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杜甫作诗，虽多言君国时事，但他毕竟只是诗人，而不是思想家和职业政治家，因而他对辛弃疾的影响除了思想之外必然较多地表现在审美情味、风格趋向和艺术方法等方面。

    众所周知，辛弃疾在审美情趣上主要倾向于阳刚之美即壮美。他的主要代表作率多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慨。他也曾用比拟的词句自道其审美倾向云：“有心雄太华，无意巧玲珑。”(《临江仙》“奠笑吾家苍壁小”)。这种艺术倾向，固然主要取决于他战将的身分、豪侠的性格和兼济天下的阔大胸怀；取决于苦难时代对“男子汉精神”的热切呼唤；同时也与他向文学传统学习时自觉趋向杜甫的路子有关。

    杜诗主导的审美倾向是什么?研究者早就纷纷指出：是阳刚之美，是壮丽雄奇之美。杜诗风格多样，众美毕集，但就中可见他对于壮丽雄奇的事物有着特殊的爱好。他不但自己颇多笔力雄强、气象阔大之作，而且曾严厉批评同时代某些人“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戏为六绝句》之四)，对于风格纤弱、笔致细碎的倾向深为不满。明人胡应麟论杜甫七言诗的“壮美”，分之为“壮而宏大”、“壮而高拔”、“壮而豪宕”、“壮而深婉”、“壮而飞动”、“壮而整严”、“壮而典硕”、“壮而秾丽”、“壮而奇峭”、“壮而精深”、“壮而瘦劲”、“壮而古淡”、“壮而感怆”、“壮而悲哀”(《杜诗镜铨》卷19引)等14类，虽然不免琐细和某些含混之嫌，但毕竟指出了杜诗“壮美”的丰富性，不为无见。辛弃疾也是在他的词作中尽力表现“壮美”的多种形态，他的豪放之作，多有杜甫式的“壮美”意味。在相当一部分作品里，他干脆直接引用杜诗的壮美之句，借杜诗壮美的意象，来参与造成自己的壮美气势与风格。比如前已提及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开篇第一首《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这本是祝寿之作，上片多是门面语，无甚特色，下片忽化用杜甫《洗兵行》中壮美之句，发出“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的雄唱，这就不但使全篇抗金爱国的主题得到升华，而且赋予词章一种凌云的气势，使此阕成为兼有“壮而豪宕”与“壮而飞动”之美的名作。化用《洗兵行》中另外两个句子人词的《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亦略同此例，该篇用杜诗的结果，不但成功地表达了慷慨济时的主题，而且借助杜句使全词风格显得豪宕悲壮。

    再看辛词《水调歌头·席上为叶仲洽赋》：

    高马勿捶面，千里事难量。长鱼变化云雨，无使寸鳞伤。一壑一丘吾事，一斗一石皆醉，风月几千场。须作猬毛磔，笔作剑锋长。我怜君，痴绝似，顾长康。纶巾羽扇颠倒，又似竹林狂。解道澄江如练，准备停云堂上，千首买秋光。怨调为谁赋，一斛贮槟榔。

此词着力塑造一个在黑暗社会中不肯随俗俯仰、坚守高洁心志的“狂士”形象，用以赠友人，亦兼自况。它虽然引用前人诗文多处，但其主题思想、修辞手段及艺术风格，则主要有得于杜甫《三韵三篇》的第一篇。原诗云：

    高马勿捶面，长鱼无损鳞。辱马马毛焦，困鱼鱼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

此诗作于唐代宗永泰元年。其时代宗信任奸相元载和宦官鱼朝恩，而士之变节者，争出其门。杜甫有感于此，发而为诗。前人指出，这一首“见士有不可夺之志，比而兼赋”；并评其风格为“古悍”。(并见《杜诗详注》卷十四)上引稼轩词则作于宋宁宗庆元初年因被韩侘胄党人弹劾落职而隐居瓢泉之时。其时韩派奸人弄权，赵汝愚、朱熹等稼轩友人惨遭贬谪，而士之变节者亦争趋韩门。稼轩也是有感而作，故开篇即隐括杜诗，作为全词主干；再调动多种艺术手段，丰富了主题，深化了意境，不但抒发了与老杜相契合的思想情感，风格也趋向杜诗，使此词成为稼轩壮美之词中一首颇为别致的风骨“古悍”之作。

    宋词中许多“豪放”词人的一个最受人诟病的缺点是：抒壮志豪情时，常常一味奔放，浅显直露，了无艺术回味的余地。辛弃疾有时亦有此病，但大多数情况下他能注意词体深婉情长之美，写出豪婉、刚柔相济的篇什，做到壮而不流于粗，豪而能留余味。这也部分地得益于学杜——因为杜诗近体本来就颇多既深婉又清丽之作。试读辛词《太常引·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

   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短娥：被白发、欺人奈何!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

