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不仅“瓦子”(剧场)中艺人说“话”(故事)须与诗或词相穿插配合，即在古时侑酒之歌女，晚唐五代仅以唱小令劝酒者(见《教坊记》)，至宋时亦以故事劝酒。戴复古《石屏词》《浣溪沙》云：“说个‘话’儿方有味，吃些酒子又何妨。一声啼鴂断人肠。”此赠歌女之词，由末句可以知之。足证当是歌女行酒令时，亦兼说“话”。(《中吴纪闻》载杜正献谓其婿苏舜钦以《汉书》为下酒物，亦指其以书中故事佐饮也。)由此可见宋代说故事风气之盛，实为后世小说发展之先躯，此实中国小说史上一大事也。

    话本至明代已发展为小说，然犹存古风，仍需穿插诗词，以增加说唱时之趣味。尚友堂本《拍案惊奇》“凡例”五则之三云：“小说中诗词等类[“诗词”之后加“等类”者，指小说中有时加入骈文描写及民歌小曲。骈文之作用有时略似慢词，其铺叙亦相类。]，谓之蒜酪，强半出自新撰。间有采用旧者，取一时切景而及之，亦小说家旧例，勿嫌剽窃。”所谓“出自新撰，指明人拟话本而作之小说，其中诗词为作者自撰。所谓“采用旧者”即从名人集中选择可与故事捏合之现成诗词，穿插于其所撰小说中，作为演唱之材料。此则为宋人话本作者之传统“旧例”，采旧者不受“剽窃”之责也。但“取”时务须“切景”，故《草堂诗余》之编集，皆分门按“景”以选词，庶便说唱者采用时“切”合“话”中情“景”也。

    历来词集中每首标题，皆以调名为主。自《花间》、《尊前》开其例，不复改易。则因当时小令，无非谈情说爱、离愁别恨之词，用以侑酒，但取其音调铿锵，宛转动人。其所重者为词调，故词集但记调名，不必详其每词题旨也。及文人为之，题材较广，则转重词意，而乐调次之。至若“词话”则取材于词，原为润色故事之“蒜酪”，自须“究其事，达其辞。”在编词话者观之，词之景色本事，又更重于乐调矣；故须于每首词牌名下，加注题旨，以便醒目易采。明末仁和沈谦之词，名日《东江别集》，每首皆以事为题，而调名仅以小字注于题下。此在近代词客见之，必大斥其谬，而不知此真宋代说话人“词话”底本之旧例，为词史及小说史上不可多得之材料。清代词人锐意复古，然知宋代词与小说渊源之迹者鲜矣。《草堂诗余》在宋、明盛行，其故即在于其编制便于说话艺人之采用，而近世填词文人知此者亦鲜矣。

    明季道士陈耀文《花草粹编》叙日：“然世之《草堂》盛行而《花间》不显[“《花间》不显”之说亦不尽然，明刻《花间集》有汤显祖眉批本，刊印不精，足以证明为坊问流行之本。]。故知宣情易感，含思难谐者矣。”盖以为《花间》之词重“含思”，而《草堂》所选多“宣情”之作，可谓全是臆说，羌无佐证。不知“《草堂》盛行”，即因此编就景分类，标明题材，改为说话人及话本作者所乐于备用采择。《花间》所集多为侑酒之令词，明代侑酒已别有当时流行之南北俗曲，《花间》令词之曲调多已失传，能唱者少矣，非“宣情”、“含思”之别也。夫《草堂》长调何尝不“含思”，《花间》所集，岂非妙于“宣情”者耶?

    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第七则云：古人词大率无题者多。唐五代人多以调为题。自增入‘闺情’、‘闺思’等题，全失古人托兴之旨。作俑于《花庵》、《草堂》，后世遂相沿袭，最为可厌。至《清绮轩词选》[《清绮轩词选》凡13卷，华亭夏秉衡编选，有乾隆辛未(1751)编者自序。有光绪乙未(1895)刻本。]乃于古人无题者妄增入一题，诬己诬人，匪独无识，直是无耻!”

