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文学史上，唐诗与宋词双峰并峙，相映生辉。研制词史者为了便于描述宋词的成就，往往拿宋词与唐诗的名家来两相对比。杜甫享有“诗圣”和“集大成”的盛誉，并被公认为唐诗最高成就的代表。于是词论家纷纷将自己心目中的宋词首选人物比拟为杜甫。这种做法本来无可厚非，不过我们知道，宋词之于唐诗，发展轨迹不同，思想内容、风格意境及艺术手段等更是迥然而异，论者若只执其一端，而不作全面衡估，就难免方枘圆凿，甚至闹出笑话。比如前代词话家曾将柳永、姜夔、王沂孙、周邦彦等人与杜甫相提并论，这便让人感到比拟不伦。因为这些词人虽然各有其长，各有某一点与杜甫相近，但从总体来看，他们与杜甫显然“不般配”。也有论者将苏轼词比为老杜诗(见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但苏轼的个性与词风，无疑更像李白。以苏拟杜，同样牵强。
笔者以为，综合思想内容、胸怀气度、艺术境界及风骨体制等重要方面来进行比较，在宋词诸名家中差堪与杜甫并肩而立的，只有号称“词坛飞将军”的辛弃疾。辛词的成就，震烁古今。但前代论者每每囿于“词以婉约为宗”的狭隘观念，虽然不得不承认辛词的艺术成就，却硬要目之为“别派”，而不愿将辛弃疾置于宋词发展枢纽的地位来考察。以故近代以前，大致无人将辛词与杜诗并提。今人首次将辛拟杜的是缪钺先生。他写于40年代的《论辛稼轩词》一文，在说明了成为伟大作家应具之条件后指出：“宋词之有辛稼轩，几如唐诗之有杜甫。”(详参《诗词散论·论辛稼轩词》)1986年，缪钺先生在为钱鸿瑛《周邦彦研究》一书所撰《序言》中，重申旧议日：“关于‘词中老杜’，我私意认为，辛弃疾似乎更合适一些。”对于缪先生的这一见解，笔者极为赞同。不过缪先生的着眼点在于说明宋词有稼轩略同唐诗有杜甫，本文则打算深入内层，从文学师承的角度说清这么一个问题：稼轩与老杜既然可以并称，那么他们在思想宗尚、创作精神及作品风貌等重要方面究竟有哪些相合或相通点?
作为词中巨龙，辛弃疾在创作上曾转益多师，但就中学杜甫较多，用力较勤，因而一部稼轩词集明显地呈露杜诗风貌。近年论者颇为注意辛弃疾如何师承前代作家的问题，论证他与庄子、屈原、陶渊明等人的渊源关系的文章时见发表，而关于稼轩词与杜诗是否有关联的讨论尚付阙如。事实上，杜甫对于辛弃疾文学创作的影响，绝不次于以上诸人。袁行霈先生的《辛词与陶诗》(《文学遗产》1992年第1期)一文对稼轩学陶论述颇精详。其中提到：全部稼轩词中，“吟咏陶渊明、提及陶渊明、明引陶诗陶文、暗用陶诗陶文者，共60首，将近十分之一。也就是说，每十首词里就有一首词涉及陶渊明”。笔者细检辛词之后统计出：在629首辛词中(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收626首、孔凡礼《全宋词补辑》补3首)，隐括杜诗或融化杜句者，竟达140首之多，超过五分之一。也就是说，每四首半词中就有一首用了杜诗。杜诗对辛词之影响亦大矣哉!