此词的中心和关键，是义兼比兴的“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二句。从字里行间可感知，稼轩渴望尽扫妖氛，振兴祖国。他对朝中奸邪及北方敌寇是多么愤恨，但却说得多么含蓄，多么耐人寻味，一点也不露出谩骂的粗相。却原来，这个深婉的比兴之笔来源于杜诗《一百五日夜对月》：

    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仳离放红蕊，想象颦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

此诗是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春杜甫陷身于安史叛军占领下的长安时对月思家之作。其思想艺术价值，堪与同时期所作另一五律名篇《春望》媲美。诗的警策，在“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一联。它驰骋想象，暗喻了离乱中的杜甫期望国家早日平定叛乱，重见光明的迫切心情。历代评论家多只赏其“出语之奇”，惟南宋罗大经从思想境界着眼，极赞老杜“胸襟阔大”(《鹤林玉露》乙编卷三)，斯为得之。稼轩亦别有会心，将这一联点化入词，遂使自己的小词忧时念乱的崇高境界豁然而出，使全篇呈现“壮而深婉”的风格美。

    稼轩词向以“豪放”著称。但他的“豪放”，大大不同于太白、东坡式的清旷飘逸的“豪放”，也明显有异于南宋不少词人粗犷、浅直甚而叫嚣的“豪放”，而是更多地渗透着悲壮、浑厚、郁勃和深曲的色彩。周济谓其“郁勃情深”  (《介存斋论词杂著》)，冯煦谓其“摧刚为柔，缠绵悱恻”(《蒿庵论词》)，陈廷焯谓其“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白雨斋词话》)，庶几近之。稼轩这种特殊风格的成因，固然主要在于他沉雄厚重的个性、坎坷曲折的经历以及悲剧性的时代氛围的浸染，但也与学习杜诗不无关系。杜甫自述其艺术风格的主要特征是“沉郁顿挫”(见《进雕赋表》)，稼轩词的代表作也是以沉郁顿挫见长的。论者曾谓周邦彦词有学杜的辙迹，其风格趋向沉郁顿挫一路。这个论点并没有错。不过我们知道，周邦彦严守诗庄词媚之界，只以词抒写男女之情和羁旅之怀，这就不可能全面学杜，而只可能在局部风格特征和章法修辞上得杜甫的一鳞半爪。不似辛弃疾以作诗的精神作词，表现自己整个的人格和志向，才会更多地学到杜甫因全力抒写深厚博大的忧患感和责任感而形成的沉郁顿挫风格。这里仅举名篇《摸鱼儿》为例：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阑，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此词作意为忧国伤时，精神上与杜诗一致，不待多说。有人比之为小词中的《离骚》，亦非无见。但在风格上他的确深得杜诗沉郁顿挫之致。虽然篇中并未化用杜诗，却隐然有杜甫“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的身影。前代词论家中有三人探得此词“沉郁顿挫”的情味。陈廷焯云：“词意殊怨，然姿态飞动，极沉郁顿挫之致。”(《白雨斋词话》卷一)陈洵云：“寓幽咽怨断于浑灏流转中。”(《海绡说词》)梁启超云：“回肠荡气，至于此极。”(《艺蘅馆词选》引)。其实持此以衡稼轩词，其代表作中以“沉郁顿挫”见长者不在少数，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等，哪一篇不是如此?更多的情况下，稼轩为了表达悲愤失意的情绪、造成沉郁顿挫的艺术效果，干脆化用杜诗有关句子入词，使得作品更加沉雄悲壮，动人心弦。如《贺新郎·题傅岩叟悠然阁》化用杜诗《晚登瀼上堂》“凄其望吕、葛，不复梦周、孔”二句道：“岁晚凄其无诸葛，惟有黄花人手”，使全篇失志悲慨、抑郁怨愤的气氛更浓。《满江红》(倦客新丰)大发政治牢骚之后于结句化用杜诗《别蔡十四著作》。贾生恸哭后，寥落无其人”二句云：“甚当年、寂寞贾长沙，伤时哭”，顿使全篇深沉郁勃，精神振起。《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云：“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这是用杜甫《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诗原有的深远浩茫、沉雄悲凉境界被不露痕迹地融入词中，遂宕出远神，使辛词更显浑灏流动之美。又如《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夜归来)上片剪裁史传，以李广之英雄失意无地用武自喻；下片隐括杜诗《曲江三章》之三，以抑郁愤激之语发抒投闲置散的苦闷。杜诗原文云：“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自慨失意，豪纵而悲郁。《杜诗详注》引王嗣爽《杜臆》评之为“以九回之苦心，发清商之怨调”。辛氏略变其字句，悉用于词，遂使全篇充溢“壮士拂剑，浩然弥哀”之意，且有沉郁顿挫之美。

