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封建理性的反叛使公安派转向了人性未受污染的童心；在华兹华斯那里，“童年复归”又成为资本主义文化中人之异化与堕落的救赎之路。这两者产生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但他们之间共同的选择却证明了人类的童年是完美的、自然的。它既是人类在迷惘之际的回忆之所，也是人类异化与堕落之途。
三、返回自然与重返民间
“童心说”不仅是公安派诗人个体心性的表达，更是整个民间百姓的心性再现。正是在这方面，公安派的文学思想与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另一价值取向，即入世思想的折射。尽管这种取向是当时公安派在主观上所不耻的，但其对民间文学的重视客观上则间接地折射了这一传统。公安派三袁提出了“代各有诗”的观点。他们反对做诗的各种束缚的同时，把视野投向了民间。他们认为民间文学是“真人所作，故多真色”[5]。他们不光推崇当时极为流行的《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的歌谣；在实践中袁宏道还将自己学习民歌的作品收入自己的集子，而不避“近平，近俚，近俗”之嫌。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他们的主张，即“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野语街随意取，懒将文字拟先秦。”[6]这种民间文学价值取向不仅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民间文学传统，还进一步突破了儒家那种温柔敦厚的诗风。
华兹华斯也是在卢梭思想的影响下，将诗歌描写的范围从童年的感伤转向了对大自然的讴歌，对乡间生活的赞美。然而，这种对自然与乡村民间生活的偏爱更多地表现了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反叛倾向。华兹华斯把自然世界，尤其是日常的田园生活作为他诗歌内容的最重要选材。他说：“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心中主要的热情找到了更好的土壤，能够达到成熟境地，少受一些拘束，并且说出一种更淳朴和有力的语言……因为田园生活的各种习俗是从这种基本情感萌芽的，并且由于田园工作的必要性，这些习俗更容易为人了解，更能持久；最后，因为这种生活里，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的美而永久的形式合而为一的。”[7](P121)对理性思想的反叛，华兹华斯选择了个体感情与童年的复归作为恢复鲜活人性的途径，使这些鲜活的人性在自然与乡间得到了最佳的表现。从诗歌内容到语言形式方面，华兹华斯都采用了与古典主义诗歌完全不同的形式。例如他的《丁登寺》一诗则表现了宇宙与自然和谐的主题；《我们是七个》、《孤独的收割者》、《她住在人迹罕至的路边》、《几个乞丐》等诗则对下层民众表示出了一种深切的、发自内心的同情。不仅如此，华兹华斯在描写自然时还反映出一种基督教的神秘主义思想。大自然是他崇拜的对象，因为自然之中隐藏着一种神秘而仁慈的力量。在基督教看来，自然与人类一样都是上帝创造物，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对应的；然而，在工业文明中，人类不可避免地被物化，甚至走向了堕落；人类已经找不到上帝初创人类的纯洁之途。唯一可做的便是通过对自然的冥思来寻得上帝的灵光。这种思想在华兹华斯的诗中也体现得较为明显。纵观整个华兹华斯的诗，诗人往往将自然之景的冥想与乡村生活的描写结合在一起，使之不仅具有一种生机的气息，而且在这种生活描述的后面反映出诗人的神学思想倾向。
综上所述，华兹华斯与公安派之间因其文化根底的差异使他们所选择的自然与民间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内涵。公安派在复古之声中将视野投向了民间文学，而且还进一步突破了传统诗学，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华兹华斯的返回自然也把目光转向了对乡村生活与自然风光的讴歌与赞美。不同的是，这种取向却是拯救工业文明中人的异化与堕落的途径。无论如何，他们之间对民间生活的重视，对平民大众的关注，在人类文学史上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Abrams M.H.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4thEdition New York，Norton.1979.
[2]易闻晓.公安派的文化阐释[M].济南：齐鲁书社，2003.
[3]张凡编注.李贽散文选集[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6..
[4]苏文菁.华兹华斯诗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丁放.金元明清诗词理论史[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6]陈书录.明代诗人的演变[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7]聂珍钊.外国文学史[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