也许有人会说：宋人填词，好用唐诗成句，辛之用杜，亦循此例，“壮岁旌旗拥万夫”的抗金武将辛弃疾与“白头吟望苦低垂”的文弱诗翁杜甫之间，能有多少共同之点?焉能以辛词多用杜句来说明后者对前者影响巨大?笔者认为：唐诗那么多名家，稼轩取杜独多，这本身就表现了一种思想倾向和艺术趣味，而不单纯是文字技巧问题。更何况，具体分析辛词学杜用杜的若干例证，不难发现杜诗对辛词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由于这种广泛深入的影响，辛词成为宋词中杜诗色彩很浓的一家。下文仅撮其要者试作一些探讨。
二
辛弃疾和杜甫这两位异代作家之所以值得并称，首先在于他们有共同的思想信仰和相近的政治胸怀。试将他们的政治抒怀之作对读，不难发现这两位相隔四百多年的伟大作家的思想真如桴鼓相应。
杜甫的一生，始终以儒家思想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清人刘熙载说：“太白早好纵横，晚学黄老，故诗意每托之以自娱。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艺概·诗概》)现代学者程千帆、莫砺锋更进一步明确地指出：杜甫所接受的影响“主要来自早期儒家思想即孔孟之道，而且主要来自孔孟之道中的积极因素”。(《杜诗集大成说》，《被开拓的诗世界》，第11页)辛弃疾虽是才兼文武的将军，他的策论和词作中时时流露出一些先秦兵家的气息，并还有少许纵横家的色彩，但占据他思想信仰之主流的，却无疑是孔孟的学说。拙著《辛弃疾词心探微》中曾论证：辛弃疾在罢官隐居期间虽然力学老、庄，但老庄思想始终未在他头脑中扎下根，他终生服膺的，还是儒术。试读他自剖心迹的绝句《读<语><孟>二首》：
道言不死真成妄，佛语无生更转诬。要识死生真道理，须凭邹鲁圣人儒。
屏去佛经与道书，只将《语》《孟》味真腴。出门俯仰见天地，日月光中行坦途。
这样的语言，和杜甫诗中一再欣然自称“儒生”、“老儒”、“腐儒”及《进雕赋表》中“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云云，何其相似乃尔!事实上即使单从辛弃疾的交游上也可看出他崇儒的倾向。我们知道，辛弃疾在南宋士大夫中，和张栻、吕祖谦、朱熹等理学名臣情谊较厚，思想共鸣也较多。尤其对朱熹，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称朱熹为“擎天柱”、“帝王师”，《寿朱晦翁》诗竟说：“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有这样深厚执著的对儒家思想的尊崇信仰，就难怪辛弃疾在从事文学创作时，会那么自觉地向诗圣杜甫汲取思想营养了。这种吸取，最突出地表现在稼轩词中那几乎无处不在的杜甫式的系念家国安危的忧患感和使命感上。
人们知道，儒家政治思想中有两个积极的因素：一是要求国家统一，反对外族入侵(即所谓“尊王攘夷”)；二是主张士大夫积极人世，经邦济国，以天下国家为己忧，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生活在唐帝国由盛转衰、进而因“安史之乱”造成国家分裂的苦难时代的杜甫，很典型地表现了这种进步意识。论者已经正确地将杜诗中表现的这种意识概括为“沉重的忧患感”和“强烈的责任感”两项。(《被开拓的诗世界·忧患感和责任感》)笔者赞同这种概括，并认为：在宋词中，最得杜诗思想精髓、最好地继承和发扬了杜诗中这种进步意识的，就是辛弃疾。唐代的“安史之乱”和宋代的“靖康之难”是两个不同的历史事件，然而两个事件所导致的中原动荡、人民遭殃、国运惟危的情况，却颇多相似之处。宋人赞杜甫云：“少陵有句皆忧国”1，又云：“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2。生活在金人南下牧马、中国分裂衰落的不幸年月里的民族志士辛弃疾，又何尝不是如此!稼轩词的主旋律，便是抒写这种与杜甫声息相通、气味相投的忧患感和责任感。由于精神上的一致性，我们可以看到，辛弃疾抒写政治情怀时，经常引用和点化杜诗成句。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对杜集早已烂熟于胸，写作时笔端自然奔涌；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如文天祥所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集杜诗·自序》)故尔干脆借杜之口以道吾怀了。例证是俯拾皆是的：
