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通于天性，西门庆违背人伦，因而也是违背天性的，即违背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根本规律的。人类总是朝向不断摆脱动物性、努力把自已变成“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的方向发展的。这是一个人性化、社会化的过程。恶人天必厌之，吉人天必相之。诸葛亮借东风，是“先天而天弗违”(《易经》下句同)；乘江上大雾草船借箭，是“后天而奉天时”。毛宗岗说他“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就清楚地表明，所谓天时无非就是可予见的发展规律、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在人物形象、人物性格上体现的“神”性，即上面《易经》所说“天人合一”，不过就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即美的人性。这样人的超乎一般、不可捉磨，人神合一的性格、形象，就形成了人性、人格的至高境界。人类所追求的这种人生境界，就是冯友兰先生说的天地境界，亦即我们所说的人生的神韵境界，在小说中艺术神韵主要由人物形象体现的，在这里艺术的神韵境界与表现人生的神韵境界是直接统一在一起的。
天人合一不仅表现人与外部大自然的统一，也还包括人与其内自然的统一。大脑功能在思维，是人与其它物的根本区别。体现人特征的脑，就既体现为人化了的“人”的一面，也代表自然--天的一面。古典小说中遇见什么想不到的幸事，就“以手加额曰：天助我也！”这里的天，是指命运、造化。而天字原本怎么讲？《说文》曰：天者，颠也。就是上额部。又谓：颠者，顶也。也是脑上部。“甲骨文”中以人的大脑袋表示“天”，所以人的脑袋是很重要、很神奇的。是直通天地、与造化的天是直接相关的。这是另一类的天人合一的表现。
二，尖锐复杂社会矛盾发展情节：人事隐天机。前面所讲美与丑、善与恶、人与兽、灵与肉矛盾斗争是在个人内部展开的，是小说情节发展的根源和依据，那么这里是反过来讲小说中人物性格、形象，是如何在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形成发展和展开的。四大奇书中，《三国》是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的军伐派系间的政治、军事斗争，塑造出一大批军事政治人才；《水浒传》是表现官逼民反的民与官的斗争，造就出一百多位起义英雄人物；《西游记》是写人与妖的斗争，而神居二者之间，不少妖是从神那里来的，而在一定时候神又邦助人战胜或收回妖；《金瓶梅》是以揭露官府、豪商、恶霸的腐朽黑暗为主，除了武松和一两个稍好些的官以外，没什么正面人物，一面是贪官恶霸地痞，一面是被侮辱被损害的普通百姓特别是妇女。只有人渣和无力反抗的被害者，没有英雄人物；只有暗无天日的社会，没有亮光与希望，希望都寄托在天惩与来世的循回报应。
英雄人物都是经千锤百炼煅造出来的。小说情节就是矛盾产生、发展、结束的过程。孙悟空在五行山下经五百年劳其心性，老君炉里七七四十九日炼其筋骨，炼成铜头铁臂火眼金睛。师徒经九九八十一难才取得真经，修成正果。公布成佛、成菩萨大团圆名单的时候，故事就结束了。所以吸引人的地方，在情节发展的过程，美在过程。而大团圆结局，只是为满足人们心理愿望挑选的一个时段，以便在人们听、看到高兴的时候快乐地走回家。这就是产生于说唱文学的小说常以大团圆结局的原因。孙悟空成了斗战胜佛世界就停止了吗？当然不可能。水泊梁山英雄排座次之后还有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征方腊等一些故事，金圣叹就取了七十回大团圆结局。可能也是懒得看象电视剧中宋江把屁股蹶得高高地等人踢的劣根性、丑态。不忍、不爱、不肯看被毒、上吊的败落结局的具体情节，感情不允许。只用卢俊义的一个梦塘塞一下算了，反正他也不怎么真心想造反。无怪金圣叹后来被清廷杀了，那么喜欢造反强盗？可见“大团圆”结局，是人们的感性选择，也是理性期待，“好人胜利了，坏蛋失败了”！“好人必有好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然希特勒们横行到现在，那世界还了得？所以同“脸谱化”一样，“大团圆”也是一种可被允许的理性选择么。老百姓喜欢看，看了高兴，有助于向善就够了，何必象什么学家似的太苛求？不是共识“老百姓是天”吗？那就听天的吧！因为天是客观规律。 情节就是矛盾发展过程，有开头、高潮、结尾。