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一代有一代之文化，一代文化哺育一代文人。北宋文化吸纳了前此数千年的历史积淀，而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不仅各个文化领域、各类文化形式、各种雅俗文化百花齐放，更以独树一帜的北宋文化精神卓然自立。苏轼的诗歌正是在北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下孕育成长起来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典型性的“文人”代表，苏轼通过其二千七百余首包赡丰富、变化万状的诗作，展现出了一幅北宋文化绚丽多彩的历时性的“清明上河图”。尤其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北宋文化精神中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议论精神和淡雅精神，对苏轼诗歌产生了更为直接、更为深刻的影响，而苏诗的议论化和崇雅尚淡倾向又更为突出、更为集中、更为典型地代表了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和淡雅精神，因而，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无论对苏诗还是对北宋文化都不无裨益。
一，苏诗与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
欧阳修《镇阳读书》诗云：“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1] 曾巩“议论古今治乱得失贤不肖，必考诸道，不少贬以合世。”[2] 程颐“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规避。”[3]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谓“近代诸公”“以议论为诗”。[4] 《宋史》卷173《食货志》序论称：“世谓儒者议论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货，大率然也。”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56载：“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渡河。”“议论”二字，道出了北宋文化精神至为突出的一大特色。
形成北宋文化这种议论精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层次：一，与北宋政府宽宏的文化政策有关；二，与北宋诸帝文化修养高、尊重优容文士有关；三，与文官政治制度在北宋能得以全面确立有关；四，与北宋为加强中央集权并牵制相权而制定的台谏制度有关；五，与北宋为巩固政权而提倡直谏、鼓励议论和大开言路有关；六，与北宋科举制度废诗赋、试策论的改革有关；七，与北宋时期科举考试提供的更加平等自由的竞争机会有关。
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由北宋文化的核心——宋学发轫，正如陆游所言：“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以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疑经，况传、注乎？”[5] 由此扩展，宋人不仅议学问、论经术，而且议时事、论政治；不仅与今人议论，而且找古人争辩。学术、政事、文学，甚至在绘画领域，也折射出这种议论精神。苏轼称论画求“常理”[6]；沈括言书画之妙在乎“造理入神”[7]；米友仁云：“子云以字为心画，非穷理者其语不能至是，是画之为说，亦心画也。”[8] 等等，曰“常理”，曰“造理”，曰“穷理”，“理”正是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的核心命题。这里的绘画之“理”，同苏轼所谓“物一理也”[9] ，同苏辙所谓 “万物同一理”[10]、“万物一理”[11] 一样，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苏轼《凫绎先生诗集叙》盛称颜太初诗文“言必中当世之过”[12]、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谓苏轼“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与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的脉搏，正是同起同落的。苏轼《春秋论》云：“而圣人岂有以异乎人哉？不知其好恶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谓大惑也。”[13] 这一议论，对那些奉先秦经典若神明的汉唐经学，不啻振聋发聩之当头棒喝。