杜甫终生抱定的政治目标是：“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文二十二韵》)辛弃疾则无论在为官为宦之际或投闲隐居之时，都一往情深而不改初衷地吟唱道：“忠言句句唐虞际，便是人间要路津”(《鹧鸪天·和张子志提举》)；“男儿事业，看一日、须有致君时”(《婆罗门引·用韵答傅先之，时傅宰龙泉归》)； “诗书万卷致君人，翻沉陆”(《满江红·倦客新丰”)，等等。俨然将杜甫的这几句诗奉为自己的立身信条。杜甫自谓“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并自视甚高：“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辛弃疾述志时，竟完全是一派“杜甫腔”：“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水调歌头》“落日古城角”)一个自比虞舜的宰臣，一个要成为商、周的贤相，二人流露的，都是一种“舍我其谁”的用世意识。
杜甫于乾元二年(759)春中兴诸将与安史叛军决战之际写作名篇《洗兵行》，热切呼唤：“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并且表达自己期望官军早日平叛收功以慰民心的意愿道：“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辛弃疾与老杜这种忧时忧国之心强烈共鸣，他屡屡化用这几个句子来表达自己以武力北伐、扫荡金兵、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迫切愿望。如：“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从容帷幄去，整顿乾坤了”(《千秋岁·金陵寿史帅致道，时有版筑役》)；“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两手挽天河，要一洗、蛮烟瘴雨”(《蓦山溪》“画堂帘卷”)等。这几个句子重出率之高，恰好说明作者与杜甫共鸣之深。
杜甫忧国忧民的可贵思想的表现之一是从儒家“仁民爱物”之心出发，推己及人，同情寒士和贫民。辛词虽以高歌抗金恢复为主，但在这一点上也曾响应杜甫。比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高唱：“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辛弃疾则隐括这一段千古名句入词以自述胸怀云：“老子平生，元自有、金盘华屋。还又要、万间寒士，眼前突兀……”(《满江红·呈赵晋臣敷文》)杜甫主张地方官善待百姓，为百姓做好事，关心百姓疾苦，他在《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诗中借写农民的举动表达自己这一思想日：“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语多中杂乱，说尹终在口。”辛弃疾则化用此诗以表达自己对隐居地——上饶地区百姓的同情爱护之心道：“我辈情钟休问，父老田头说尹，泪落独怜渠……”(《水调歌头·送信守王桂发》)读着这些具有杜甫胸怀的句子，再联系辛弃疾任地方官时的优秀政绩，我们就不禁会对邓广铭先生关于辛氏是一位“注意下层人民的疾苦，采取一些为他们兴利除害的措施”和“常常流露出对农民问题的关切”的“有作为的地方官”这一结论欣然首肯了。(邓广铭：《略论辛稼轩及其词》，载《稼轩词编年笺注》卷首。)
辛弃疾和杜甫还有一个重要的相似之点是：他们都空怀济世之才，而所志不遂，报国无门，当他们的忧国之心与使命意识碰壁之时，二人都发出感天动地的浩叹之声。杜甫《春日江村》有云：“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辛弃疾则在“醉吟”之时脱口用杜句“时序百年心”。(《水调歌头·醉吟》)杜甫在流落秦、蜀途中写《发秦州》诗，形容其忧患意识之浩茫深广云：“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辛弃疾落职隐居期间，对杜甫此叹深觉有契于己心，故多次引用人词云：“吾道悠悠，忧心悄悄”(《踏莎行．和赵国兴知录韵》)；“贫贱交情落落，古今吾道悠悠。怪新来却见：文《反离骚》，诗《发秦州》。”(《雨中花慢》“旧雨常来”)。此类句子，不一而足。
辛、杜二人皆处多难时代，常为忧愁所笼罩，被忧愁损害了身体。杜说：“艰难带减围”(《伤秋》)，辛亦化用杜句云：“不堪带减腰围”(《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但是，他们的忧愁，绝不是柳永那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式的儿女之间的私情，而全然是时世之忧，君国之愁，是一种仁人君子“专为天下苍生而谋”的博大胸怀。这种感情，决不因个人进退得失而转移，而是始终如一，死而后已。这正是儒家精英分子所具有的一种可贵情操。杜甫《吾宗》诗中，赞族人亦自赞日：“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辛弃疾在被迫筑室上饶带湖以便隐居时所撰《新居上梁文》中化用杜句以述怀云：“直使便为江海客，也应忧国愿年丰。”正是由于共同具有这种高尚的忧患感和责任感，杜甫和辛弃疾才会在各自的环境里写出了那么多动人心弦的堪称时代最强音的爱国诗篇、词篇!
