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俞樾/三侠五义/修订/意义

俞樾曾对《三侠五义》进行修订，使其在南方广泛传播，《月月小说》因此誉俞樾以“小说家”之号。俞樾之所以选择《三侠五义》进行修订，源于他对包公故事的兴趣、对古代侠义之风的激赏，并且该小说也符合其政治理想。俞樾以朴学大师的身份关注这一部平话小说，使《三侠五义》及其“尚武”精神得以广泛传播，功不可没。 近代文学
    俞樾(1821-1907)，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清末著名朴学大师，著有近五百卷的《春在堂全书》及其他著作。“博通典籍”之际，俞樾“旁涉稗官杂流”①，对传统士大夫所不齿的小说戏曲投入相当热情。俞樾寓居苏州时，潘祖荫从北京归，向俞樾推荐《三侠五义》。俞樾携归阅之，喜欢之余动手加以修订，并于光绪十五年(1889)由上海广百宋斋铅印出版，题曰《绣像七侠五义》②，平步青描述当时情势“沪上石印，风行广播”③。这对做过翰林而又以朴学大师之名闻于海内外的俞樾来说，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举动，金文京先生誉此举“在中国文学史上，堪称空前绝后之举，应大书特书之”④。
    一、俞樾改编《三侠五义》之缘由
    俞樾自小对通俗文艺有浓厚兴趣，就小说而言，阅读过的不下二十几部，为何选择“粗鄙无文，士大夫多不屑寓目”的《三侠五义》进行修订？俞樾《七侠五义》序云：“尚书云有《三侠五义》一书，虽近时所出，而颇可观。余携归阅之，笑曰：‘此《龙图公案》耳，何足辱郑盫之一盼乎？’及阅至终篇，见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豪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正如柳麻子说《武松打店》，初到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精神百倍。如此笔墨，方许作平话小说，如此平话小说，方算得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乃叹郑盫尚书欣赏之不虚也。”从序看来，俞樾似乎感于《三侠五义》艺术上的感染力而为之。俞樾喜欢民间说唱文学，而《三侠五义》的平民化，对世态的描写，自然深得俞樾的赞赏。但若分析一下，可发现另有一些深层原因。
    第一，源于俞樾对包公故事的兴趣。俞樾阅读过《龙图公案》及有关包公的戏曲，著述中有不少对包公本事的考证。《小浮梅闲话》中，俞樾通过《宋史》包公本传、李辰妃传考证包公与李辰妃的故实，这些考证出现在他修改的《七侠五义》第一回。俞樾还从其他笔记，辑得一些有关包公而未被小说家们发现的故事，如《茶香室丛钞》卷三《包顺》引宋王鞏《甲申杂记》、卷四《包孝肃公子妇崔氏》引宋韩元吉《南涧甲乙集·庐州重建包二公祠堂记》、《茶香室三钞》卷二三《张清风》录明郑仲夔《耳新》载张清风事及《茶香室四钞》卷二十《包孝肃为东岳速报司》引吴翌凤《逊志堂杂钞》载有关之事等等。俞樾对《龙图公案》里的八大王亦做了考证，见《茶香室丛钞》卷二《八大王》条，《七侠五义》第一回末亦作了说明，还增加沈俶《谐史》有关八大王的记载。这些说明俞樾对盛传的包公故事颇为留意。
    第二，源于俞樾对古代侠义之风的激赏。俞樾在《七侠五义·序》盛称小诸葛沈仲元“从游戏中生出侠义来”，可见对侠义之会心。从俞樾的著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俞樾对民众的高义与侠烈行为相当推许和赞赏。《五五》（《俞楼杂纂》卷四十三）中俞樾首列“五义”一门，以曲园叟名义论曰：“立人之道，曰‘仁义’，然余以为仁义非有二道也，义者所以行其仁也，是以伯夷叔齐扣马而谏，太公谓之义士，而孔子以为求仁而得仁。仁义岂有二哉。余观匹夫匹妇之所为，有士大夫所不及者，殆古之所谓义士者欤。孔子不云乎‘义以为尚’，故著斯篇。”《五义》第一则的王全，《五奇》第一则虬髯公般的武昌舟人髯艄公，《右台仙馆笔记》卷三第十七则盗亦有道的“梁上君子”及卷十五第三十五则所写的张翁与某翁等等，都是有高义的普通百姓和侠士。
    《三侠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恰好暗符俞樾对侠义的审美要求。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五鼠，以及智化、艾虎等，他们都具有劫富济贫、伸张正义而又身怀绝艺的特征。南侠展昭“真是行侠仗义之人，到处随遇而安，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拽根，只因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 （十三回）。丁兆兰亦言“你我行侠尚义，理当济困扶危，剪恶除奸”（六十回）。欧阳春更具有古代游侠的特征，也是《三侠五义》里惟一一个最后不受官家管束的侠客。而如寇珠、余忠之类的小人物，寇珠“为人正直，素怀忠义”，余忠“作事豪侠，往往为他人之事奋不顾身”，为了救主，二人都甘心失去自己的性命。还有张别古，“好行侠义”，与冤魂无亲无故，却一趟又一趟带乌盆上公堂，为其鸣冤。这些人物身上所具有的品格都符合俞樾对侠义行为的欣赏。