议论化，是苏诗的突出特色。较早指出苏诗这一特色的是宋人张戒，张戒论诗主张词婉意微、不迫不露。从这种贵含蓄的主张出发，他在《岁寒堂诗话》里批评道：“子瞻以议论作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14] 更系统而有影响的批评是严羽提出的，其《沧浪诗话·诗辨》主张：“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角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接着，他针对苏、黄指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15] 以后，很多论者都将议论化作为苏诗缺憾加以诟病。究其原因，不外有二：
其一，预设立场，以唐诗(尤其是盛唐诗)为正法眼藏、乡音乡味。在他们心中，以唐诗为代表的主情性、不主议论的审美趣味，已成为积淀颇久的标准和习惯。以这种思维定势去读苏诗，即使其议论超妙英发，至矣、工矣，终觉是旁门左道、殊方蛮语，不是吾乡之唐音正声、诗人之抒情本色。
其二，虽然在苏诗中，议论化并非意味专用议论，纯务理语，如玄言诗和理学诗一样，但在苏诗之后的江西诗派末流、道学家和偈子诗那里，议论与形象、情感割离脱节，被推到“理障”的极致，苏诗便被认为是始作俑者而备受不明不白的指责。
就第一点而言，唐音、宋调各有其胜，前人之论备矣。就第二点而言，其实，苏诗的议论化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叶燮《原诗》中指出：“从来论诗者，大约伸唐而绌宋。有谓‘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于《三百篇》为远’。何言之谬也! 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长篇如《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 而以议论归宋人，何欤？彼先不知何者是议论，何者为非议论，而妄分时代邪! 且《三百篇》中，二《雅》为议论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后人之诗也! 如言宋人以文为诗，则李白乐府长短句，何尝非文! 杜甫前、后《出塞》及《潼关史》等篇，其中岂无似文之句! 为此言者，不但未见宋诗，并未见唐诗。村学究道听耳食，窃一言以诧新奇，此等之论是也。”[16] 沈德潜《说诗晬语》袭之，而略云：“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试思二《雅》中，何处无议论？老杜古诗中，《奉先咏怀》《北征》《八哀》诸作，近体中《蜀相》《咏怀》《诸将》诸作，纯乎议论。”[17] 细思起来，《诗经》中议论之端倪岂止《二雅》，它如《伐檀》《相鼠》《七月》《硕鼠》，都可称典型的以议论入诗。汉魏以降，赵壹《疾邪诗》、班固和左思《咏史》、曹操《步出夏门行》、鲍照《拟行路难》及陶潜的诸多诗篇，也充满议论之辞。初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绝唱千古，乃纯乎议论。李白《蜀道难》开篇便：“噫，吁嘘! 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中间亦不乏议论。杜诗除沈德潜提及外，还有《戏为六绝句》《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等，更将以议论入诗在论诗题画领域中加以弘扬。其后，韩愈以文为诗、将文之议论入诗之作，白居易议论痛快、以理为胜之作，实已开宋诗议论化之门户。至北宋，“国初沿袭五代之馀，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18] 到了“欧梅苏王”， 杜、韩受推重，此时宋诗中议论化倾向已颇成气侯。《宋诗钞·临川集》小序直言：“(王安石诗)独是议论过多。”从上述不绝如缕的诗歌发展线索中，不难看出以议论入诗从孕育、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演变进程。有了这样的历史，苏诗的议论化上祧《诗经》、中承陶潜等汉魏诗人之作，近继李、杜、韩、白之诗的渊源也就一目了然了，可以说，苏诗议论化正是上述固有诗歌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着上述诗歌传统的历史渊源，但它能成为代表有宋一代诗歌的最突出的特色，则更有着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直接而深刻的时代影响。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当然与前述文化政策等七项外在因素有关，但说到这种议论精神之于苏诗的影响，其关系尚未直接触及。譬如，唐代也可谓思想解放、政治宽弘了，为何唐诗却不以议论见长呢？究其实质，议论精神在有宋一代的特定涵义是通过尚思辨、主理意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来集中体现的，而这才是唐型文化中真正缺少的精神元素，这也正是两种文化的重要区别所在。有唐一代虽于儒、释、道兼收并蓄，但在中国哲学史上，唐代唯有佛教思想相对繁荣，而儒、道思想相对冷寂，尤其是对于传统文化中具有核心地位的儒学，唐人多重注疏而轻义理，从总体水平看，其哲学思辨的发达程度，其学术思想的批判意识和理性主义精神都远逊于赵宋。
