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杜诗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最高典范确立于宋代。而在这一典范的确立过程中，黄山谷学杜和江西诗派以杜甫为祖无疑起了巨大作用。但是，在黄山谷学杜是否得其精髓这一问题上，历代学者争议颇多，至今未有定论。文章在详细考察历代学者有关论点的基础上指出，面对唐诗这样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宋人必须对诗歌创作的题材、写作方式等进行变革，这才符合中国诗歌发展递嬗的规律。从这一角度出发，应该对黄山谷学杜的功绩予以确认。在一定意义上而言，黄庭坚是诗歌史上学杜得其精髓的重要诗人之一。

【关键词】 黄庭坚、杜诗、江西诗派、唐宋诗之争

Abstract：It was in the Song Dynasty when Du Fu’s poems were recognized as the most successful works in China’s poetry history. In the process of recognizing, the facts of Huangshangu’s learning from Du Fu and Jiangxi Poetry School regarding Du Fu as their originator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However, scholars have been arguing on whether Huangshangu realized and got Du Fu Poems marrow, even up to now, this argument has not been settled down.
Based on carefully examining relevant scholars’ points of view in every dynast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hallenged by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Tang poems, poets in the Song Dynasty had to make change on selecting topics, on writing styles, etc, which reflected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Chinese poetry. Under such a consideration, we should praise and hold a positive view on Huangshangu’s learning from Du Fu. To some extents, Huang Tingjia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oets in Chinese history who got the quintessence of Du Fu’s poems. 

Keywords: Huang Tingjian, Du Fu, Jiangxi Poetry School, the argument on which one is better between Tang poetry and Song poetry.  

黄山谷学杜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历史上争议颇多。褒之者云“从来学杜者，无如山谷”[①]；贬之者则认为黄山谷“于少陵初无关涉”[②]。批评者的理由大多缘于认为黄诗不像杜诗，而现代的评论家除此之外又多认为他有形式主义倾向，没有杜甫那种民胞物与、关心民瘼的情怀。近年来学术界对黄庭坚研究十分重视，研究成果颇多，但在学杜是否得其精髓问题上还有值得进一步探讨之必要。这方面的论文，笔者所见仅有金启华《杜甫诗句对黄山谷之影响》[③]、黄镇林《语不惊人死不朽——略论黄庭坚学杜》[④]、龙延《杜甫与黄庭坚》[⑤]等论文，他们都对黄庭坚学杜作了肯定性评价，指出黄氏学杜具有全面性和创造性特点，颇富启示意义。但同时这些论文或者批评他忽视了文学创作的社会功能，或者主要着眼于黄诗之使事用典及拗体诗写作方面对杜诗的继承，而对于黄诗的独创性、黄氏学杜与唐宋诗嬗变之间的因果关系注意不足。笔者以为这是诗歌史上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有必要重新予以审视，因对此略加梳理，陈述浅见如下：

一、黄山谷学杜是否得其精髓的争议

北宋后期蔡宽夫在描述本朝诗风嬗变历程时说：“国初沿袭五代之馀，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而文公尤酷嗜唐彦谦诗，至亲书以自随。景祐、庆历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太白、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世。杜子美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⑥]这个描述虽然还称不上全面和科学，但所述大致不差。它告诉我们，宋人在建立自己具有独特面貌的宋诗过程中，有一个不断选择典范的过程，而其选择的最终结果则是杜甫。终宋之世，很少再有人像杨亿、欧阳修那样对杜甫表示不满，杜诗这一典范的确立可以说是宋人集体选择的结果。因此，学杜本身不是问题，而能否学到杜诗的精髓才是关键所在，苏轼《次韵孔毅甫集古人诗见赠五首》即曾发出“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的感叹。[⑦]然而，在众多诗人群起学杜的大潮中，唯独黄山谷学杜引起的争议最大，评判结果之悬殊，古今罕见。大致而言，有以下两类相反的意见：

