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思想领域,一部分人坚守儒家诗教、先哲垂训,学者郑玉就强调“道外无文”(《馀力稿序》),但另一部分人却置之不顾,离经弃道而为文。元末,卫道坚定者中如宋濂,他愤激于圣人诗教的被抛弃和践踏,感到元末的文坛简直是一片混乱,所以起而抨击之。在《徐教授文集序》中,他说:

　　后之立言者,必期无背于经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与此也。是故扬沙走石,飘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佹诞不经,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间濮上,危弦促管,徒使五音繁会而淫靡过度者,非文也;情缘愤怒,辞专讥讪,怨尤勃兴,和顺不足者,非文也;纵横捭阖,饰非助邪,而务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涩,棘喉滞吻,读之不复可句者,非文也;廋辞隐语,杂以诙谐者,非文也;事类失伦,序例弗谨,黄钟与瓦釜并陈,春秾与秋枯并出,杂乱无章,刺眯人目者,非文也;臭腐蹋茸,厌厌不振,如下里衣裳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类,不能遍举也。 (《宋学士全集》卷七)

　　可在后人眼里,宋濂本身就没有说这些话的资格。他文章中乱力鬼神、荒诞不经的东西比比皆是,有人认为他不仅作为一个儒者不合格,作为一个文章家也不合格，“宋景濂一代儒宗,然其文大半为浮屠氏作。自以为淹贯释典,然而学术为不纯矣。不特非孔孟之门墙,抑亦倒韩欧之门户。八大家一脉,宋景濂决其防矣。”(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三十五)但在元代,文章家大多如此,并不为怪,也没有遭到如此批评。

　　由此,我们可以对元代文坛的丰富和复杂,有一个概括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