可以说，宋型文化代表了传统文化中理性因素的高扬，唐型文化代表了传统文化中感性因素的高扬。宋型文化锻铸而成的，是对生命宇宙的思省，是对直觉感性的体悟，因而即使有粲若春花的生命情调，最终也常常归于淡泊澄观、宝光内蕴的人文境界。而唐型文化喷薄而出的，是对生命宇宙的歌咏，是对直觉感性的触动，因而即使有经验的理性思考，在表现形式上也往往还原为感性的意象。这种差别既有特定的政治、经济等时代背景的不可抗拒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唐以来传统文化革故鼎新的必然结果，而其中尤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则是主导文化发展的制动权已由世族手中转移到庶族那里。盛唐帝国由世族阶层主导的文化精神，与其天宇开张的气魄和武功相一致，是那种发散与昂扬的风貌，大力搏控，在醇酒美人、狂呼高歌中迸发出生命旺盛向上的火焰；北宋王朝由庶族知识分子展示的文化精神，与其积贫积弱的国势相适应，是那种凝炼与沉潜的风貌，诚笃内省，在茶茗与书卷中慢啜深品，体味宇宙人生的至奥。
苏轼诗如晴雨表一样，敏感地反映出这种时代文化精神的迁移与嬗变，并主动适应理性化时代主题的需要与召唤，发扬汉儒以来美刺观的诗学传统，同时注意舍去其纯教化的苍白观念，将魏晋六朝以来穷情写物的审美主义融入其创作思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19]；发扬言志写意精神之际，不废咏物壮景之工。一方面，接受情景相生与思理议论之间固有的差别；同时，开始摸索将意兴思理同性情兴象有机融合、相互渗透，力图繫隐喻和意会于议论言传，含不尽之意于抒情写景。因此我们说，苏诗的主要贡献不在于舍弃宋以前的“诗要用形象思维”的传统，代之以抽象无味的议论，而在于合理继承形象思维的传统，同时反映并发扬本时代文化的议论精神。反映时代精神，才能代表时代；发扬时代精神，才能领导时代。在这一点上，正由于苏诗的议论化适时反映并发扬了北宋文化的时代精神，因而才代表并领导了中国古典诗歌由唐音转为宋调这一历程在艺术风格和气象上的新的探索。也正由于此，苏诗扩展了古典诗歌原有的表现范围，增强了古典诗歌原有的表现能力，从而开拓出古典诗歌另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使人感受和体会到：诗的魅力不仅可以在于情景交融，也可以在于意兴生发。
我们说，性情的抒发固然是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但从精神分析学看，人的心理世界是一个复杂而有机的整体系统，知、情、意、直觉、理智、潜意识之间没有判然相隔的楚河汉界。在审美活动中，它们尤其是相互渗透和沟通着的。在诗歌的基本构成因素中，形象因素、情感因素、知性因素、理智因素的任何一种发生倾斜变化，都会导致诗歌风格、气象的不同。苏轼曾说：“始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20] 苏诗正是苏轼这种美学理想和追求的具体体现。感性因素和知性因素都是诗歌系统中不可缺少的，苏诗以议论化入诗，将后者加以突出、强调和倾斜，反唐音之常，创宋调之趣。理趣就是这“趣”的重要表现之一，而议论就是这理趣的重要表现之一。
退一步讲，议论与诗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并非水火不容。前者作为一种表现手法，与抒情、叙事等相并列；后者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与散文、辞赋等相对举。两者如同“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的关系相似，看似针锋相对，实则水米无干，甚或羽翼相辅。每种文学体裁都可以通过议论的手法表达；每种表现手法都不妨运用于诗。也许存在某种表现手法更适合某种文学体裁的问题，但表现手法与文学体裁、议论与诗之间并没有天然的鸿沟。如果需要，诗可以议论，议论可以诗化，只要运用得当，完全可以各得其所，充分恰切地表现出各自的极诣。
从诗歌内部着眼，陈陈相因绝非诗歌艺术应有的发展途径。北宋前期对唐诗模式一味模仿、袭用，而且取己所好，十分偏颇。所以，无论是白体、西崑体、晚唐体，最终都是昙花一现，影响有限。范仲淹说他们：“学步不至，效颦则多，以至靡靡增华，愔愔相滥。”[21] 梅尧臣称：“迩来道颇丧，有作皆空言。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答韩三子华……》） 那种廓敷空洞的言情写景，确实已经难以适应宋人穷形尽相、致知格物的新的审美趣味。时代迫切需要诗歌在审美观念和意识上有一场新的革命。