中国古典小说情节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开头予伏下结尾，整个故事情节是个划圆运动；二是前面提到的大团圆结局。《三国》头一句话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经百多年争斗，费一百二十回、九十余万字笔墨，绕了大大的一圈，到最后结尾一段复谓：“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这就是古人认为的天地轮回的必然规律。不管你刘备多么能，(民间有评三国者问，三国中谁最能？或曰：关公。谓：哥三个没打过吕布。或曰：吕布最能。谓：吕布被曹操捉杀。曰：曹操最能。谓：赤壁为周郎大败，几乎被活捉。曰：周瑜最能。谓：周瑜被孔明活活气死。曰：孔明最能。谓：白帝城托孤，刘备一句悄悄话令他叩头流血。看来还是刘备最能。)，多么得人和；曹操多么奸，多么占天时；也不管孙权多么得地利，都免不了被消灭的命运，三国谁也没统一了中国。而被内部新生势力晋朝所统一。然而此由分到合的圆圈乃螺旋圈，己跨入了历史的新一格。时人认为万事由天定，半点不由人，在全书结尾的古风中说：“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水浒传》中，开头就是洪太尉放跑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百单八位魔君，最后自然要一个个被收回去，这也是天命注定，不可能有别的结果的。小说中这种结局，恐怕和一些深受佛、道影响的知识分子吊古伤今的消极情绪的影响有关。《三国》书前所引明杨慎那首《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此故作超脱语，把自己升华至是非、爱憎之上。如罗氏真把三国故事看作笑谈，何必费那么大劲把它集结成书呢？《水浒传》引首中，也用了类似一首词：
“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评议前王及后帝，分真伪，占据中州，七雄扰扰乱春秋。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见成名无数，图名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霎时新月下长川，江湖变桑田古路。讶求鱼缘木，拟穷猿择木，恐伤弓远之曲木。不如且复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
这一定是集结成书时，把作者作为有别于那些说唱故事的下层艺人的俊逸儒流相标榜，以示自已及编写后的故事，无论在学问、见识、思想境界，比原来的说唱故事都高雅得多了。艺术性上是这样的，可是那种逃离现实的雅而不高的思想情调却是消极的。王渔洋们“神韵说”最可怕之处，就是背弃了人民群众那点来源于现实斗争的生气与力量。那种真正的通贯天地的中华民族之魂。那是《水浒》、《三国》、《西游记》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万不可当成酒后笑谈。我们现在一演再演，一讲再讲，就证明并没有“转头空”。一个沉溺于夕阳、浊酒中的民族是千劫不复的软弱、落后的人群。这是在提倡神韵说时最需警惕的危险。
三，环境的展现与升华。环境有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有硬件有软件，这两年市里为招商引资，大搞软环境建设。在第三产业服务窗口搞评比，群众不满意，评在后面的，政府就给你黄牌警告，或出红牌将一把手末位淘汰掉，市民们挺高兴，争相参与。这个软环境中最软也最根本的一层，就是良好社会习惯、风气、时尚。这属于精神环境的集中体现。社会环境有物质环境与精神环境，精神环境属意识形态方面，李泽厚先生提出的“社会氛围”就是这种精神环境的综合与升华。它是由长期社会生活积淀而成。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大染缸的薰陶，看不见摸不着，好象天意如此似的。它自己不能单独产生与存在，就象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的关系，无形资产是由有形资产衍生出来的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现象。它虽无形，却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与作用。艺术作品所反映出的这种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社会氛围，正是作者长期社会生活积淀成的“天才”表现。是小说典型化的结果。环境的典型化，即将广泛、深刻的人生内容、社会生活，转化、凝聚、塑造为艺术审美形式，展现社会历史的本质特征。