为了更好地认识辛、杜二人在精神上的这种深深的契合，我们还可简单地对比一下辛弃疾学陶与学杜的不同。在宋以前的作家中，除了先秦的庄子、屈原之外，辛弃疾学陶与学杜最多，最倾心于这两个人。但陶、杜二人在他心中分量是有差别的。首先，从上文所列统计数字可以看出，稼轩词中学杜用杜的篇什是学陶用陶的两倍多。如果说，单纯的数量计算不能说明精神领域的根本问题的话，我们还可再比较一下他学陶和学杜时间的长短与用功的深浅。前引袁行霈先生的文章已指明：“辛弃疾对陶渊明发生兴趣，主要是在带湖、七闽、瓢泉这三个时期”，也就是“在他闲居时期或虽为官而退隐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由此可知，辛之学陶，明显地只在某一阶段。但他学杜则几乎是“全天候”的，并非只在某一环境、某一时期对杜感兴趣。翻开一部《稼轩词编年笺注》可以看到，辛弃疾不论在仕宦期还是隐居期，不管是得意时还是失意时，也不论是青年、壮年或是晚年，都有大量的学杜用杜的作品。让人最感兴趣的是属于仕宦期的“江淮、两湖之什”。这一时期的词是71首，涉及陶渊明的仅2首，占三十分之一弱；而学杜用杜的竟有20首，占将近三分之一。这大概可以证明：陶渊明多半是辛弃疾在失意闲居的特定环境中寻求精神寄托的一个对象，而杜甫则无论何时何地都与稼轩同在。这显然是因为：陶渊明虽有如人们所说的“金刚怒目”的一面，但终其一生主要以隐士的性格和身分出现，所以辛弃疾只会在隐居或想隐居时记起他；而杜甫则是与辛弃疾相近的热心用世、热心功名、永远怀着忧患感和责任感的儒家志士，直到晚年流离失所时还要叨念“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所以辛弃疾这位终身追求事业、临死还大呼“杀贼”(《康熙济南府志·人物志》)的民族英雄自然会永远想着杜甫，并在精神上向杜甫认同。由于这种原因，所以辛弃疾在学陶时虽然摆出大张旗鼓的架势，动辄提陶渊明这个名字，甚且自称渊明，但始终只学像了一小部分，不得不感叹“待学渊明，酒兴诗情不相似”(《洞仙歌·开南溪初成赋》)；而在学杜时，他虽然几乎不动声息，并极少呼叫杜甫的名字，仅仅是明引暗用杜诗杜事，可却能做到神情毕肖，思想境界若合符契。用杜诗某句某段的例子前已多引。更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情况是：由于精神契合，稼轩词某些篇章，不单单用杜甫某句，而是点化杜诗境界为我之境界，出现在篇中的抒情主人公的整体形象，充满忧患色彩与哲人光辉，让人一下子就联想到杜甫。试比较下面两篇作品即可见一斑。 辛氏《一剪梅·游蒋山呈叶丞相》云：
独立苍茫醉不归。日暮天寒，归去来兮。探梅踏雪几何时，今我来思，杨柳依依。白石冈头曲岸西，一片闲愁，芳草萋萋。多情山鸟不需啼，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这首小词仅60字，点化前人成句却很多，除了杜诗外，还用了《诗经》、《史记》及陶渊明文的成句。即使是杜诗，所用也不只一首，而是合用《佳人》及《乐游园歌》两首。对古诗文拉杂运用而无一点斧凿痕迹，这正是典型的稼轩词法。但此词的整体形象和意境，却主要是借鉴和点化了杜诗《乐游园歌》。原诗如下：
