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女性觉醒是“情教”思想的具体体现
从孔子的“克己”到朱熹的“灭人欲”，儒家学说都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关切。孔孟儒学以培养“士”为己任，士的职业是做官。儒家学说是为“士”量身定做的道德修养及治国安邦准则，是对“士”的最高要求，并不适用于普通百姓。西汉董仲舒开始将儒学政治制度化，将“士”之最高道德标准下移为普通人都必须遵守的最低制度准则。宋明理学的兴起和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在这两方面的功能。而为“士”量身定做的道德修养标准一旦被作为下层百姓都必须遵守的制度，其不适应性是显而易见的。本来建立在自觉原则上的规范，变为强制人们接受的律条，难以达到约束目的。所以，明后期理学严重脱离实际，变成空疏无用之学，日益成为政治附庸，无法担起救世重任。作为儒家思想的传承人，冯梦龙并不否认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当意识到不能用上层修养的观念约束下层百姓时，他开始将视角转向普通百姓，探求更能为百姓所接受的教化方式，以实现其补天愿望。
当冯梦龙将视角转向市井细民时，他系统地提出“情教”思想，他在《情史序》中提出，“我欲立情教，教诲汝众生”，使社会“无情化有，私情化公，庶乡国天下，蔼然以情相与，于浇俗冀有更焉”。这一思想贯穿其创作始终。清芾斋主人在《二刻醒世恒言·叙》评“三言”：“备拟人情世态，悲欢离合，穷工极变。不惟见闻者相与惊愕，且使善知劝，而不善亦知惩，油油然共成风化之美。”冯梦龙在《醒世恒言·叙》中也明确地说：“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可见，“三言”中女性觉醒是他情教思想的具体体现。
2.“补天”是“情教”思想的最终指向
冯梦龙的“情教”体系与儒家传统一脉相承。他在《情史·詹詹外史序》中说：“六经皆以情教也，《易》尊夫妇，《诗》有《关雎》，《书》序殡虞之文，《礼》谨聘奔之别，《春秋》于姬姜之际详然言之，岂非以情始于男女，凡民之所必开者，圣人亦因而导之，律勿作于凉，于是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而汪然有余乎!”这表明冯梦龙是以儒家文化做为自己“情教观”的思想基础。虽然他主张“情为理之维”，但其最终指向并未脱离“理为情之范”。在《情史》中他把情提到改造社会的高度，提倡以情治天下，“王道本乎情。不通人情，不能为帝王”，为臣者要以情对君主，人人有情，社会才稳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可见，冯梦龙对“情”的强调最终落脚点还是“礼”，用情醇化社会，教化民众，其指向与宋明理学本质上是一致的。“情”与“理”的区别在冯梦龙看来，不过是教化工具的不同。在“三言”中，很多地方都能看出作者试图在“情”与“理”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喻世明言》卷四)中陈玉兰与阮三一见钟情，在闲云庵尼姑帮助下，两人成其好事，阮三纵情过度而暴死，陈玉兰却身怀六甲。这种情况下陈玉兰坚决表示要“从一而终，虽是一时苟合，亦是一日夫妻，我断然再不嫁人。若天可怜见，生得一个男子，守他长大，送还阮家，完了夫妻之情。那时寻个自尽，以赎玷辱父母之罪”。最终陈玉兰一生守寡。儿子成名后，将母亲贞节之事表奏朝廷，遂建贞节牌坊。陈玉兰失节因情而起，小说虽以失节起却以守节终，从中可以看出冯梦龙发乎情却止于理的情理观。作者并非不要求女子守节，而是认为守节要发乎情才更符合人性，才更易为民众接受。正如他在《情史·情贞类》卷末总评中所说：“自来忠孝节烈之事，从道理上做者必勉强，从至情上出者必真切。夫妇其最近者也，无情之夫，必不能为义夫；无情之妇，必不能为节妇。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
《陈多寿生死夫妻》(《醒世恒言》卷九)中朱多福自幼与陈多寿订婚，两人没有任何感情基础，但在多寿十五岁得了恶症难以医治时，多福却执意不同意父母悔婚，“生为陈家妇，死为陈家鬼”。婚后丈夫怕累其受苦而饮毒酒自尽，多福以“既然官人服毒，奴家义不独生”毅然与丈夫同死。没想到以毒攻毒，两人非但没有死，多寿久治不愈的癞疮也好了，还得到福寿双全的结局。这种对义夫节妇行为的赞叹，不能不说是冯梦龙对“理”的直接认同。
三、“补天”诉求——女性觉醒的深层意蕴
客观地看，“三言”中女性觉醒是对宋明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反叛，但在男性话语中心背景下的女性形象描述，更多的时候只能认为是男人在借助女人叙说自己的故事。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为理想与女子以嫁人为人生终极目标是相似的，因此，士人便以女性化的哀怨来表现自己政治上的失意。从屈原以美人自喻开始，唐诗、宋词、元曲从未中断这一传统，明清小说亦无法与这一传统决裂。冯梦龙的“补天”意识既显现在其立情教的行动之中，也隐现在其笔下的女性觉醒形象中，这些女性的觉醒反映了以他为代表的下层知识分子对封建制度的反叛及其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元代罢黜科举，士人地位低下，与百姓无异，所以如关汉卿等便摆脱了传统士人所固有的价值观念，将自己融进市民阶层之中，成为平民的代言人。到明代，落魄文人虽依然属于市民阶层，但儒家地位却有所提高，科举制度也得以恢复，因而士子位处低下却重拾传统价值观念，有着强烈的补天愿望，对统治阶级形成了具有反抗精神的皈依意识。
