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见赵大一死”，改为“已死”（第五回）
○“在白家堡祖房三间居住”，改“祖”为“租”（第十回。按：韩氏母子租人房屋居住，非祖房）
除纠正字词和语句的错误，俞樾还对小说中某些语句进行一些增删。（括号部分表示增加，下划线部分表示删除）
○“（真是时衰鬼弄人，我张三生平不做亏心事。）如何白日就会有鬼？”（第五回）
○“他用笔画成三把铡刀，故意的以“札”字做“铡”字，（三道做三刀），看包公有何话说。”（第九回）
○“不要管他，我也跟进去瞧瞧。（那个要饭的有良心呢？非偷即摸，若有良心，也不要饭了。）”（第十回）
○“临行又将自己得用的一个小厮名唤李才，留下服侍包公，与包兴同为内厮心腹。”（第七回）
○“他连一句也插不上，一旁前仰后合，不觉的瞌睡起来。困因酒后，酒因困魔，后来索性放倒头，酣睡如雷。”（第八回）
俞樾对小说字句文词所作的另一项工作是改俗字为古字：
○“束修”改成“束脩”（第三回）
○“桌子”改为“棹子”（第四回）
○“侄儿”改为“姪儿”（第五回）
这样，除了对小说首回的改写和一些字词的修订外，俞樾对小说内容或结构并未作大的变动或调整。对俞樾的修订工作，历来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俞樾的修订起了不小的作用，高度肯定其对《三侠五义》的修订。如石庵云：“《七侠五义》余曾观其原本，笔墨甚冗琐，远不及近日所印行者。盖近日所刊，实经俞曲园先生编次删改也。余曾取二书相较视之，其删改之处，每行中不到十数字，而其笔墨遂大改变，文章之道，真不可以言传哉！”⑨《月月小说》亦曰：“《七侠五义》一书，粗鄙无文，士大夫多不屑寓目，自先生为之删润一通，遂成一种义侠小说。”⑩
另一种意见则对俞樾的修改不以为然。如黄人《小说小话》言：“《三侠五义》一书，曲园俞氏就石玉昆本序行，易其名为《七侠五义》。（书中三侠谓南侠、北侠、双侠也。曲园因其人数为四，疑有错误，遂凑入智化等，又改小义士艾虎为小侠，而称七侠。常笑曲园赅博，而不知有三王——禹汤文武亦四人，三侠盖用其例，岂非怪事？）”(11)对俞樾的易“三”为“七”作了嘲笑。而俞樾第一回的据正史改写，也被鲁迅揶揄为“既爱臆造之谈，又不忘考据之习”(12)。鲁迅1922年8月21日《致胡适》有言：“《七侠五义》的原本为《三侠五义》，在北京容易得，最初似乎是木聚珍板，一共四套廿四本。问起北京人来，只知道《三侠五义》，而南方人却只见有曲园老人的改本，此老实在可谓多此一举。”(13)
故鲁迅、胡适诸辈皆认为俞樾的改本实不如原本。如1923年12月28日鲁迅致胡适佚札言：“我以为可重印者尚有数书。一是《三侠五义》，须用原本，而以俞曲园所改首回作附。”(14)1925年，亚东图书馆重印《三侠五义》时选用原本。胡适“序”中明确指出：“《三侠五义》原本确有胜过曲园先生改本之处。就是曲园先生最不满意的第一回也远胜于改本。近年上海戏园里编《狸猫换太子》新戏，第一本用《三侠五义》第一回作成底本，这可见京班的戏子还忘不了《三侠五义》的影响，又可见改本的第一回删去了那有声有色的描写部份便没有文学的趣味，便不合戏剧的演做了。这回亚东图书馆请俞平伯先生标点此书，全用《三侠五义》作底本，将来定可以使这个本子重新行于国中，使许多读者知道这部小说的原本是个什么样子。(15)
要之，对俞樾有关《三侠五义》的修订应作客观具体的分析，一方面确实起到了文通字顺的作用，使这部稍显粗糙的侠义小说有了一定的文人化倾向；但俞樾毕竟是一个考据家，他把《三侠五义》第一回充满想像和虚构、具有强烈艺术性的情节据正史作了改写，又使小说失色不少。
三、俞樾修订《三侠五义》的意义
光绪三十三年(1907)，俞樾卒后不久，《月月小说》以“中国近代大博学家兼小说家德清俞曲园先生遗像”为标题，刊登俞樾画像，附文日：“德清俞曲园先生为近世之大博学家，海内文坛咸推祭酒，而犹兼长于小说，《七侠五义》一书，粗鄙无文，士大夫多不屑寓目，自先生为之删润一通，遂成一种义侠小说，使我国民读之，振起尚武精神不少，是故先生亦小说家也，表其遗像于右，以为吾小说光。”（1907年11月20日）按，《月月小说》自光绪三十二年九月（1906年11月）创刊至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1909年1月）停刊，共发行二十四期，这二十四期中，贯以“小说家”名号并刊登画像的中国作家只有三人，即第一号的“中国元代小说巨子施耐庵先生遗像”，第三号的“近代小说家李伯元徵君遗像”，另一位即俞樾。对俞樾这样一位进士出身的朴学大师，一个标准的传统文人来说，这是对其修订《三侠五义》的莫大肯定。
平心而论，俞樾对《三侠五义》的修订，其行为本身的意义超出对文本修订的意义。就《月月小说》的高度赞赏而言，也不无借重曲园之名以抬高小说之义。《三侠五义》是不入流的平话小说，俞樾修订后，以本名作序出版，无形中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抬高了这部小说的地位，使这部原来只在北方流传的侠义小说立刻在南方流行开来。如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提及：“这一种改本（指《七侠五义》），现在盛行于江浙方面。”(16)再如胡适 1922年《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九节提到：“此书原著者为石玉昆，但今本已是俞樾改动的本子，原本已不可见了。”(17)胡适于1925年为亚东图书馆重版原本《三侠五义》所作的序中重申：“《七侠五义》本盛行于南方，近年来《三侠五义》旧排本已不易得，南方改本的《七侠五义》已渐渐侵入京、津的书坊，将来怕连北方的人也会不知道《三侠五义》这部书了。”(18)这些记载都反映出经俞樾修订的《七侠五义》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原本《三侠五义》，对《三侠五义》的推广流传起了很大的作用。
