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学复兴之初，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倡古淡之风，有效制止了崑体浮靡诗风的蔓延，对宋学的开创和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遗憾的是，因为过于偏重功利性目的，“梅圣俞诗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朱熹《清邃阁论诗》） 钱钟书评梅尧臣诗曰：“‘平’得常常没有劲，‘淡’得往往没有味。”（《宋诗选注·梅尧臣简评》）太拙太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矫正这一矫枉过正之失，淡而不涩，平而不拙，使之有味有劲的任务，就摆在了北宋中期诗人王安石、苏轼等人面前。
王安石是一个过渡，他一方面将功利性的诗学观推至极端，另一方面又对平易提出很深刻的见解：“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 其诗风早年直率刻露，晚年寓悲壮于闲淡，是宋诗淡雅之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到了苏轼，北宋诗歌这支趋雅崇淡思潮的交响曲，才得以由其天才之作奏出最高潮的乐章。苏诗真正将淡雅的追求脱离了纯功利性目的，提高到审美的层次，妥善处理了雅俗之间、绚烂与平淡之间、人工美与自然美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朴素但却圆熟的辩证法精神。其有关言论如下：
1.诗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49]
2.凡文字，少小时须今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50]
3.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51]
4.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一作趣)。……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52]
5.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槁，亦何足道。[53]
6.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奇趣。……褚河南（遂良）书，清远萧散。……（张旭）《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54]
7.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纬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普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55]
由这些议论可以看出，淡雅精神的追求，贯穿在苏轼对诗、文、书、画等各种艺术形式的认识上。他的这种代表北宋文化淡雅精神的审美趣味，可以上溯到《周易·贲卦》上九“白贲无咎”[56]，极饰反素的思想，同时，与孔子“绘事后素”[57] 的思想和《文心雕龙·情采》里“贲象穷白，贵乎反本”[58] 的思想，底蕴相通，尤其受到老庄返朴归真、恬澹无为精神的影响。苏轼的贡献就在于，他能将哲学上二道相因，多合于一，万取一收，收万于一的辨证法思想，得心应手地运用到艺术领域中，在理论和实践中求得“豪华落尽见真淳”[59]、大巧反拙、反常合道、绚烂归于平淡、“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的艺术境地。作为对诗、词、文、书、画皆深造自得的文化巨人，苏轼更能敏感把握哺育其成长的北宋文化的时代精神，自觉将祟雅趋淡融入实践之中。前引黄庭坚评苏轼书法雅致不俗是一个方面，此外，正如徐复观所言：“苏氏虽天才超逸，能尽恢诡谲怪之变，然一如他的《前后赤壁赋》一样，一变原系浓丽的赋体，为萧疏淡雅之文。因此，他论画的极谊，也必会归结到这一点上面来；这也可以说是由中国自然画的基本性格而来的归纳。”[60] 证之以苏轼仅传于世的几幅画作，不外墨竹古木，怪石佛像，皆运笔清拔，笔法简古，可见徐氏之言不虚。
在诗歌方面，有学者注意到苏轼诗风中雄放的本色与平淡的追求之间存在差距。[61] 其实，苏轼对淡雅精神的理解与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并不将诸如绚烂与平淡，通俗与古雅、旷达与萧散、雄放与清远这几组美学范畴看作是截然相对或判然相隔，他不像梅尧臣，只顾追求平淡古雅，而是主张在不断成熟完美的诗歌艺术实践中，以俗为雅，由绚烂归于平淡，最终达到“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并体现于所谓“高风绝尘”、“萧散简远”那样自然朴素的浑融诗境之中。所以，尽管苏诗中不乏雄放豪迈之作，但综合来看，那些雄放豪迈归于平淡清远之作，更能代表苏轼在中国诗歌美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艺术追求。
除了诗歌风格和前述议论化方法的运用之外，苏诗对淡雅精神的追求还具体体现在：