从诗歌之外的其它文学体裁看，这一时期古文运动的再度兴起和宋词的崛起壮大，两面夹攻，促使宋人写诗在创作和观念上，不得不沿着新的道路开拓。词在抒写要渺的情思方面令宋诗自愧弗如，只好放弃一部分抒情的疆域，转而占据写意的一部分领土；古文运动更进一步加速了以文为诗的步伐，打通了诗文两种体裁之间的隔膜。前者使宋诗在内容方面从抒情上退却，后者使宋诗在形式方面的“破体”(散文化)上前进。二者合力，促成了古典诗歌史上的一次新的解放。
于是，这场革命的旗手和这次解放的领袖苏拭便应时而出了。政治家和蜀学派巨子的双重身份，是苏诗得以以议论擅场的重要因素。苏轼自小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成为北宋政治舞台上的积极参与者之后，更力倡“诗须要有为而作”（《题柳子厚诗二首》其二）；“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乞郡札子》）。他还说：“清新似庭燎，虽美未忘箴”（《次韵朱光庭喜雨》）、“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其中表现出的苏轼对诗与政关系的认识，与杜甫、白居易以来的新乐府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而“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和柳子玉过陈绝粮》）、“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次韵蒋颖叔》）的政治抱负和决心，愈发使议论在苏诗中得以大放厥词。
有名的乌台诗案就是因为苏诗中的议论引发的，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录《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札子》里说：“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苏轼）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22] 政敌的摭摘，固多牵强附会、深刻求之，例如王珪对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的曲解，连宋神宗都不以为然。[23] 但，参以《宋诗纪事》卷二十一所列乌台诗案中诸作，多涉政事，谓其有影射讥评之隐意，也并非全然无据。《后山诗话》就曾评说道：“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24] 官场失意，屡遭贬谪之后，坎坷的境遇使苏轼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体察，诗中议论更成为其总结以往，鉴戒今世，消解悲情，自我超脱的有效武器和途径。
作为蜀学派巨子，苏轼于思辨哲学有深造自得，于儒、释、道亦融会贯通，功力不浅。黄庭坚称苏轼“深入理窟”[25]；秦观也说：“苏氏（东坡）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26] 而最了解他的胞弟苏辙，回顾苏轼的为学之道时说：“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茫然不见其涯也。”（《东坡先生墓志铭》）宏通广博的才学，深造自得的识见和雄厚的文化素养无疑成为苏诗议论化成功的内在根底。
苏诗中的议论俯拾即是，或全诗纯乎议论；或前面抒情叙事，咏物写景，篇末发表议论；或议论与抒情叙事、咏物写景交替穿插；或几种写作手法水乳交融，不分彼此。方法的多种多样和变化万状使苏诗中的议论视野开阔，容量闳大，雄深博辩，气象万千。而其议论的题材内容大到宇宙时空、小到鸟兽虫鱼，广到社会人生、狭到碑刻古玩，雅到诗书画艺、俗到接物处世，近到花草木石、远到海外仙国……无论大小广狭，雅俗远近，其“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27] 皆取之于心，注之于手，似风行水上，自成其文，滔滔汩汩，无往不适。议论的具体方法亦多种多样，例如：
壹、与形象结合
1.借助形象议论。如《雍秀才画草虫八物·蜗牛》：“腥涎不满壳，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黏壁枯。”《次韵子由岐下诗·鱼》：“湖上移鱼子，初生不畏人。自从识钩饵，欲见更无因。”[28]
2.就形象本身展开议论。如著名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总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以及《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29]