    杜诗意境、风格及笔法对辛弃疾的影响，当然远远不止以上这些。杜诗本是一个众体兼备、涵汇万状的海洋，而辛词也是宋词中横竖烂漫、倾荡磊落、如天地奇观的第一大家。辛对杜的吸取，几达巨细无遗的地步。比如杜诗中颇有闲适冲淡之作，辛亦不乏此类作品，并常点化杜的此类佳句人词；杜诗中有不少论诗、论文、论画之作，辛词亦步亦趋，亦用词论诗文、品名画；杜诗中有不少富有阴柔之美的婉约小巧之章，辛则视之如宝，屡屡化用，以之参与织成自己的若干“秾纤绵密”之什。又如。辛弃疾在文学创作中主张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广取养料，并精心锤炼，严肃刻苦。这其实也是师法杜甫。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文二十二韵》)，辛弃疾则如响斯应地多次说：“书万卷，笔如神”(《鹧鸪天》)等，并向儿子传授经验日：“绝编能自苦，下笔定成章”(《闻科诏勉诸子》诗)；杜甫主张“意匠惨淡经营中”(《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辛弃疾也执著地认定：“诗在经营惨淡中”(《鹧鸪天》“点尽苍苔色欲空”)；杜甫作诗力求“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赠郑谏议》)，辛弃疾则欣然赞同：“下笔如神强押韵，遗恨都无毫发”(《念奴娇·用韵答傅先之》)：杜甫自谓：“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遭长》)，常常“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三首》)，辛弃疾晚年作词更是刻意求工，“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程史》卷三)。辛、杜二人都是天才绝伦、学问精深的大文豪，这就难怪他们虽处异代，却能在艺术创造的许多问题上笙磬同音了。

四

    辛弃疾学杜，既受自己的思想宗尚与艺术情趣驱使，也是宋代文坛风气使然。

   有宋一代，杜甫的光辉笼罩了诗坛，诗人学杜蔚然成风。时尚所至，竟然达到“工于诗者，必取杜甫”(黄裳：《陈商老诗集序》，《演山集》卷二十一)的地步。关于宋诗学杜的原因、背景及得失等，专家论之已详，本文不拟赘言。这里想强调的是，诗本来是词的“娘家”，宋代词人作词时在章法、意境、修辞乃至具体的造句上，多向诗家索取。因此诗坛风气的变化必然影响词坛，诗家学杜必然带动词人也来学杜。江西诗派奉杜甫为鼻祖，他们的诗法于北宋晚期浸入词坛。到南宋前期，词人用江西诗法作词的风气渐盛，大大影响了词的艺术面貌。3江西诗派主张“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和“无一字无来历”。辛弃疾主要采用隐括杜诗重要内容和化用杜诗成句人词的方式学杜，便是受了江西诗法的影响和启迪。

    翻开宋词的有关总集、别集可知，在北宋中期以后直至南宋灭亡这段时期的宋词诸名家中，学杜有得者并非只有辛弃疾一人。但是经过比较之后我们发现，在宋词学杜诸家中以辛弃疾所得独多，成就最显。这一点，拿辛弃疾与另一学杜大家周邦彦对比就会更清楚。周邦彦对杜诗颇感兴趣。据罗忧烈先生统计，《清真词》中用杜诗凡六十多处，远远超过用李商隐、李贺、杜牧、温庭筠等等，4可谓稼轩之前学杜用杜最勤的一个词人。但是，周邦彦由于思想气度、词学观念等方面的局限，主要是在技法修辞上下功夫，因而所得有限，不能与稼轩同日而语。其中的奥秘在于稼轩学杜大处着眼，抓住了关键，得到了最宝贵的精华。

    杜诗中最宝贵的东西在哪里?学杜最关键的是学什么?已故杜诗研究权威萧涤非先生说过：杜诗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大”。这个“大”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容的广阔性，杜诗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反映了唐代文化的各个方面，一部杜诗，是他自己的一部自传，也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忠实纪录。一是形式的多样性，各种诗体无所不包，且用这些体裁来发挥各种抒情叙事议论的作用，几致“无一事一意不可以入诗”。杜诗的第二个特点是“真”，杜甫感情真挚，毫不装腔作势，他的诗都是在一种“不吐不快”的状况下写出来的。5由此我们明白：稼轩词学杜因为抓住了“体大”、“意深”两个要点，所以十分成功。同时我们也明白：稼轩词因为具有与老杜诗相近的“体大”、“意深”之长，所以堪与后者并称。

注  释

1  周紫芝：《乱后并得陶杜二集》，《太仓梯米集》卷十。

2  黄庭坚：《老杜浣花溪图引》，《豫章黄先生外集》卷四。

3  参见邓魁英：《宋词与江西诗派》(《江汉论坛》1984年第2期)，及拙文《清真词的艺术成就及其特征》(《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

4  见罗忼：《清真词与少陵诗》(《词学》第4辑)篇末注。

5  此据张忠纲(萧涤非与杜甫研究)这篇采访记概括。张文刊于《文苑纵横谈》第1辑，并收入张著《杜诗纵横探》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