第一类意见认为，黄之学杜最为成功，山谷是杜甫衣钵的当然继承者。持此种观点者又可细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从江西诗派祖、宗的关系上，认为黄氏足以上继杜甫，杜、黄、江西一脉相传。曾几说：“工部百世祖，涪翁一灯传。”[⑧]“老杜诗家初祖，涪翁句法曹溪。尚论渊源师友，他时派列江西。”[⑨]赵蕃说：“诗家初祖杜少陵，涪翁再续江西灯。”[⑩]又说：“少陵在大历，涪翁在元祐，相去几百载，合若出一手。流传到徐洪，继起鸣江右，遂令风雅作，千载亡遗究。”[11]还有一部分学者虽然没有谈到杜、黄及江西的关系，但认为杜甫以后，只有黄庭坚的作品尽古今之变，在诸家为第一，可以上配杜甫，在本质上与曾几、赵蕃等人的说法大致相同。如元人刘壎《隐居通议》引曾原一语云：“老杜钧乐天籁，不可与诸子并，惟山谷绝近之。”[12]明人贝琼云：“初，山谷以诗鸣熙宁、元丰间，与苏文忠公驰骋上下。文忠公极其天才所至，可喜可愕，至混涵停蓄如唐杜甫者，或未之及焉，惟公尽古今之变，深而不僻，奇而有法，在诸家为第一。”[13]第二种认为黄山谷由学杜而自立一家、自辟门户。如陈善云：“黄鲁直诗本是规模老杜，至今遂别立宗派，所谓当仁不让者也。[14]王士禛云：“涪翁掉臂自清新，未许传衣蹑后尘。却笑儿孙媚初祖，强将配飨杜陵人。”[15]翁方纲附和王士禛的言论说：“山谷虽脱胎于杜，顾其天姿之高，笔力之雄，自辟庭户。宋人作《江西宗派图〉，极尊之，以配食子美，要亦非山谷意也。”[16]他们认为山谷虽从学杜起家，但最终青出于蓝，自立门户，与杜甫如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后人以之配飨杜甫，并非黄氏本意。第三种则认为黄之学杜虽形貌不同，但神理无二。清人田雯云：“善学者须变一格，如昌黎、义山、东坡、山谷、剑南之学杜，则湘灵之于帝妃，洛神之于甄后，形体不具，神理无二矣。”[17]方东树云：“须知其从杜公来，却变成一副面目，波澜莫二，所以能成一作手。”[18]这一观点与第二种同中有异，不同之处在于认为黄氏学杜的结果是体貌虽然与杜不同，但精神实质完全一样，黄庭坚真正学到了杜诗的精髓。

与上述观点相反，另一类观点基本上对黄之学杜持否定和批评态度。张戒说：“黄鲁直自言学杜子美，子瞻自言学陶渊明，二人好恶，已自不同。鲁直学子美，但得其格律耳。”[19]又说：“往在桐庐见吕舍人居仁，余问：‘鲁直得子美之髓乎？’居仁曰：‘然。’‘其佳处焉在？’居仁曰：‘禅家所谓死蛇弄得活。’余曰：‘活则活矣，……至于子美“客从南溟来”，“朝行青泥上”，《壮游》、《北征》，鲁直能之乎？如“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却见骨，天地终无情”，此等句，鲁直能到乎？’居仁沉吟久之，曰：‘子美诗有可学者，有不可学者。’余曰：‘然则未可谓之得髓矣。’”[20]胡应麟云：“苏、黄矫晚唐而为杜，得其变而不得其正，故生涩崚嶒而乖大雅。”[21]“宋黄、陈首倡杜学，然黄律诗徒得杜声调之偏者，其语未尝有杜也。至古选歌行，绝与杜不类。”[22]又引李梦阳语云：“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诗传者，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庙坐，土木骸即冠服人等，谓之人，可乎？”[23]清人周亮工引钱谦益语云：“鲁直之学杜也，不知杜之真脉络，所谓前辈飞腾余波绮丽者；而拟议其横空排奡，奇句硬语，以为得杜衣钵，此所谓旁门小径也。”[24]他们均认为黄庭坚学杜得其变而不得其正，或者仅得杜之一鳞半爪，而未能学到杜诗精髓。