一、诗歌语言上。避俗趋雅自不必说，以俗为雅、化俗为难，则苏诗堪称擅场。它与“以故为新”貌异神合，下开江西诗派“换骨夺胎”（惠洪《冷斋夜话》卷一）[62]、“点铁成金”（黄庭坚《答洪驹父书》）的说法，影响深远。苏轼自称：“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熔化耳。”[63] 当时亦有人评论说：“惟东坡全不拣择，入手便用，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64] 像《和蒋夔寄茶》“厨中蒸粟堆饭瓮” 和 《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助尔歌饭瓮” 之“饭瓮”， [65] 用山东民间俗语和歌谣语。《次韵孙秘丞见赠》“不怕飞蚊如立豹”，自注 ：“湖州多蚊蚋，豹脚尤毒”；《次韵周开祖长官见寄》“风定轩窗飞豹脚”，自注 ：“湖多蚊，土人云，豹脚者尤毒”， [66] 豹脚乃吴兴一种蚊名。《东坡八首》之四“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自注：“蜀人以细雨为雨毛。稻初生时，农夫相语稻针出矣。[67]《发广州》：“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馀。”自注云：“浙人谓饮酒为软饱”，“俗谓睡为黑甜”。[68] 这些北宋时期各地的俗词俚语，被苏轼创造性地融入自己的诗中，往往显出一种雅人深致。又如《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一“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牛矢”可谓卑俗之秽语，但在这首绝句中，却真实刻画了作者身处逆境而淡泊平和的意趣，故王文诰评云：“此儋州记事诗之绝佳者。”[69] 再如《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其一：“林行婆家初闭户，翟夫子舍尚留关”，宁伤于俗而拙，但有了其后四句：“连娟缺月黄昏后，缥缈新居紫翠间。系懑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铓山。”清雅奇丽，全诗格调便一洗俗拙。[70] 此外，苏诗擅长用典故来题咏一些俚俗之物以达到化俗为雅。如《豆粥》：“沙瓶煮豆软如酥”不免俚俗，但运以刘秀、石祟二人与豆粥相关的典故，诗的文化气息自然扑面而至。[71]
二、题材内容上。论书题画、茶茗酒饮、赠别酬唱、记游山水、谈禅论道、亭阁题咏等人文题材的选择无疑是提高苏诗淡雅品味的重要因素。其中和陶诗和咏梅诗尤为显著，前者论述颇多，以下仅以咏梅诗略申之。梅花，内修外美，玉蕊香清，“自古承春早，严冬斗雪开”(朱庆馀《早梅》)[72]。《尚书》、《诗经》中早有梅的描述，但只是取其实而已。“梅花见于五言诗，自晋时始也。……至梁陈而大盛。”[73] 谢朓、鲍照、何逊、萧纲、庾信都有咏梅名作传世。唐代，梅花的幽姿为牡丹的绚丽所掩。至北宋，林逋结庐西湖孤山，梅妻鹤子。苏轼《书林逋诗后》称之“神清骨冷”，“高节”，“绝俗”。 [74] 林逋《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诗句，唱出千古咏梅绝调。梅之高格逸韵遂在北宋成为其时代文化淡雅精神的缩影与象征。
苏轼的咏梅诗作从诗题上看，就有四十馀篇，占到其全部咏花诗的半数之多。这些“惜花未忍都无言”(《花落复次韵》）的歌咏，决非风花雪月，无病呻吟。它们往往融入了诗人对坎坷经历的切身感触；而在这样的主题之下，诗人并未喧宾夺主，将梅花视作附庸风雅的点缀。梅花仍是诗中主角，梅格与人格，咏物与抒情，描摹与寓意有机无形结合于咏梅诗之中，令人叹为观止。《红梅三首》其一就是比较能代表上述特色的一首名作：
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
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75]
据施宿《东坡先生年谱》，此诗作于元丰五年(1082)，[76] 当时苏轼贬黄州团练副使已是第三载。诗以梅自况，咏物寓志；借凌霜傲雪、玉洁冰清的红梅，象征诗人刚正坚贞的品格。红梅独开迟放，不是“怕愁贪睡”，而是自知“冰容”“寒心”难以入时；故作“桃杏”“酒晕”之浅红，并非欲与群芳斗艳争研，只是口诺心非，身不由己。故“诗老”石延年（曼卿）《红梅》诗篇之末虽有“未应娇意急，发赤怒春迟”，不害全篇称佳，但其诗中“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终为有形无神之败笔，此后元祐三年(1088) ，苏轼《评诗人写物》又说：“若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语，该村学究体也。”[77] 此正可移笺“诗老不知梅格在”。 苏轼这首《红梅》诗品出自人品，梅格照映人格，诗人自己也引为得意之作，还稍加损益，填为《定风波·咏红梅》：“好睡慵开莫厌迟。自怜冰脸不时宜。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余孤瘦雪霜姿。休把闲心随物态，何事，酒生微晕沁瑶肌。诗老不知梅格在，吟咏，更看绿叶与青枝。”[78]
