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倘要谈宋诗，我们还得提一下它与唐诗的关系。因为宋诗是唐诗的继续和发展。没有唐诗，宋诗便无所师承。但唐诗相对说比较容易谈，宋诗则不容易谈。你说唐诗成就大，人们没有争议；说宋诗成就大，人们就有争议。这争议不仅指现在，而且早在南宋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今天，前后达七百年之久。宋诗的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是高是低?便随着朝代的更迭常常起变化，甚至到今天仍然没有定论。南宋严羽是首先出来非难宋诗的。他说：“唐人与本朝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稍后是刘克庄。他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宋诗“皆为文之有韵者尔”。1到明朝的前后七子则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连杜甫以后的诗都不看。在他们的眼睛里压根儿没有宋诗的地位。2杨慎还说：“宋诗信不及唐”，“唐诗人主情，去三百篇近；宋诗人主理，去三百篇远。”3更为偏激的莫过于屠隆。他说：“读宋而下诗闷矣，其调俗，其味短。”4但是明人对宋诗的评价也并非完全一致。后七子的代表人物王世贞便是从抑宋到伸宋，晚年才悟到“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6从而肯定了宋诗的成就。都穆的态度更为鲜明，他说：“予观欧、梅、苏、黄、二陈至石湖、放翁诸公，其诗视唐未可便谓之过，然真无愧色者也。”7晚明公安派袁宏道还认为宋诗不比唐诗差，苏轼也并不比李白逊色。8袁宏道对宋诗的评价这样高，那是因为他看到明人尊唐却又写不出自己的特色来的一种革新要求。但这革新要求由于历史条件不成熟，自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我们从袁氏兄弟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的确写得很有生气。可谓清新流丽，却嫌空疏不够深厚。尽管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还是无法纠正明诗的弊端。

    那么，清朝的人对宋诗的评价又是怎样呢?一句话，仍然争议不休。素负盛名的王士祯虽则推许宋诗，还赞扬过王安石，说他是宋代诗坛巨擘。可是他还是尊唐的。他为自己的神韵派张目，专取冲和淡远的唐诗编了一部《唐贤三昧集》，目的就是提倡唐诗。格调派沈德潜也是尊唐抑宋的。他主张写诗古体宗汉魏，新体宗盛唐。你翻一翻《唐诗别裁》，便知道他尊唐的倾向了。吴之振编《宋诗钞》，那是很有魄力的行动，他通过编选本来驳斥尊唐派。他在这部书的序中说：“黜宋者日腐，此未见宋诗也。今之尊唐者，目未及见唐诗之全。守嘉隆间因陋之本，陈陈相因，千喙一倡，乃谓腐也。”另外，则有厉鹗编《宋诗纪事》、陆心源编《补遗》、曹廷栋编《宋百家诗存》、张景星等人编《宋诗百一钞》等(选本不一定好，还是方便了读者)。叶燮大约是尊宋的。他说：“自不读唐以后书之论出，于是称诗者，必日唐诗。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唾骂。噫，可怪矣。”9他这一“噫”很有见识。这样一来，清朝好像是宋诗的天下了。其实不然，尊唐与尊宋两股力量，仍然是旗鼓相当，纷争不休。清初黄宗羲诸人从民族思想出发，对宋代的爱国诗评价很高，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后来却出现一股潮流，从郑珍、莫友芝以至何绍基等人，他们以专学宋诗相标榜，而由于他们写的诗不怎么高明，影响不大。有影响的倒是“同光体”诗。他们提倡宋诗。如陈衍把宋诗提到“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的最高境界，并与祖唐诗的人相抗衡。可惜他们已逆时代潮流。这批诗人后来都成了抱残守缺的保守人物。这里要补充一句话，倒是乾隆时代的袁枚很有见识。他谈诗只重工拙，不分唐宋。他说：“唐宋分界之说，宋、元无有，明初亦无有，成、弘后始有之。”10他比各立门户的人，互相攻击，反唇相讥者，客观得多。

    从南宋开始，七百年来对宋诗评价颇多争议，无论是褒是贬，我们认为都失于偏颇。宋诗是不是有它的成就和价值，那是客观的存在，绝不是哪个人说好便好，说坏就坏。众所周知，宋代三百多年间，诗人灿若群星，名家辈出。响亮的诗篇也很多，而且这些诗人都是比较长寿而多产。杨万里活到80岁，陆游活到85岁。产量之多如杨万里，他的诗集就有九种，全集达一百三十三卷；陆游《剑南诗稿》多至八十五卷，录诗近万首。不仅数量多，质量也并不差。欧、王、苏、黄、范诸名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有人贬损宋诗，宋诗仍如日月照耀人间，从未失去它的灿烂光辉。你如果看一看宋元明话本、评话、戏文或演义一类的书，见所引苏轼、陆游诗之多，将会感到惊异。