二、两派意见的是非曲直

    上述概括虽然不一定很全面，很难将九百年来有关此一问题的争论完全包容进来，但大致上涵盖了自宋代以来诗坛上有关黄山谷学杜问题的多数观点。我们先来考察持批评态度者，他们认为山谷学杜仅得皮毛，最极端的说法便是认为黄山谷与杜甫毫无干系。金人王若虚云：“史舜元作吾舅诗集序，以为有老杜句法，盖得之矣，而复云由山谷以入，则恐不然。吾舅儿时便学工部，而终身不喜山谷也。若虚尝乘间问之，则曰：“鲁直雄豪奇险，善为新样，固有过人者，然于少陵初无关涉。前辈以为得法者，皆未能深见耳。”[25]持这种观点者自宋以来代不乏人，影响深远。部分原因当是源于个体审美眼光的差异，但更深层的原因则应是对文学发展递嬗观念的理解不同所致。持有这类观点者多数推崇唐诗，而对苏、黄等人变革诗风、追求宋诗独特面目的做法表示不解和反对。比如张戒即有“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的著名言论，常为学者所引用。[26]胡应麟虽然承认“诗之体以代变”，却又认为“诗之格以代降”。[27]基于这种理论，他对苏黄等人出己意以为诗的做法十分不满，认为“二宋之富丽，晏同叔、夏英公之和整，梅圣俞之闲澹，王平甫之丰硕，虽时有宋气，而多近唐人。永叔、介父始欲汛扫前流，自开堂奥。至坡老、涪翁，乃大坏不复可理。”[28]基于对纯正盛唐诗歌的留恋，他对杜甫“利钝杂陈，巨细咸畜”的做法似乎也有些微词，曾说：“盛唐一味秀丽雄浑。杜则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参其格调，实与盛唐大别。”[29]既然老杜诗歌中尚且包含一些与“盛唐”格调大别的因素，则宋之黄庭坚等专门觑定并学习杜诗中那些有别于盛唐诗歌之处，就更是等而下之了：“老杜好句中叠用字，……颇令人厌。唐人绝少述者，而宋世黄、陈竞相祖袭。”[30]因此在胡应麟看来，黄庭坚诗即使有一些学杜的地方，也不过是学了一些不该学的方面。至于认为黄庭坚诗与杜诗毫无关系的王若虚，在《滹南诗话》等著作中批驳黄庭坚更是不遗馀力。王氏与张戒、王应麟等人有所不同，他不像后者那样尊唐黜宋，对宋诗尤其是对苏轼的诗歌持有比较通达理智的观点。但是他对黄山谷的评价似有个人好恶成份在内，例如他对黄氏讲求句法痛下针砭，但是他对别人说其舅父周昂“得老杜句法”却十分满意，令人感觉并非客观公正，有厚此薄彼之嫌。至若比喻黄山谷诗为神庙中“土木骸”的李梦阳，其本人亦号称学杜，但李之学杜，后人均认为徒得杜之外表，毫无杜诗精神。因此，对于这一类批评黄氏学杜未得精髓的观点，我们既要看到其中可能包含着一些合理因素，比如某些江西派末流在学杜的旗帜下写出了一些质量低劣的诗篇，后人有可能把账算到黄山谷的头上；但我们更应看到这一观点的实质在于没能认识到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而且对于如何学习古人精华的认识也存在偏差。