3.循事理结合形象而议论，并由此及彼，联类相生。如《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泗州僧伽塔》：“我昔南行舟系汴，逆风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劝祈灵塔，香火未收旂脚转。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至人无心何厚薄，我自怀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今我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遂来无恋。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退之旧云三百尺，澄观所营今已换。不嫌俗士污丹梯，一看云山绕淮甸。”[30]
贰、与情感结合
1.带情议论，用议论以抒情，重在抒情，以理相辅。如《夜泊牛口》：“日落红雾生，系舟宿牛口。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负薪出深谷，见客喜且售。煮蔬为夜飧，安识肉与酒。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儿女自咿嚘，亦足乐且久。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置身落蛮荒，生意不自陋。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 《荔支叹》：“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阬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庭溅血流千裁。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洛。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病。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31]
2.用议论直接说理，但带情韵而行。如《和蔡淮郎中见邀西湖三首》之二：“城市不识江湖幽，如与蟪蛄语春秋。试令江湖处城市，却似麋鹿游汀洲。高人无心无不可，得坎且止乘流浮。公卿故旧留不得，遇所得意终年留。君不见抛官彭泽令，琴无弦，巾有酒，醉欲眠时遣客休。” 《和陶饮酒二十首》之四：“蠢蠕食叶虫，仰空慕高飞。一朝傅两翅，乃得黏网悲。啁啾同巢雀，沮泽疑可依。赴水生两壳，遭闭何时归。二虫竟谁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间，有酒君莫违。”[32]
3.情理相融，难辨彼此。如《和孔密州五绝·东栏梨花》：“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二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阳关词三首·中秋月》：“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33]
叁、与叙事结合
如《赠眼医王彦若》：“针头如麦芒，气出如车轴。间关脉络中，性命寄毛粟。而况清净眼，内景含天烛。琉璃贮沆瀣，轻脆不任触。而子于其间，来往施锋镞。笑谈纷自若，观者颈为缩。运针如运斤，去翳如拆屋。常疑子善幻，他技杂符祝。子言吾有道，此理君未瞩。形骸一尘垢，贵贱两草木。世人方重外，妄见瓦与玉。而我初不知，刺眼如刺肉。君看目与翳，是翳要非目。目翳苟二物，易分如麦菽。宁闻老农夫，去草更伤谷。鼻端有余地，肝胆分楚蜀。吾于五轮间，荡荡见空曲。如行九轨道，并驱无击毂。空花谁开落，明月自朏朒。请问乐全堂，忘言老尊宿。”《於潜僧绿筠轩》：“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每大雷电，但闻云中如婴儿声，殊不闻雷震也》：“已外浮名更外身，区区雷电若为神。山头只作婴儿看，无限人间失箸人。”[34]
肆、隐理含趣，论而不枯
1.寓理而不道破，留给读者以思悟的空间。如《东坡》：“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题沈君琴》：“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35]
2.选择有意趣的事理议论。如《次韵刘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落民间，刘购得之》：“都城日荒废，往事不可还。惟于古苑石，漂散尚人间。公来始购蓄，不惮道里艰。忽从尘埃中，来对冰雪颜。瘦骨拔凛凛，苍根漱潺潺。唐人惟奇章，好石古莫攀。尽令属牛氏，刻凿纷斑斑。嗟此本何常，聚散实循环。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区寰。君看刘李末，不能保河关。况此百株石，鸿毛于泰山。但当对石饮，万事付等闲。”[36]