    当然，关于宋诗的褒贬不一，不仅仅是囿于门户之见，这里还有比较复杂的社会原因。可不可以这样说：当某个时期的封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得到短暂缓和、社会处在相对稳定的时候，往往有人出来提倡唐诗，特别是盛唐的歌诗。如遇到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激化的动乱时代，人们就会想起宋诗来，想起那些敢于抨击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揭露社会黑暗和抒发悲愤的爱国诗来。这种容易引起感情上共鸣的事例，在元、明、清三个朝代的末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再则，我们不能忽略诗歌创作本身的发展规律。它随着历史的演变过程总是要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的。明人写诗为要突破宋诗的规范，当然要汲取唐诗的丰富营养来改革、提高明诗的质量，基于这种要求而提倡唐诗，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它说成是仿古或复古。至清人又不满明诗的卑弱空疏的诗风，尊唐外又提倡宋诗，以图挽救清诗的衰敝，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管是尊唐或尊宋，都是由于内容的贫乏、形式的僵化，发展至晚清的黄遵宪诸人手里再也不能前进了。所谓“同光体”诗人，比较有才能的陈三立，也就因为死抱住宋诗不放，从进步堕入保守的泥潭。“同光体”也不可避免地随同清室的沦亡而寿终正寝。总之，七百年来的尊唐尊宋的纷争到此也就偃旗息鼓。现在人们对宋诗的评价有分歧，那是属于如何正确对待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这与历史上伸唐绌宋或伸宋绌唐之争是两回事。

    关于宋诗在历史上的纷争情况，我们只作了匆匆一瞥。以下将谈别的问题。

                                   二

    今天我们来谈宋诗，一定要摆脱前人的羁绊，一定要实事求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比较恰当的评价。从中国诗歌发展的进程来看，应当说宋诗是唐诗的继续和发展，没有唐诗，宋诗便无所师承，也谈不上创造。宋诗的革新和发展，具体表现在“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方面。11这就是人们常常说的宋诗散文化问题。谈到这个问题不能不提到杜甫。杜甫写诗倒全不是“以文为诗”，喜欢发议论却是真的。他老人家名气很大，他写诗爱发议论自不免影响宋人。看看宋代有才能的诗人可以说没有不尊崇杜甫的。有的诗人写诗就学杜诗的腔调。有人甚至说，某得杜骨，某得杜肉，某又得杜虚，某又得杜实。12这说明宋人是怎样崇拜杜甫、怎样学习杜甫写诗罢了。其间有形而上学的看法是难免的。宋代最大的江西诗派便公开提出写诗以杜甫为祖。13学杜当然不只是学杜的议论诗，方面是很广的。杜甫《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八哀》以及《前后出塞》、《潼关吏》确实爱发议论，但其他诗篇都不这样。至于“以文为诗”据清人赵翼说，“始自昌黎”(《瓯北诗话》)，但可信又不可全信，因为一则在杜甫以前便有发议论的诗，曹操就是一个。“以文为诗”的情况也一样。二则宋人“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也与思想解放有关，与古文运动有关，与最高统治者的倡议有关。还有是社会客观上的迫切要求，不这样写不行。总之情况复杂。我们觉得宋代诗人之尊崇杜甫最重要的还是表现在继承并发展了杜甫乃至以前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或问：宋初的西昆体，宋末的四灵、江湖诗派写诗尚晚唐啦!是的，这些流派诗人很佩服李商隐、贾岛、姚合诸人，这是事实。可是他们在宋诗的浩荡长河中只是一个支流，影响是很小的。