持肯定态度的几种意见中，第一种论点主要出于江西诗派成员以及江西派的拥护者方回、刘壎等人之口，认为黄庭坚是杜甫在宋代的继承者。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黄山谷的诗歌成就固然相当突出，在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如果说包括白居易、李商隐、苏轼等在内的诸位诗人均难以与杜甫比肩，而唯独黄山谷差堪比拟，便难以令人信服。黄氏本人出自苏门，曾经得到苏轼的教诲和提携，从总体上而言，黄山谷的成就也并未超过苏东坡。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表述方式欠佳，没能阐述清楚何以黄庭坚的诗歌成就未必代表了杜甫以后的最高水平却不能否认他是杜甫在宋代的重要继承者这一事实。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类似，但对黄庭坚的推崇趋于极端，以为黄虽学杜，但后来自立门户，不再依傍前人，其成就足以与杜甫比肩并驱。这种观点有其部分合理性，因为黄庭坚本人不止一次强调“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31] 力求摆脱对前人的依傍，创作出独具特色的诗歌是其毕生的向往和追求，而其最终成就也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他的志向。但这并不等于说黄庭坚已经达到可以与杜甫比肩的高度，把他的地位拔高到不适当的地步也不符合其本人终生服膺杜甫的事实。第三种观点认为山谷虽从学杜入手，却变换一种面目；尽管改变了面目，但是精神相通，波澜无二，与李梦阳等人徒然摹拟杜诗形貌的做法大异其趣，是杜诗的真正继承者。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最为符合黄山谷学杜的实际情况，也符合文学艺术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规律，其价值远非一味抬高或是贬低黄山谷者所可比拟。可惜前人对黄山谷何以不似杜而又认为善学杜诗者莫过于山谷阐述得不是很清楚，因而在下文中对此稍作疏解。

三、学少陵而不为：山谷学杜真谛所在

    陈师道在《答秦觏书》中曾经指出：“豫章之学博矣，而得法于杜少陵，其学少陵而不为者也。”[32]其后许尹在《黄陈诗注序》中进而提出：“豫章黄庭坚鲁直，其后学黄而不至者后山陈师道无己，二公之诗皆本于老杜而不为者也。”[33]虽然陈、许二人都没有进一步详细阐述“学少陵而不为”的含义，但我们大致可以推知，陈、许二人旨在说明黄山谷以杜诗为本，而又并非左规右矩，亦步亦趋地摹仿杜诗，而是力求自出新意，自成一家。陈师道之学黄，亦犹黄庭坚之学杜，并非只是全盘接受，所以，陈师道对黄氏学杜的理解应该是相当准确的。

当然，黄氏学杜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他现存的近二千首诗中找出相当数量的诗作，其用韵、使事、句法有类似杜诗之处；另一方面，他也的确没有写过像《三吏》、《三别》那样思想深刻的诗作，没有像《述怀》、《北征》那样善陈时事，句律精深，穷极笔力，浑涵汪茫的作品。因此，从详细比较杜诗与黄诗的题材、风格特征等角度去谈论究竟黄山谷是否学到杜诗的精髓，仍会像前人那样陷于各执一词而很难解释清楚。我们需要在充分考虑时代变迁、文化差异、诗歌发展等因素的前提下，综合地对此予以考察。本文限于篇幅和笔者的学识，仅选取一两点略作简单的考察。如前文所述，宋人对典范的选择和确立有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而杜诗作为最高典范一经确立，便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黄庭坚所起的作用尤为巨大。陈师道以降，江西诗派诸人正式把杜甫奉为师祖，作为楷式，全力摹仿与效法，影响所及，非止一代。因此，“宋人多把杜诗的‘发明’权归于黄庭坚”。[34]

    黄庭坚少年时在淮南游学，曾得到孙觉（莘老）赏识。据范温《潜溪诗眼》载，黄山谷少时“因莘老之言，遂晓老杜诗高雅大体。”[35]到五十六岁时作《大雅堂记》，仍对杜诗之“高雅大体”别有会心：

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故使后生辈自求之，则得之深矣。……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36]

可见，黄庭坚理解的杜诗之“高雅大体”主要包括两点：其一，杜诗是风雅传统的继承者。杜诗的根本在于继承了《诗》、《骚》以来的风雅比兴传统，有忠君爱国之志，可资陶冶和教化之用。他曾赞美杜甫：“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37]又说：“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38]显然他并非像某些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专注于杜诗的句法与格律，而同样注重杜诗的思想内容，也即他对风雅传统的继承。崇宁三年，黄庭坚在贬官宜州途中，路过浯溪，观《中兴碑》石刻，作《书磨崖碑后》诗，有句云：“臣结舂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39]对世人但知欣赏元文杜诗文辞之优美，而不顾其忧国忧民之情表示了强烈不满。其二，不能对杜诗穿凿附会，以为物物皆有所寄托。这与第一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杜诗固然承传了《诗经》以来的风雅比兴传统，贯注着“忠义之气”，且“善陈时事”，但不能据此认为杜诗中字字有比兴，句句有寄托。这一点尤为重要，自晚唐孟棨《本事诗》提出杜甫“当时号为‘诗史’”以后，宋人接受了这一概念并对此多方阐述。但是，诗歌毕竟不是史书，不能认为每首杜诗中都记载或隐喻着当时的历史事件。如“商度隐语”者揣度谜语那样解读杜诗，无疑是对杜诗的歪曲和误读。黄氏在此实际上提出了诗歌之所以为诗歌这样一个有关文学艺术的本质问题。应该说，《大雅堂记》等文章较好地把握了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质的关系，也把握了杜诗的精神实质所在。

