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阳居士不知为何人，其学术思想与曾丰相同，故张德瀛认为阳居士即曾丰。但阳居士的“《复雅歌词》成书于绍兴中，曾丰为乾道五年进士，且尝为真德秀启蒙，年代未免稍后。张德瀛视阳居士即为曾丰，并不可信” 47 。同时以经义释词，以“雅正”衡词并不限于阳居士与曾丰。胡寅也将词曲的源头直指《诗经》与古乐府，认为唐人与柳永偏离了这个源头，失去了“发乎情而止乎礼仪”的原则，至苏轼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归源复正。向子諲 就是在这个正统的源头上，“步趋苏堂而哜其 者”的 48 。陆游《长短句序》在崇“雅正之乐”、斥“郑卫之音”的同时，认为“起于唐之季世”的小词不只是“郑卫之音”，而且在“郑卫之变”的基础上“愈变愈薄，可胜叹哉” 49 !韩元吉《焦尾集序》则以为“近代歌词杂以鄙俚，间出于市廛俗子，而士大夫有不可道者，惟国朝名辈数公所作，类出雅正，殆可以和心而近古” 50 ;詹效之《燕喜词跋》认为曹冠词“旨趣纯深，中含法度，使人一唱而三叹，盖其得于六义之遗意，纯乎雅正者也。” 51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复雅崇正”成了南宋盛行的词学思潮。
这一思潮的实质是以诗教衡词，其功能在于教化。詹效之《燕喜词跋》在提出“雅正”说后接着所云:“足以感发人之善心，将有采诗者播而飚之，以补乐府之阙，其有助于教化，岂浅浅哉!”但这 一具有教化功能论所张扬的，并非是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儒家诗教理想，更不是“诗教理想的中和之美在词学中的体现”，而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被深深打上了南宋政治与学术思想的烙印。
阳居士《复雅歌词序》严辨“雅正”的内容之一是“夷夏”之辨，并指斥唐明皇“溺于夷音，天下熏然成俗”，导致了“王政”的荒芜，国运的衰落。实际上这首先是针对宣和词风和孕育宣和词风的政局而言的。在南宋，士人常常将宣和年间徽宗君臣荒佚声色，视为北宋沦亡的原因之一。刘辰翁《减字木兰花》“铜驼故老，说著宣和似天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陆游在高扬“雅正”之旗的同时，对“花间词人”不念国家安危而纵情声色深致感慨 52 ，也旨在对北宋末年政坛与词坛风气的批判。与此同时，将“大晟乐”视为一种亡国之音:“不幸崇、观小人用事，倡为‘丰亨豫大’说，以文太平。虽能作大晟乐，置大司乐，要亦不过崇虚文以饰美观而己，亦奚救于宣、康之弊哉!” 52 所谓“小人”，即指蔡京。蔡京为了粉饰太平，置大晟府，颁行大晟新乐，发起了一场“制礼作乐”的闹剧;“大晟词人”则以歌功颂德为务，制作了大量谄谀之词。不过就“大晟乐”而言，其“八音克谐”，是“崇雅复古”的表现;“大晟词人”在创作上也以排斥俚俗、倡导典雅为宗旨，成了“宋词发展史上第一次集体自觉的“复雅”活动 54 。因此南渡后出现的“复雅崇正”的思潮，针对的并不是“大晟乐”或“大晟词”的艺术本身，而是蔡京的误国和“大晟词人”歌功颂德的谄谀之风。在南宋士人看来，北宋沦亡的根源，并不在于蔡京的弄权，而在于王安石的学术及其变乱祖宗法度，南渡以后的“党元祐”政治，便是以拨王安石学术与变法之乱为旗号的。
建炎三年（1129），胡寅上书认为“中兴”要务在于“拨乱世，反之正”;而王安石乱世的标志之一是用人不“正”，即“斥绝君子，一去而不还;崇信小人，一任则不改。故其败当时之政，为后世之害者，皆小人也”，“所以误国破家，至毒至烈，以致二圣屈辱，羿、莽擅朝” 55 。标志之二在于学术不“正”，尤其是废绝《春秋》的思想，其乱更甚:“昔者世衰道微，暴行有作，孔子拨乱反正，寓王法于《春秋》，以俟后世。朕临政愿治，表章斯文，将以正人心，息邪说，使不沦胥于异学，荆舒祸本，可不惩乎?安石废绝《春秋》，实与乱贼造始。今其父子从祀孔庙，礼文失秩，当议黜之。夫安石之学不息，则孔子之道不著” 56 。标志之三在于心术不“正”，绍兴四年（1134），范冲与高宗论王安石新法之毒时引程颐语说:“新法之害未为甚，有一人能改即已矣。安石心术不正，为害最大，盖已坏了天下人心术，将不可变。”进而指出“安石顺其利欲之心，使人迷其常性，久而不自知。且如诗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为无穷之恨，至于安石为《明妃曲》，则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不足罪过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术” 57 。这从心术的不“正”又揭发到文学上的不“正”。南末后期真德秀在论及新党吕惠卿、林希、蔡确等人的文学作品时所说的“大非端士，笔头虽写得数句诗，所谓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读之将恐染神乱志，非徒无益” 58 ，与范冲所言同出一辙。
显然，对王安石的这种攻伐，存在着严重的偏见。但这种偏见普遍成了南宋士人反思北宋沦亡过程中的逻辑起点。因此，拨王安石不“正”所造成的“乱世”自然成了“中兴”国事的要务，也成了阳居士与其他士人张扬“雅正”论的历史本源和现实动因，或者说政治与词学上的“拨乱世，反之正”，是相并而行、相辅相成的。不妨以《春秋胡氏传》与《复雅歌词序》为例。