我国传统小说的环境总是在人物性格情节展开的过程中显现的，情节即生活过程。小说的美就来源于人的生活，杜威认为，艺术或美感不过是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高度完善而已，席勒则将美说为生命的形式。小说中所凝聚着的生命的力量、时代的氛围，正是生活的积淀，社会的群体无意识。这就是小说神韵境界之来源，艺术生命力之所在。中国古典小说这种环境不脱离人物性格，不脱离生活情节的写作方法，正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环境是天，人物的性格及命运是由天决定的。天人合一，这天地之道，正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这种写法也与其产生背景直接相关，一章一回的说故事，如果象《巴黎圣母院》写教堂建筑那般繁细，听众早跑光了。我看了两遍，都把这部分跳过去了。如果当小说看，很少有人能挨页看完。除非他是搞建筑的。小说的环境描写本就是为表现人物性格、社会生活本质服务的。小说作为艺术品，应成为审美对象，而不是知识、理论教课书。它要诉诸人们思想感情、精神境界，使读者进入角色，爱憎感同身受，把自已变成里面的正面人物：“俺老孙来也！”是学令前后男孩的常用的自报名号。
读过一篇或一本好小说，看过一场好戏剧，往往半天转不过神、回不到现实中来。虽不至于三月不知肉味，可常是谢幕半天才想起鼓掌。忘记了自己，那么自己到哪里去了呢？到故事的环境中，故事的社会氛围中去了，忘记了现实的是非、你我。林黛玉死了，好象她自己或亲人死了。所以小说这种夺人心魄的力量是非常大的。这或许正是作家所要达到的目的。
《西游记》从开天辟地大环境入手，创造出一位由天地生成的正义力量的代表的孙悟空，在正与邪、人与妖的斗争中，展示正义力量的胜利，给人以斗争的勇气和力量。《三国》从由古至今历史大变革角度出发，塑造出忠奸一大批历史人物，在改朝换代的斗争中，热情讴歌了大智大勇大忠的英雄人物，贬斥了大奸大恶的邪恶势力。传播着一种民族天地正气。《水浒传》从五胡乱华大背景入手，借宋代治乱兴废，引出一百零八位英雄人物，歌颂了劳动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精神。伸张正义，为民请命。这是作者所要达到的现实功利目的。但是作为客观存在的艺术作品和作者审美追求，只能反映他那个时代的人民愿望、社会氛围、历史特征。不能代替后世读者的主观审美心理，故事本身的逻辑发展，甚至作者也很难完全左右(在关公、曹操形象中都存在这个问题)。
《三国》与《水浒传》书前的引词，看去好似为全书大背景、大环境定调子，造气氛的，但却不是。而是超越历史时空、事件，反映出另一种非主流社会氛围和心理状态。小说《三国演义》，与其成书之前苏东坡赤壁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慨叹，和杨慎“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历史感怀，也并无直接联系。它们与流传民间的三国故事及《三国演义》的思想境界并不相同。那种遁世的文人情怀，令人不敢恭维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消极意味不是导向人类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生命的、宇宙的力，而是在消解这种力。倒是近年三国电视连续剧片尾曲《历史天空》好些，同样是沧桑怀古，神韵悠悠，令人进入本体境界；然而“历史天空”的历历群星却指向“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反映出当今时代的社会氛围，它既是中华民族真正主流传统的，也是英雄后代真正现代的。李泽厚先生说：“意味层(实即神韵境界)的意味，那超越情欲形象和感知形式的人生意味，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种类或内容，便来自这种“天人合一”的感受，即其中包含有与宇宙普遍性形式的情感同构感应。正由于人生意味与这种天人同构相沟通交会，使艺术作品所传达出的命运感、使命感、历史感、人生境界感等等，具有了某种神秘的伟大力量。”(《美学四讲》311页)可见神韵境界来自人、天力的同构。离开了力，离开力的同构，所谓神韵说就失去了生成和存在的基础。运动是物质世界存在的形式，消解了力，宇宙包括人类世界也就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