    “不烦绳削而自合”，与杜甫“晚节渐于诗律细”、“老去诗篇浑漫与”所达到的那种熔炉锤之功与纵笔漫与为一体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黄山谷学杜并获得成功的又一方面。黄庭坚当然知晓杜甫作为一名集大成的优秀诗人，“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40] 然而，他特别指出杜诗的“妙处”在于“无意于文”，实际上旨在提倡他经常谈及的“不烦绳削而自合”，也就是反对以雕琢伤自然之美，主张以不烦绳削而自臻妙境。他在《与王观复书》中说：

所寄诗多佳句，犹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41]

杜甫的诗歌极为重视对字句的锤炼，所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朽”[42]，将诗歌语句的锤炼与人的生命价值联系起来，其锻炼经营之刻苦，真可谓呕心沥血。正是源于这种孜孜矻矻、坚持不懈的精神，杜甫对艺术的追求和创新从未间断；但是，尽管他不懈地追求“佳句”，却绝不是一个典型的苦吟诗人，其地负海涵，包罗万汇之才和深湛的学养使他能够既讲究“老来渐与诗律细”，又能做到“老去诗篇浑漫与”，达到“诗律细”与“浑漫与”的辩证统一。正如《敬赠郑谏议十韵》所言：“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43]虽为赠人之作，适堪作为夫子自道。因才气浩瀚，故能波澜老成；更由字斟句酌，而能曲尽物理，毫发无憾。从而将才气与锻炼有机结合起来，在尽量不破坏规则的前提下，使律诗这种文学体式的功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王安石《杜甫画像》：“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44]推崇杜甫精密细致的观察能力与自然纯熟的表现能力，这也正是黄山谷钦佩杜甫之处。这标志着唐诗的审美风格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也为中唐以后诗歌以至宋诗的发展提供了极具意义的启示。黄庭坚所谓的“不烦绳削而自合”就正是在杜诗启示下提出的这样一种追求，其宗旨并非不要锤炼、雕琢，而是通过刻意经营而抹去雕琢之迹，看似简易而实含大巧，貌似平淡却从绚丽而来，最终泯灭雕琢锻炼痕迹，达到类似杜甫那样的自然浑成之境。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庭坚的确是把握了杜诗的精髓。

我们从黄庭坚的创作尤其是晚年的诗歌作品中可以发现证据对此予以验证。绍圣四年他在《再次韵（杨明叔）》诗的序中说：

庭坚老懒衰堕，多年不作诗，已忘其体律。因明叔有意于斯文，试举一纲而张万目。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簇，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明叔当自得之。[45]

这里黄庭坚虽然提出“诗人之奇”，要求弟子揣度，但是自己却已“忘其体律”。换言之，至少在黔戎时期的黄庭坚已经达到随心所欲、出口成章的境界，不再需要依靠句法和韵律去争奇斗胜了。这一时期及以后的诗作如《竹枝词》二首，《梦李白竹枝词三首》、《和答元明黔南赠别》、《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和高仲本喜相见》、《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觞字韵》、《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武昌松风阁》、《追和东坡题李亮功归来图》、《十二月十九日夜中发鄂渚》、《书摩崖碑后》等作品等大都直陈其事，不用僻典，不作拗语，确能做到“不烦绳削而自合”，类似于杜甫晚年那种剥落浮华的自然浑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