    宋人写诗力求散文化外，在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方面也有革新和发展。宋诗比唐诗写得工稳、细致，特别重视诗的气韵和意境的创造。当然，宋诗在艺术形式上没有什么发展。这是因为宋代的社会生产力没有什么发展或发展得缓慢所决定了的。当五、七言这僵化的艺术形式无法表达丰富多彩的内容时，人们自然是要求有所突破。突破的结果只不过是充实、改善早从唐代民间来的另一形式：词。我们现在看到宋人描写缠绵悱恻、以闺怨爱情为题材者，就因受形式的限制，全都从宋诗移到宋词中去了。譬如范仲淹、欧阳修都是穿着儒家诗教的甲胄，都是板着面孔写诗，给人的印象是峨冠博带，道貌岸然，凛然不可干犯。凡是涉及歌伎、舞姬、侍妾的风流艳事只能从他们写的词里去找。的确词的容量大些，挥洒也自如些。如范词：“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事，无计相回避。”欧词：“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工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像这样的缠绵语在宋诗中是找不到的。陆游算是大胆，他把与唐婉的爱情铺写成《沈园》那样哀愁诗，在宋诗中是少见的。14

    宋人“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也一再受到人们的非难。这问题怎么看，是不是全部宋诗“皆文之有韵者尔”?这需要具体分析，各家的情况不一样。比如邵雍《生男吟》：“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为人父。鞠育教诲诚在我，寿夭贤愚系于汝。我若寿命七十岁，眼前见汝二十五。我欲愿汝成大贤，不知天意肯从否?”这诗不仅仅是“皆文之有韵者尔”，说它是“语录讲义之押韵”15一点也不过分。从这诗可以看到作者完全不懂什么叫做诗。既缺乏艺术构思、形象思维，又缺乏诗的激情。甚至如何叙人情、状物态的本领都没有。邵雍是理学家，这正如另一位理学家程颐所说：“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之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者”。16这样，当然写不出好诗来。我们翻翻邵雍的《伊川击壤集》，只有“花前把酒花前醉”一首勉强可读外，其他诗实在令人失望。但是话要说回来，并非所有的理学家都不懂诗。朱熹是能诗的。他写的《观书感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风格颇似柳宗元，没有一点理学家的呆气。又如梅尧臣《田家语》：

    淘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你说诗人不正是“以文为诗”吗?然而他写得自然朴质，艺术的概括性很强。诗人通过精炼的语言所揭示的贫富悬殊的鲜明对比的手法也很有感染力。王禹偁的《感流亡》、苏舜钦的《城南感怀呈永叔》、欧阳修的《答朱□(捕蝗)》、王安石的《桃源行》、柳永的《煮海歌》，等等，没有一篇不是“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然而都写得深刻生动，读来也感到淋漓酣畅。问题在于写的诗有没有激情、诗味、诗趣和诗意。否则就像邵雍那样的诗只成了“文之押韵者尔”了。人们把宋人这一革新看作是一种弊病，是不够客观的。还为人们所诟病者，是宋人写诗爱抄书，动辄用事。照钟嵘的说法：“殆同书抄”，17又是“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18这都是事实。可是援引典故，从前的诗人哪个不是这样?如果独责宋人则未免太过苛刻了。何况宋代诗人也并非个个如此，有的抄书多些，如江西诗派的诗人，但从江西诗派出来的杨万里就不大喜欢抄书。情况仍然是复杂的，看问题应该客观、全面。

    我们把宋人“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看作是唐诗的一种继续和发展，看作是宋诗的一种革新。这一点严羽、刘克庄诸人在当时自然不可能认识到它的积极意义。