3.设比取喻以议论。如《书焦山纶长老壁》：“法师住焦山，而实未曾住。我来辄问法，法师了无语。法师非无语，不知所答故。君看头与足，本自安冠履。譬如长鬣人，不以长为苦。一旦或人问，每睡安所措。归来被上下，一夜无著处。辗转遂达晨，意欲尽镊去。此言虽鄙浅，故自有深趣。持此问法师，法师一笑许。” 《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其一：“野雁见人时，未起先改意。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无乃槁木形，人禽两自在。北风振枯叶，微雪落璀璀。惨淡云水昏，晶荧沙砾碎。弋人怅何慕，一举渺江海。”[37]
4.采用平实而警策的语言。如《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赠刘景文》：“荷今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38] 一谐一庄，都是比较著名的哲理短诗。
上述区分，没有非此即彼的绝对界限，只具有相对意义。实际上，苏诗中的议论与抒情叙事，写景咏物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截然划开的，这也正是其成功所在。
总之，在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的直接影响下，苏诗以其卓越成就，适时的深刻的反映出宋代文化尚理的时代精神大趋向，这是其一。其二，议论入诗或诗含理趣本就有着“内在合理性”，并且从《诗经》始，就有着绵延不绝的发展脉络。其三，苏诗直接继承了议论入诗的创作传统，学习借鉴前人成功的经验。其四、苏轼才思敏捷，学力宏赡，胸中书卷繁富，头脑道理极多，“其绝人处，在于议论英爽，笔锋精锐，举重若轻，读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39] 乃涉笔成趣，触处生春，左右逢源，无入不得，这正是议论化的时代所呼唤的。这四种条件造就了苏诗议论化在从唐诗到宋诗转变历程中枢纽一样的关键地位。苏诗大大丰富了古典诗歌中议论入诗手法的运用，使议论化或尚理成为宋诗有别于唐诗的重要标志之一。正是在苏诗以后，议论才成为有宋一代诗歌新的审美风尚。而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无疑是成就苏诗地位中最主要、最直接的影响因素。
二，苏诗与北宋文化的淡雅精神
雅俗之争，浓淡之辨是贯穿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在文化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祟雅还是趋俗，喜浓还是尚淡，集中体现着当时人们的审美标准和文化趣味。宋人在不绝然放弃对事功理想追求的同时，将人生意义的重心更多地偏转到个体生命和内在心灵的自适自足上。他们在感时伤怀、忧国忧民之际，将人生的空漠之感、个体的身世之忧、家国的兴亡之思消解为一种知性的体悟；尝试超越执著，抑止悲欢，进退由时，出处从容。
这是一种内求的、理性的精神，这种理性和内求的精神使宋人的生活态度和审美趣味趋向高雅之志，淡泊之风。他们在诗、书、画等各种文化领域里平和谈泊地寄托自己的高情雅志，丰富着、扩展着内在心灵世界，平衡着、冲淡着理想与现实、个体与社会矛盾造成的身心分裂。
这种高雅，这种淡泊，我们认为是北宋文化在议论精神之外的另一种精神——淡雅精神，这种北宋文化的淡雅精神需要以博学广识作为其基础和内涵，幸运的是：首先，北宋诸帝都尊儒尚学，鼓励读书；其次，北宋的治国政策重文右文，注重文化教育；最后，北宋印刷出版业较前代更为发达，更为兴盛。这些都为博学广识创造了条件，使一批又一批博学广识的学者型知识分子得以有博而雅，有雅而淡，不仅能够在知识的海洋、艺术的氛围里，体味淡雅的意境，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自觉地追求淡雅的趣味。在这样一批人的引导下，崇雅趋淡便由一种人生理想、生活态度、审美趣味、社会心态，进而成为北宋文化的一种时代精神。
总之，理性内求使崇雅复淡成为北宋文化时代精神的需要，而博学广识则使这一时代精神的需要恰切地得以满足。当然，除了理性内求、博学广识分别构成北宋文化淡雅精神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之外，各种通俗文化形态的成长兴盛，对北宋文化淡雅精神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这些通俗文化形态的成长兴盛给原有的文化机制提供了一个对立面，它对北宋文化选择以俗为雅、化俗为雅的道路起到了刺激作用，北宋文化的淡雅精神就是在与通俗文化的交锋融汇、矛盾互补中逐渐鲜明起来的。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尽管观念意识各异、风格体派有别，但北宋文化的主流在趋雅避俗，崇淡轻艳这一点上可谓殊途同归、异口同声。在各种文化形式、文化领域都渗透着崇雅趋淡的时代精神，这种崇雅趋淡的时代精神，构成了北宋文化五颜六色、缤纷多彩面貌不可或缺的底调。