此外，像“竹外一枝斜更好”（《和秦太虚梅花》），“返魂香入岭头梅”“一点芳心雀啅开”（《岐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玉蕊檀心两奇艳”（《蜡梅一首赠赵景贶》），“竹间璀璨出斜枝”（《红梅三首》其三），“浮光风宛转，照影水方折”（《次韵钱穆父王仲至同赏田曹梅花》），“玉雪为骨冰为魂，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再用前韵》），“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月地云阶漫一樽，玉奴终不负东昏”（《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其四），“檀心已作龙涎吐，玉颊何劳獭髓医”（《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其七），皆各具梅姿，兼寓心志，或由梅而入，或由人而梅；或描摹梅态，借题发挥；或使事传神，清空入妙；或声情跌宕，韵险语工，无不各臻其致。
综上所述，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和淡雅精神都与苏诗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两种北宋文化突出的精神予以苏轼诗歌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同时又通过苏轼诗歌加以具体的体现出来。从总体上看，议论精神的影响更偏于内容，淡雅精神的影响更偏于风格。
注释：
[1]《居士集》卷二“古诗”，《欧阳修全集》上册14页，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6，据世界书局1936年版影印。
[2] 林希《曾巩墓志》，陈杏珍、晁继周校点《曾巩集》附录一，中华书局，1984.11，798页。
[3] 朱熹《伊川先生年谱》，《河南程氏遗书》附录，王孝鱼校点《二程集》343页，中华书局，1981。
[4]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2。
[5]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引。
[6]《净因院画记》，《苏轼文集》卷11，孔凡礼点校本2册367页，中华书局，1996.2。
[7]《梦溪笔谈》卷十七《书画》，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5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9。
[8]《阳春集》，《丛书集成初编·文学》。
[9]《跋君谟飞白》，《苏轼文集》卷69，5册2181页。
[10]《王维吴道子画》，《栾城集》卷二。
[11]《墨竹赋》，《栾城集》卷十七。
[12]《苏轼文集》卷10，1册313页。
[13]《苏轼文集》卷2，1册59页。
[14]《历代诗话续编》上册455页，中华书局，1997.3。
[15] 同注释4。
[16] 外篇（下），霍松林校注本70-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5。
[17] 卷下，霍松林校注本249-2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5。
[18]《蔡宽夫诗话·宋初诗风》，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下册398页，中华书局，1980.9。
[19]《六一诗话》，郑文校点本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
[20]《书柳子厚渔翁诗》，《苏轼文集》6册2552页。
[21]《范文正公集》卷六，《唐异诗序》，四部丛刊本11页下。
[22] 转引自孔凡礼《苏轼年谱》上册448页，中华书局，1998.2。
[23] 详见此诗邵长蘅注引《续资治通鉴》，《苏轼诗集》卷8，孔凡礼点校本2册412页，中华书局，1996.11。参见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历代诗话》上册410页，中华书局，1997.3。
[24]《历代诗话》上册306页。
[25]《东坡居士墨戏赋》，《山谷集》卷一。
[26]《答傅彬老简》，《淮海集》卷三十。
[27] 赵翼《瓯北诗话》卷五，霍松林、胡主佑校点本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9。
[28] 分别见《苏轼诗集》卷24、卷3，4册1302页、1册137页。
[29] 分别见《苏轼诗集》卷23、卷9，4册1219页、2册430页。
[30] 分别见《苏轼诗集》卷3、卷6，1册96页、1册289页。
[31] 分别见《苏轼诗集》卷1、卷39，1册9页、7册2126页。
[32] 分别见《苏轼诗集》卷7、卷35，2册337页、6册1884页。
[33]《苏轼诗集》卷15，分别见3册730页、753页。
[34] 分别见《苏轼诗集》卷25、卷9，4册1331页、2册448页、456页。
[35] 分别见《苏轼诗集》卷22、卷47，4册1183页、8册2534页。
[36]《苏轼诗集》卷3，1册97页。
[37] 分别见《苏轼诗集》卷11、卷24，2册552页、4册1286页。
[38] 分别见《苏轼诗集》卷47、卷32，8册2535页、5册1713页。
[39] 赵翼《瓯北诗话》卷五，霍松林、胡主佑校点本56页。
