗名者”的为数不多的几位重要诗人之一。钱仲联先生在《道咸诗坛点将录》仿《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的旧例，列举了道光、咸丰时期的一百零八位有代表性的诗人，其中就有比附为“天牢星病关索杨雄”的朱琦、比附为“天慧星拼命三朗石秀”的王拯、比附为“地暴星丧门神鲍旭”的郑献甫、比附为“西山酒店地刑星菜园子张清”的龙启瑞、比附为“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的沈溎五位广西人⑧。在全国主要诗人的行列中，同时出现如此多的高水平的广西诗人，这在广西的文学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仅从数量上看，这就是一个令人骄傲的数字，说明广西诗歌创作的整体水平已进入了当时全国的先进行列了。
　　以上三个作家群分属于诗、词、文三种不同的文体，这就说明，广西文学在近代的崛起，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种文体，而是全面开花，集体崛起。
　　第三，我们还可以从当代人所著的文学史著作看出广西文学在晚清的崛起。在郭延礼先生著、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我们看到，关于广西作家的专节就有第一卷的第一章“粤闽桂三诗人：张维屏、张际亮和朱琦”，将朱琦与张时著名的诗人张维屏、张际亮并列为粤闽桂的代表性的诗人。第七章“太平天国的文学活动”专论以广西人为主的太平天国作家。第十章“壮蒙回族四诗人”中，有专节论广西象州的著名诗人郑献甫，并称赞郑献甫为“壮族文学史上的一颗巨星”。第二卷第二十三节是“壮族诗人黄焕中及其他”，对黄焕中及韦丰华、谢兰等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第二十九章“近代四大词人及常州派词论的发展”对王鹏运和况周颐进行了专节论述，对王鹏运冠之以“近代四大词人之冠”的标题。第三卷第三十六章第一节“壮族诗人农实达和曾鸿燊”对农实达等进行了专题论述，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从本书的章节安排及有关内容来看，广西文学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张炯等先生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是一部从描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学发展的通史著作，其中的第五卷就是关于近代文学的。由于是从更宏观的角度来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因而我们也就能更清楚地看清广西文学在当时全国的位置。在这一卷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广西作家得到了专章专节论述，如第四章“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潮”的第三节“林则徐、张维屏、朱琦”，将朱琦与林则徐、张维屏并列，鼎足而三。第十六章“清末传统诗文流派及其衰微”的第三节“四大词人与词学中兴”。在这两节中，朱琦和王鹏运、况周颐都得了较高的评价。而第二十六章“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的第三节“十九世纪文人文学的发展”中，除了专门论述郑献甫之外，还提到了“在本地区或本民族有较大影响的南方少数民族文人，如壮族的韦丰华、黎申产、凌应梧、谢兰、黄焕中、蒙泉镜、韦陟云、韦麟阁、赵荣正、农实达、曾鸿燊等”。《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和《中华文学通史》应当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从论述的内容、评价的高度和在两书中所占的论述篇幅来看，除了比不上传统的文学大省市浙江、江苏、安徽、广东、北京等少数地区外，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广西文学在当时绝对处于全国的先进水平，在全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由上可见，无论是从广西文学自身的发展还是与当时全国文学创作的全面比较，从1821年到1911年的广西文学确实是一次真正的崛起。这可以说是广西文学第一次集体性地冲到了全国文学创作的最前沿，因而具有破天荒的意义。
　　
　　二
　　
　　广西文学的崛起，从文体来说，词冲在最前，王鹏运和况周颐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影响最大；诗次之，朱琦、郑献甫、王拯、龙启瑞等一部分诗人冲到了前沿，其他的诗人大致处于全国中等的水平；文又次之，王拯、吕璜、龙启瑞、朱琦等进入了当时著名古文家的行列，其他的基本上也达到了中等水平，但因为是延续“桐城派”的余绪，未能开辟新天地，因而影响也相对较小。
　　广西文学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广西的文学创作长期以来大大落后于全国水平的状况，在广西文学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用具体的事实说明，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文学创作同样也可以取得辉煌的成就。但是，如果我们认真细致地考察晚清九十年广西文学的崛起，就会发现这种崛起有着非常突出的不平衡性特点，这也可以说是近代广西文学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这种不平衡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区的不平衡性，二是时间的不平衡，三是文体的不平衡性。
　　地区的不平衡，表现在这九十年的文学创作中，主要的作家集中在以桂林为中心的桂北地区，而桂中、桂南和桂西著名的作家则较少。这个问题可以从出生地和活动地两个方面来考察。以词人而言，“临桂词派”中的王鹏运、况周颐都是桂林（临桂）人。诗人中知名度较高的也主要出生在桂林，如朱琦、龙启瑞等，郑献甫也主要活动在桂林。而古文创作中的所谓“岭西五大家”中的龙启瑞、朱琦、王拯、彭昱尧、吕璜，除彭昱尧外，其他的都是桂林或桂北人。由于桂林是当时广西的首府，是广西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广西的文人除了在北京活动之外，桂林就是最重要的活动中心了。广西的文人云集于此，使桂林的文学创作高于广西的其他地区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从地理的分布来说，这九十年中，广西文学创作大致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特点，无论是从作家的人数还是创作的水平来看，桂北的文学创作实力要远远高于桂中、桂南和桂西。
　时间的不平衡性，表现在从道光初到宣统末的五朝中，各个时期广西的文学创作水平或成就是不平衡的，大致呈现出马鞍形的特点，即道光时期（1821—1850）和光绪中后期、宣统（1885—1911）两个时期成就较高，咸丰、同治（1851—1874）相对较低。以诗而言，如前所引张凯嵩所言“粤之诗人益多辈出，尤莫盛于道光之初，余来虽已不及其盛，然犹得与朱伯韩侍御、龙翰臣学士游”。这就明确指出广西（至少桂林）诗歌创作的最鼎的时期是在道光初。张凯嵩到广西为官时，尽管还有朱琦、龙启瑞等诗人，但他已发现当时的诗歌创作已大不如前。这一时期主要的广西诗人主要生活或创作在道光时期，例如朱琦（1803—1861）、龙启瑞（1814—1858）、郑献甫（1801—1872），其黄金的创作时间是在这一时间内。古文创作方面的几位主要作家，如朱琦、龙启瑞、王拯（1815—1872）、吕璜（1778—1838）也主要活动和创作在道光时期。至于词的创作，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位人物王鹏运（1849—1904）、况周颐（1859—1926）则主要活动和创作在清末的光绪中后期和宣统时期。在道光时期诗文极一时之盛之后，后面虽然还有一些诗人和古文家，但名气远不如道光时期的作家。而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王鹏运和况周颐的出现，接过了道光时期作家手中的接力棒，而且将广西文学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广西文学的成就之所以在咸丰、同治时期相对较低，其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太平天国起义。就像朱琦所感叹的那样：“自余归里，连岁寇乱，出入兵间，不暇伏案，但忆梅先生语，太息而已。”⑨ 这感叹的是作家因战乱而“出入兵间，不暇伏案”的情况。蒋琦龄更感叹：“我里昔仁里，淳朴一山川。耆旧比丧尽，乱后风俗迁。为农耻耕凿，比户绝诵弦。”⑩ 太平天国不仅影响了作家的创作，而且也改变了当时社会好文的风气，广西文学因战乱的影响而走向低谷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