乐游古园崒森爽，烟绵碧草萋萋长。公子华筵势最高，秦川对酒平如掌。长生木瓢示真率，更调鞍马狂欢赏。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阊阖晴开□荡荡，曲江翠幞排银膀。拂水低回舞袖翻，缘云清切歌声上。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圣朝已知贱士丑，一物但荷皇天慈。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此二作有着极为相似的创作背景。杜诗写于天宝十年(751)内(据《杜诗详注》)，作者时年40岁。辛词写于淳熙元年(1174)春(据《稼轩词编年笺注》)，作者时年35岁。二人写作时刚好都在壮盛之年。杜作此诗前，于开元二十三年(735)首次到洛阳应进士试，落第。12年后再度在长安应选，又落榜。写此诗这一年，杜甫献三大礼赋，得玄宗赞赏，命时相考试其文章，等待分配，不料为时相所忌，没有下文。蹉跎十多载尚是白丁，“致君尧舜”的抱负无从实现，对政治前途充满忧患感，以故游长安郊外名胜乐游园而作此遣怀之诗。辛弃疾作此词前，于1162年南归宋，虽声震朝野，却不受重用。蹉跎12年，一直沉沦下僚。其间献过《美芹十论》、《九议》等力主抗金恢复的煌煌策论，竟然无人理睬。到写此词时，还只是设在建康的江东安抚司帐下一名小小参议官。志高职卑，宏图伟业无法实现，故满怀抑郁，游览行都建康郊外名胜蒋山时，自然会触物兴悲。有如此相似的遭遇和心境，难怪稼轩要径取杜诗境界为己用。由于小词只宜于抒写主观心绪，而不能铺写客观景致与生活场面，故稼轩取此诗时，一概省却描写名胜风景与饮宴场面的笔墨，只撷取“碧草萋萋”一语，移作蒋山春景之用，全词主要篇幅，则是着力点化杜诗后段那个“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的形象，作为自己词中孤独、苦闷和忧患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当然。抓住与前人的契合点，加以点化，并不是为了重复一个历史上已有的杜甫形象，而是要塑造此时此地自己的形象。所以稼轩对杜句并不照搬，对后者所写的形象和意境绝不简单地复制。词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云云，就是顽强地表明，自己眼下虽身处下层，默默无闻，但终究是人才，总会有用的。这一结尾。比起杜诗中那种茫然不知所归的彷徨之状来，思想境界就提高了。
本文限于篇幅，只能详此一例。实际上，稼轩词中思想意趣趋向杜甫的作品不在少数。即使某些没有明确化用杜诗的篇什也是如此。比如那首形式上极像骚体、而骨子里却近杜体的《水龙吟·用些语再题瓢泉》，那通篇劝告瓢泉水不要流出山去受污染的话语，其实就是暗用杜甫《佳人》诗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的警策之语，稼轩借此表现的，是他禀赋的与杜甫相近的不与浊世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操。又如《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中“喜草堂经岁，重来杜老”的深情歌咏，以及“一水西来，千丈晴虹，十里翠屏”等景物描写，不仅使人看到了他具有杜甫那样的飘逸风度和审美眼光，而且也让人联想到了杜甫建成浣花草堂之初所写的那些极为优美的情景交融的诗章。这些例证表明：杜诗中除了博大的政治历史意识滋养了辛弃疾之外，其他多方面的社会人生内容也给予后者以一定的影响，成为稼轩词丰富的思想内容、多样化题材与生活情趣的有机组成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