[40]《山谷集》卷二十九，转引自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教研室编《苏轼资料汇编》100页，中华书局，1994.4。
[41]《山谷外集》卷九、《山谷题跋》卷七，转引自《苏轼资料汇编》107页。
[42]《与米元章二十八首》其二，《苏轼文集》卷58，4册1777页。
[43]《答舒尧文二首》其一，《苏轼文集》卷56，4册1670页。
[44]《题王逸少帖》，《苏轼诗集》卷25，4册1343页。
[45] 清·贺裳《载酒园诗话》评潘阆诗句语，《清诗话续编》上册4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6。
[46] 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引欧阳修语，王秀梅点校本22页，中华书局，1983.12。
[47] 石介《石徂徕集》卷下，《怪说》中，《丛书集成初编》2361册75页。
[48] 参见姚铉《唐文粹·序》，浙江人民出版社，据光绪十六年(1890)杭州许氏榆园校刻本影印，1986.12。
[49]《题柳子厚诗二首》其二，《苏轼文集》卷69，5册2109页。《稗海》本《东坡志林》卷九无“用事”二字。
[50]《与二郎侄一首》，《苏轼文集》6册2523页。
[51]《东坡续集》卷三，《追和陶渊明诗引》。
[52] 惠洪《冷斋夜话》卷一“东坡得陶渊明之遗意”条引，陈新点校本13页，中华书局，1988.7。
[53]《评韩柳诗》，《苏轼文集》卷67，5册2109-2110页。
[54]《书唐氏六家书后》，《苏轼文集》卷69，5册2206页。
[55]《书黄子思诗集后》，《苏轼文集》卷69，5册2124页。
[56] 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王弼注曰：“处饰之终，饰终反素，故任其质素，不劳文饰而‘无咎’也。以白为饰，而无患忧，得志者也。”《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10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
[57]《论语·八佾》，《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3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
[58]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册5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2。
[59] 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之四，郭绍虞《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5。
[60]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322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6。
[61] 参见谢桃坊《苏轼诗研究》202页，巴蜀书社，1987.6；孟二冬、丁放《试论苏轼的美学追求》，《国学研究》第二卷1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7；袁行霈、孟二冬、丁放《中国诗学通论》51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2。
[62]“换骨夺胎法”条，陈新点校本15页。
[63] 周紫芝《竹坡诗话》引，《历代诗话》上册354页。
[64] 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陈新点校本106页，中华书局，1988.7。
[65] 分别见《苏轼诗集》卷13、卷15，2册654页、3册714页。
[66]《苏轼诗集》卷19，分别见3册968页、982页。
[67]《苏轼诗集》卷21，4册1081页。
[68]《苏轼诗集》卷38，6册2067页。参见惠洪《冷斋夜话》卷一“诗用方言”条，陈新点校本16页。
[69]《苏轼诗集》卷42，7册2322-2323页。
[70]《苏轼诗集》卷40，7册2214-2215页。参见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历代诗话》上册411页。
[71]《苏轼诗集》卷24，4册1271-1272页。
[72]《全唐诗》卷515，15册5889页，中华书局，1992.10。
[73] 方回《瀛奎律髓》卷20，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中册7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4。
[74]《苏轼诗集》卷25，4册1344页。
[75]《苏轼诗集》卷21，4册1107页。
[76] 见王水照编《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1。
[77]《东坡志林》，《苏轼文集》卷68，5册2143页。
[78] 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322页，三秦出版社，19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