在北宋前期，追求淡雅是与柳开等人的复古主义思潮和后来同样打着复古旗号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密切相关的，更多的带有以再振儒学传统为目的的功利性色彩。而在北宋后期，推崇淡雅则逐渐趋向于非功利性或超功利性的纯粹美学目的，更多的向与之底蕴相通的庄禅离尘绝俗、返朴归真精神靠拢。以苏轼为例，黄庭坚《题东坡字后》称：“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40]《论子瞻书体》又说：“观其少年时字画已无尘埃气，那得老年不造微入妙也。”[41] 苏轼《於潜僧绿筠轩》可谓淡雅精神有名的宣言诗：“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竹以挺拔有节，有高洁之风，为树中君子；鹤以瘦劲孤高，有凌云之意，称禽中雅士，它们都是超凡脱俗文化精神的最佳写照。淡雅精神贯穿在苏轼对各种文化形式的认识上，是其艺术鉴赏品评的重要标准。如品诗：“示及数诗，皆超然奇逸，笔迹称是，置之怀袖，不能释手。”[42] 如论文：“足下文章之美，固已超轶世俗而追配古人矣。”[43] 如鉴赏书法：“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44]
就诗歌而言，在北宋初期，淡雅精神的追求和实现经历了一个“之”字形的发展历程。它先则是受胎于对晚唐五代非雅非淡颓靡诗风的反拨；继则是为了矫正白体诗人中只淡不雅、浅俗庸陋的偏颇；再则是意在纠正西崑派刻辞镂意、专事藻饰等只雅不淡的倒行逆施。
反拨力将王禹偁对“可怜诗道日已替，风骚委地无人收”(《还扬州许书记家集》) 这种晚唐五代浮靡诗风的流弊深致慨叹，提出从改变“秉笔多艳俗”(《五哀诗》)入手，打起复古以革新的旗帜，以杜甫、白居易为榜样。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赋村居杂兴诗二首……聊以自贺》) 积极倡导易道易晓的文风。
然而，大多数白体诗人并未像王禹偁那样学到白诗浅切平淡风格的真谛，而只是袭习了经过晚唐人改造过的枯瘠卑陋、流易鄙俚之气。崑体之兴，欲惩其失，意在以雄文博学、庄正典雅去五代芜鄙浮靡和晚唐体破碎窘促、“体轻意浅”[45] 之弊的同时，校正白体的平庸芜鄙。所以，他们刻意学习李商隐诗的富艳精工、深细婉曲，兴起一次雅化运动，“风采耸动天下”[46]，诗体为之一变。
但是，西崑派未正确处理好雅与淡之间的关系，“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篡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意，离析圣人之言，蠹伤圣人之道”[47]，最终也未能逃脱晚唐五代浮靡诗风的藩篱。因而，反崑体姚铉、穆修、范仲淹、尹洙、石介等再度扛起趋淡以复雅的旗帜，强调洗净铅华，不落俗套，复兴“古雅”以与“今俗”对抗 [48]。在一定程度上，反崑体代表了以朴实流畅的诗学观来开启宋调的发展趋势。
经过这样一个“之”字形的发展历程，到了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发起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时候，晚唐五代诗风的流弊和西崑派的颓风已大有改观。欧阳修充分利用科举考试这一指挥棒，演奏了一曲向平淡诗风前进的交响乐。这位革新运动的主帅，着重从文道相兼的角度提倡古硬、平淡、自然的诗风，他主张：“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引）而与道俱之“文”，正是与古淡相一致的“文”。他说：“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岂须调以齑。”（《再和圣俞见答》）“譬如娇韵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一作淡)，咀嚼苦难嘬。”（《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诗》） 梅尧臣，人称“去浮靡之习，超然于崑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龚啸《宛陵先生集·附录》）他认为：“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他总结自己的诗：“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依韵和晏相公》）他评价林逋之诗：“平淡邃远，读之令人忘百事也。”（《林和靖诗集序》） 在这一时期，诗歌内容上的淡雅与否往往与体式上的今古有密切联系，因而，欧阳修、梅尧臣之诗与内容上趋雅复淡相一致，在体式上偏古体而轻近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