    陈氏对于妄加副题于古人词调之下深表愤慨，读者或有同感。但以《花庵》与《草堂》并列，等量齐观，则不知二书性质不同，编者目的不同，读者对象亦不同。《花庵词选》编者黄昇，亦宋代知名词人，岂不知“古人词皆无题”，而犹妄加副题，以待七百年后陈氏之训斥乎?《花庵词选》原为习词者编，供人讽咏欣赏，兼存当时名家杰作，其读者对象为一般文人。至其中副题，皆书坊刻者所加，已如上述，而陈氏未察也。若以为作者或选者自加，则曹、陈注本之《片玉集》，岂亦周邦彦自加词题乎?陈氏盖未见陈元龙注本及方、杨和周词也。至于《草堂》何人所编，其读者对象为谁，陈氏便更不屑一究，更无论此集与当时说话人之关系矣。朱竹坨讥《草堂》所选不当，亦误以为此书乃为后世学词填词者而选，亦坐不知斯集乃说话人之手册，非倚声家之范本也。夫此书为“书坊编集者”，陈振孙已言之，但直斋未言此为说话人用书，则因原书已标明为《名贤词话》、《群英词话》，此在宋人，固一见即知其性质与读者对象，不烦词费矣。朱、陈二氏，因不知《草堂》乃为说话人便于检索而编，辄以倚声家所需者求之，遂有憾词。究其原因，有可述者：其一，凡欲评论某一时代之书，必先了解此书所流行之社会背景。某书能在当时风行甚久，为人所好者，必合乎此一时代读者之需要，至少某一部分读者之需要。《草堂诗余》之在宋代流行，至明不衰，正因合乎当时说唱艺人乃至话本作者之需要。若既不知当时之需要，又不知此书为谁而编，但以后世文人批评之标准绳之，鲜有合格者矣。

    其二，《草堂诗余》原刻编制，按四时景色人事分类，尚可约略推知编者原意为便于检查之类书性质，自明嘉靖庚戌(1550)上海顾从敬刊本，改编为以小令、中调、长调分类，俨然为习词者之范本。其后从顾氏衍出之本，如万历上元昆石山人四卷本、吴郡沈际飞六卷本，汲古阁《词苑英华》本，亦复相类[参看吴昌绶“双照楼翻刊明洪武本《草堂诗余》跋”]。是以清代词家，虽博雅如朱竹坨，专精如陈亦峰，因但见顾氏及其所衍出之本，已不复知此书编选之原意及其读者对象时代需要，即肆意抨击，宜其鲜克有当矣[因树楼《词苑英华》重刊汲古阁本书末毛晋跋文云：“《草堂》一编……几百年来，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可证此书在明代被用作娱乐场中歌唱者的手册，说“话”人采为“蒜酪”之资源。]。

    历来文人对于《草堂诗余》之选词、编次、分类、标题，率多贬辞，其故皆由于不知此书乃应当时某一部分读者之需要而编，辄欲以后世一般文人之目光衡量其所不知之古代艺人之特殊需要，不亦慎乎?因姑就鄙见所及，略为疏解如上。庶于古代词集与话本小说之渊源关系，有所阐发云尔。

    附记：宋罗烨《醉翁谈录》壬集卷一《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一篇，亦见陈元□《岁时广记》卷12“约密姬”条，原名《鸳鸯灯传》；陈则引自《蕙亩拾英集》。陈书分四时为四卷，又杂引诸书所记有关时令节序故事，为36卷(并首卷、末卷，共为42卷)，其按月分类，亦如《草堂诗余》，可以供说话人采用时令佳话以增添情节之用。即如此张生负约之事，既可敷衍为单篇故事，亦可作类似故事之“入话”。故知《草堂诗余》乃至十卷本《片玉集》之编制，自有渊源，为当时风尚如此，非如后人所讥，由于编者之无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