1.女子婚恋观的改变表现士人民主意识的启蒙
明代“士人”是不稳定的社会阶层，他们既可为官又可为民。功名意识是科举制下“士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念。但尽管人人热衷于读书做官，科举出路却很窄。冯梦龙少年时即有才情，博学多识，为同辈所钦服，但一生科举却不得意，57岁才补了一名贡生，61岁才被选任福建寿宁知县。明代很多通俗小说家有着与他相似的境遇。这造就了他们复杂的思想意识：既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法思想，又有反抗专制的民主意识。明代小说《西游记》、《水浒传》等无不闪耀着民主思想的光辉，只不过借助的对象各有不同：《西游记》对封建等级制的冲击集中寄托于孙悟空这个神魔形象；《水浒传》则通过农民起义领袖来表现这一精神。到冯梦龙笔下，由于他将视角转向平民，民主意识更为明显。“三言”中女性大都具有反抗精神与平等意识，冯梦龙正是借助女性对传统婚恋观的反叛来表达“士人”对封建专制秩序的反叛。
总体来说，作者的这种民主意识是朦胧的，所以，小说中处处都有民主意识与士人意识的冲突。《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醒世恒言》卷八)将最后的成功寄望于清官的想法，是这一冲突的集中体现。而《赵伯升茶肆遇仁宗》(《喻世明言》卷十一)中秀才赵旭赴京应试，因故被废科名，流落街头，因宋仁宗枕中一梦，紧急召见，任以高官，衣锦还乡，则是男女一见钟情式君臣遇合方式，与《牡丹亭》中杜丽娘、柳梦梅因梦而遇合可谓异曲同工。
2.女性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反映士人政治参与意识
冯梦龙笔下女性价值观念的变化是明代下层知识分子政治参与意识的一种反映。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商人势力的兴起直接导致了市民阶层对政治态度的变化，新兴的市民阶层已初步有了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主体意识与价值观念，对政治问题表现出大胆的批判与积极的参与。受其影响，下层知识分子不再是消极地等待机会，而是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小说中女性一反传统文学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形象，不再抒发“怀才不遇”“美人迟暮”的个人被动感伤，而是群体抗争。《隋炀帝逸游召谴》(《醒世恒言》卷二十四)中的隋炀帝篡夺皇位，荒淫无度，劣迹斑斑；《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喻世明言》卷十五)中的周太祖郭威未发迹时，没一个人不嫌，没一个人不骂。这种直接的批判与女性的反叛构成了一明一暗两种反叛方式。而《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喻世明言》卷四十)中则安排了机智女子与官府的直接对抗。
这种对女性才智的张扬及对女性价值的重新认识传达出下层知识分子要求“补天”的群体诉求。
3.风尘女子形象象征士人精神人格
明代傅山认为：“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资志没齿无异也。”[4]冯梦龙笔下的风尘女子无疑寄托了落魄文人的精神人格。她们虽然误落风尘之中，身居下贱，但并没失去最基本的人性，甚至大多数形象有着聪明的才智、美好的爱情追求，善良的品质和高尚的情操，表现出出污泥而不染的可贵品质及强烈的反抗精神。这些风尘女子身上寄寓着作者的理想和追求，她们以从良为人生的最好归宿，正如“士人”以“货与帝王家”为最好归宿一样，但“三言”中风尘女子并非为从良而从良，当发现所托非人时，她们宁可舍弃。这正表现了名士清高的精神人格，也反映明代士人虽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却也不甘出卖自己的人格与道德，其对统治阶级的皈依带有反抗意识。
[参考文献]
[1]舒勤.对人性、欲望的沉思与展示[J].求索，2006，(6).
[2]周中明.重评冯梦龙对“三言”的贡献[J].明清小说研究，1992，(2).
[3]欧阳代发.“三言”中冯梦龙的作品[J].湖北大学学报，1996，(1).
[4]陶慕宁.古典小说中“进士与妓女”母题研究[J].明清小说研究，19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