    第三，《三侠五义》符合俞樾侠士与清官结合、共同戮力除奸的政治理想。《三侠五义》里侠士和清官生存的社会基础是“四海升平，万民乐业，真是风调雨顺，君正臣良”（第一回）。宋仁宗知人善任，近忠远奸。以包公、颜查散为代表的朝廷清官，铲奸除佞，下安黎民，上报天子。而侠士们不管是有古侠之风、做事稳当、不图扬名的欧阳春；还是心高气傲、武艺非凡的白玉堂；或是啸聚绿林的张王马赵诸人，都以忠于朝廷为第一要义。如丁兆蕙说：“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理宜与国家出力报效。”（二十九回）白玉堂不服“御猫”之号，大闹皇宫以争高低，授四品护卫时，“心平气和，惟有俯首谢恩”（五十八回）。而王朝诸辈，因不满权奸庞太师，落草土龙岗，“功名未遂，亦不过暂借此安身，不得已而为之”，当展昭提议他们等包公擢用，弃暗投明，为国出力时，王朝立刻答道：“我等久有此心。老爷倘蒙朝廷擢用，我等俱愿效力。”（第六回）亦即“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之意。《三侠五义》里侠士与清官结合，互为辅助，上为朝廷除奸，下为百姓伸冤，维护了百姓和社会的安定。
     这种清官政治与侠士武功结合下实现的政治清明，为俞樾所赞许。俞樾非思想僵化之人，治学上不拘门户，也乐于接受外邦的东西。但他的思想开放有个底线，就是不能超越忠君爱国，而这源于俞樾浓厚的“尊王”思想。俞樾认为孔子因忧君臣之义废而作《春秋》，于是作《春秋论》三篇，详论《春秋》尊君之义，强调：“人之罪固有可赎，若弑君之罪，虽功存一时、泽及万世，不以赎其毫末也。”（《俞楼杂纂·佚文》）释《论语》“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亦云：“文质之异，异乎其在外者也。至其中之所存，如君臣之主敬、父子之主恩，不以文而有加，不以质而有损也。”（《群经平议》卷三十一《论语平议》）当学生章太炎有仇满言论，并剪去辫子时，俞樾立刻将其逐出师门，责以“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⑤因此也可以理解一贯对小说不大加以主观臆断的俞樾，对《水浒传》却颇为不满，“《水浒传》则实无可观，不知袁中郎何取此书”（《茶香室三钞》卷二三）。因为梁山之人虽受招安并为朝廷出力，但他们曾经反抗朝廷的事实是存在的，李逵更是动不动就要“杀上东京，夺了鸟位”（《水浒传》第六十七回）。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指出：“《水浒》对于强盗，对于官吏，都有一种大胆的见解；《七侠五义》也恨贪官，也恨强盗——这是北方中国人的自然感想，——但只希望有清官出来用‘御铡三刀’和‘杏花雨’的苛刑来除掉那些赃官污吏，只希望有侠义的英雄出来，个个投在清官门下做四品护卫或五品护卫，帮着国家除暴安良。这是这些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的公同见解。”⑥胡适批评的地方，正是俞樾所欣赏的地方。正因《三侠五义》没有反抗朝廷的精神，才得到俞樾的认可。
    二、俞樾对《三侠五义》的修订
    俞樾阅读《三侠五义》之后，动手加以修订，并易名《七侠五义》出版，盛行于南方，平步青有言是“沪上石印，风行广播”，影响可见一斑。那么俞樾对《三侠五义》进行了哪些具体修订？
    俞樾所作一项重大修订即是，易书名为《七侠五义》。原书首页题“三侠五义”，俞樾认为“南侠、北侠、丁氏双侠、小侠艾氏，则已得五侠矣。而黑妖狐智化者，小侠之师也；小诸葛沈仲元者，第一百回中称其从游戏中生出侠义来。然则此二人非侠而何？即将柳青、陆彬、鲁英等人概置不数，而已得七侠矣。”因此改题《七侠五义》以符其实。此一改动虽大，实不影响及小说内容及结构。与此改动相类似的是，将书中人物颜查散易名为颜眘敏。俞氏认为颜查散是主要人物，为后半部书之主，在名字上“非如牛驴子、苦头儿、麴先生、米先生诸人，呼牛呼马无关轻重也”（《七侠五义序》）。所以他从小学的角度出发，疑“查散”是“眘敏”之误，因为古文以“眘敏”为名，有“取慎言敏行”之意，故易之。此亦其考据习癖之自然流露。
    对《三侠五义》所作真正内容上的修改则是删改第一回情节。俞樾认为原书第一回所叙狸猫换太子事太过荒诞，“白家老妪之谈，未足入黄车使者之录”，遂据《宋史》、《默记》、元人杂剧等记载的包公、李辰妃、八大王事，“别撰第一回，援据史传，订正俗说，改头换面”（《七侠五义序》），把包公等事迹罗列之后，用简略的笔墨介绍了狸猫换太子的缘由。俞樾有言“今据正史，将包公一生宦迹表明，又照原书叙明狸猫换子缘由，以后便径接原书不再删改”（《七侠五义》第一回）。因此，俞樾对全书文字所作改动主要即在此处，李家瑞先生曾判定：“俞曲园先生又把《三侠五义》改成《七侠五义》，除第一回而外，没有更动。”⑧
    此外，俞樾对《三侠五义》的字句文辞作了部分正讹或增删。由于《三侠五义》不论在写作还是版刻上，都稍显粗糙，出现较多的字词方面的错误，因此俞樾在《三侠五义》修订中做的首要工作是纠正字词或语句上的错误，这里仅举前十回中数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