                                   三

    关于宋诗的革新运动，一般中国文学史都有因袭传统的说法：领导并完成这场革新运动的是几位诗人。这说法我们认为也不够全面。宋诗的革新运动是经过前后六七十年的争论、斗争才取得胜利的。其间又因《西崑酬唱集》中《宣曲》一诗，有“取酒临邛”之句，那位真宗皇帝就下令禁止浮艳文风。这当然也加快胜利的步伐。人们知道，宋初的诗坛是被“江东三虎”的西岜体诗人杨亿、刘筠、钱惟演所把持的。他们写的净是华灯绮宴之作。这些歌诗曾被人称为“太平盛世”的“太平诗”。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宋初是不是算得上“太平盛世”?回答：不是。虽然宋初在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的统治时期，着实收拾了一下乱糟糟的局面，不能否认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方面都有一定的发展。可是阶级矛盾与斗争仍然十分尖锐。从965年宋太祖乾德三年起，巴蜀就有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1005年王长来起义，1007年陈进起义，1043年王伦起义，1047年王则起义。起义的人数少则几万人，多则几十万人。风起云涌、声势浩大。给当时的封建统治集团以很大的威胁。官修《宋史·吕蒙正传》便说赵光义在元宵节宴赏群臣时，自我吹嘘道：“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吕蒙正毫不掩饰地指出：“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尝见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不必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19官书尚且这样说，哪还谈得上“太平盛世”?西岜体诗人不仅无视这残酷的社会现实，相反地加以百般粉饰和美化。我们不是说西昆体一无可取。他们写诗比较讲究辞藻声律的美，比较追求艺术形式的美，这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后来反西昆体的欧阳修也不得不承认：“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思”(《答蔡君谟》)。我们所不满意者只因为西岜诗对社会现实，不做真实的反映。但我们不能由此便给西岜体扣上唯美主义或形式主义的帽子，从而否定了它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这是不恰当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人们一提到反西崑体，就过分强调个人的历史作用。好像宋诗的革新运动只靠几个诗人振臂一呼就成功，事情没有这样简单。吴之振在《宋诗钞》小序中有一段话：“元之(王禹偁)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接响。文忠之诗，雄深过于元之，然元之固其滥觞矣。”后人便误信吴之振的话，把王禹偁看作是反西崑体的一位英雄。其实，事情远不是这样。王禹偁倡导写诗要继承杜甫、白居易的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在宋初确已形成一种风气，但他却不是有意识地针对西崑体。他没有直接参加这一革新运动。20他的诗自具有平易自然的风格，它与西崑体的浮艳诗风确实是迥然不同。我们读他的《答张扶书》，知道他只是反对艰深苦涩的文风，较早反西岜的人物倒是石介等人。石介在《怪说》中曾力斥：“今杨、刘穷妍故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21后来欧阳修又“恐其流靡不返，故以优游坦夷之辞矫而变之”。22反西崑体的诗人应该是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这些代表人物。特别是欧阳修、王安石是驰骋当世的海内文宗。由于地位高，名气大，力矫西崑之弊，影响当然很大。但是我们却不能过分强调这几位诗人的历史作用。这场诗歌革新运动应该看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文学创作上的一种反映。就是说，当时人们处在内忧外患，国事艰难之中，要求诗歌创作必须真实地反映这严峻的社会现实；要求必须用平易朴质，容易为多数人所接受的诗风来纠正、替代艳冶浮靡的诗风。人们希望诗歌起时代的镜子作用。那几位诗人只不过是顺应这一客观要求，才在宋诗革新运动中创建了不能抹煞的功绩。

    “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经过反西崑体之后竟成为宋诗的主流，无疑是一种进步。但这进步的步子迈得不大。所谓革新由于很难摆脱当时的封建经济基础的制约，由于很难突破当时封建统治权力的控制，即使有那么几位诗人的努力，但“也如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谈到这里，我们也不能同样地过分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制约作用。应注意到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诗歌创作(包括全部文艺创作)有时也并不直接决定于物质生产。这是因为它还带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它总是有别于宗教、哲学、法学等其他意识形态的。

    宋诗经过革新，首先表现在它不仅发展了唐和唐以前的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而且还表现在宋人写诗确比唐人来得大胆、自由。爱发议论便发议论，爱揭露什么便揭露什么(当然也有限度)。宋诗这一发展与当时社会上掀起的从骈文解放出来的古文运动是前后呼应的。

                                   四

    还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宋代的爱国歌诗特别的多。这当然是社会现实、社会观念形态的反映。赵宋王朝正如鲁迅所说，是个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这王朝一建立起来就实行“守内虚外”的政策。一方面对西夏、辽、金、元统治者的骚扰、入侵，忍辱求和；一方面则对内进行高压政策。到北宋中叶，积贫积弱的形势愈来愈严重。土地兼并到“有力者无田可耕，有田者无力可耕”的地步。上文提到农民武装起义仍是“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这都是《宋史》上说的。赵宋王朝为巩固统治权，情愿把大半个江山拱手奉送别人，以求偏安一隅，苟延残喘。在统治集团内部，自甘当奴隶与不甘当奴隶者之间，展开长期的激烈斗争。这斗争一直斗到亡国。最后有的成为殉国的忠臣；有的做了遗民；有的当奴隶去了。这是后来的事情。这里且说未亡国之前，不甘当奴隶的一伙人，一再想改弦易张，变法图强。如仁宗庆历年间便有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试图改革，不到一年便夭折。二十年后王安石又实行变法，都没有挽回颓势。到了南宋，局势日见阽危，外侮更加孔棘。封建统治者欲求偏安于一隅都不可能了。这部分历史是人们所熟知的，这里不再唠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