虽然1925年亚东图书馆以《三侠五义》为底本标点出版，但俞樾修订过的《七侠五义》仍是当时流传的主流。据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所藏几本民国间出版的《七侠五义》，除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上海文明书局铅印出版《足本七侠五义全传》把俞樾改过的第一回“据正史翻龙图公案，借包公领侠义全书”作为首回附在前面，后面径接《三侠五义》第一回外，其余几个版本，如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年三月出版的《增图七侠五义传》、上海启智书局中华民国二十年七月《新式标点七侠五义》等等，采用的都是俞樾修订过的《七侠五义》本，而且无一例外附上俞樾所作序，挟俞樾以自重之意颇为明显。
《三侠五义》的盛行，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诚如鲁迅所言，“其时欧人之力又侵入中国”(19)，而武力是我们处于弱势的主要原因。一些有识之辈有感于民族缺乏尚武精神，希望通过提倡急公好义、慷慨赴死的侠义精神来振兴国家。如梁启超《新民说》第十七节专论尚武，把尚武精神作为国民新特性之一，还发表《中国之武士道》，宣扬古今侠义人士，力图使“柔脆无骨”之我族人，能“立于天演之界”。(20)《七侠五义》的广泛传播，必然对人民“尚武”心理的兴起有一定导向作用，《月月小说》所言“使我国民读之，振起尚武精神不少”当非空穴来风。
因此若要对俞樾《三侠五义》的修订影响及作用下个结论，胡适《三侠五义·序》所言颇中肯綮：“曲园先生在学术史上自有位置，正不必靠此序传后，然而他以一代经学大师的资格来这样赞赏一部平话小说总算是很可钦佩的了。”而且亚东图书馆请俞樾曾孙俞平伯校点此书，正可谓“《三侠五义》因曲园先生的表章而盛行于南方，现在《三侠五义》的原本又要靠平伯的标点而保存流传，这不但是俞家的佳话，也可说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了”(21)。
注释：
①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24页。
②本文所用的《三侠五义》为扫叶山房光绪5年(1879)版，题《忠烈侠义传》；《七侠五义》为光绪十五年(1889)上海广百宋斋铅印本，题《绣像七侠五义》。
③［清］平步青《霞外攟屑》卷九“大禹治水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50-651页。
④金文京《俞樾的文艺观》，陈平原等主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1页。
⑤章太炎《谢本师》，《民报》第9号，1906年11月。
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页。
⑦该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⑧李家瑞《从石玉昆的龙图公案说到三侠五义》，《文学季刊》第二期，转引自孔另境编《中国小说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21页。
⑨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422页。
⑩《月月小说》光绪三十三年十月望日（1907年11月20日）第1年第10号。
(11)转引自孔另境编《中国小说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19页。
(12)鲁迅《小说史大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页。
(13)《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48页。
(14)引自顾农《乌程陈忱与秀水陈忱》，《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5期。
(15)(18)(21)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80年版第422页，第422页，第423页。
(1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08页。
(17)此文作于一九二二年三月，是为《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册》作的，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239页。
(1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版第204页。
(20)梁启超《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