《春秋胡氏传》与《复雅歌词序》，一是阐释儒家经典的经学专著，一为阐述词体发展的词学专论，但两者的写作前提与旨意并无二致。据载，胡安国因王安石废弃《春秋》，至崇宁则又“防禁益甚”，致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者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中原之祸，殆由此乎”，故“潜心刻意”，著成《春秋传》 59 ;其《春秋传》自序也说旨在于“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以“拨乱世而反正”，纠正由王安石废弃《春秋》造成的“乱伦灭理”之弊。在其“华夷之辨”中，不仅将作为地域层面的夷狄涵义与作为伦理层面的君子小人涵义糅合为一体，而且将《春秋》视为“圣人”用于远小人的“倾否之书”:“戎狄举号，外之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独外戎狄乎?曰:中国之有戎狄，犹君子之有小人。内君子外小人为泰，内小人外君子为否。《春秋》，圣人倾 否之书。内中国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因为“中国之为中国，以其有父子、君臣之大伦也，一失则为夷狄” 60 。所谓内失“君臣大伦”而质变为“外夷”的“小人”之魁首，就是指王安石。这给传统的《春秋》学注入了一个奇特的主题。阳居士《复雅歌词序》也感于“夷音”风行、“雅音”不作而造成的“王政”与国运衰落的历史，旨在通过严“华夷之辨”与“雅俗之别”，辟夷音，崇雅正，正人心，在词坛上“拨乱世而反正”。同时其辨也从内外两方面进行:外则由于“五胡之乱华”后，“戎敌强种，雄居中夏，故其讴谣，淆糅华夷，焦杀急促，鄙俚俗下，无复节奏，而古乐府之声律不传”，至唐玄宗“尤溺于夷音，天下熏然成俗”;内则“郑卫之音作，诗之声律废矣”，“句之长短，各随曲度，而愈失古之声依永之理也。温、李之徒，率然抒一时情致，流为淫艳猥亵不可闻之语。我宋之兴，宗工巨儒，文力妙天下者，犹祖其风，荡而不知所止”。致使词“韫骚雅之趣者，百一二而已”。为了拨外“夷”内“郑”交织而成的“淫乱”，将词纳入了《诗经》与汉乐府的“雅正”轨道，并具体倡导像苏轼《卜算子》那样“畎亩不忘君”的“温柔敦厚之气”。这又成了《春秋胡氏传》“中国之为中国，以其有父子、君臣之大伦也，一失则为夷狄”的翻版。人斥阳居士解词如“村夫子强作解事”，胡安国《春秋传》“于经义不尽相符” 61 ，殊不知这种解词与解经的方法都旨在拨正由王安石及新党造成的“乱世”。
既然“拨乱世”所拨的是王安石及新党之“乱”，“反之正”所返的目标则自然是元祐之“正”。事实上，在南宋士人的观念世界中，普遍以变法新党为“邪”而“元祐党人”为“正”，以“荆公新学”为“邪”而“元祐学术”为“正”，以“新党文学”为“邪”而“元祐文学”为“正”。正是在这一历史观的作用下，政治上每每以“元祐”相标榜 62 ，文学上则“诗从元祐总名家” 63 。在“崇苏热”中，苏轼成了“千古尊正统”的“神明”，苏词也成了“复雅崇正”的范式。
诚然，“崇苏热”使苏轼在文学上的典范意义得到了全面的阐释，形成了阵容壮大且经久不衰的“苏轼词派”，给词体注入了新的艺术生命力;其建构起来的“雅正”说理论体系，也旨在为词坛立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但由于在这一思潮是“党元祐”政治在词学上的反映，所以难免政治上的偏见，同时还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
缺陷之一:在主体论中，片面地强调“正气”而忽视了创作主体的多重性，呈现出简单化的倾向。“雅正”说不仅认为“声音之道与政通”，词的雅俗、正邪与词人的品格也是相对应的范畴。因为词的“雅正”是由于创作主体“所养者大，所言者真”，故“表里相符，声实相应”，“类出雅正，殆可以和心而近古”。苏轼因“养其气以刚大”，故其诗词“千古尊正统”。詹效之《燕喜词跋》认为曹冠词“纯乎雅正”根源就在于作者“廉介有守，既和且正”。这是“雅正”说理论体系赖以建构的主体性依据。然而“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亦不害其为正。然世或见人文章铺陈仁义道德，便谓之正人君子;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 64 。如韩琦作《点绛唇》（病起厌厌）、司马光作《阮郎归》（渔舟容易如春山），都“流为淫艳猥亵不可闻之语”，即便是“千古尊正统”的苏轼，在向词坛指出“向上一路”的同时，也留下了数量不少的“淫艳猥亵”之词，但他们在人品上均“不害其为正”。因此支撑“雅正”说理论体系的主体论，无法解释词人在创作中多重主体性特征。以此观照宋词的创作实践，就难免削足适履之弊;而其非“正”即“邪”的主体观，表面上是传统的人品与文品的统一论在评判词人中的体现，实质上以“元祐党人”与“党元祐”者为“正”，反之则“邪”，具有了特定的时代内涵。
缺陷之二:在以诗教衡词中，片面夸大词的教化功能而淡化了其审美意义与价值，“止乎礼义”的“道德之美”成了其衡量词的存在意义与价值的首要或唯一的标准。“雅正”论者所谓“蕴骚雅之趣，百一二而已”，或以为“唐末词人非不美也，然粉泽之工，反累正气”，显然不属于审美评价，而是出于以教化为目的功能原则。其功能原则的义理规范是“与道德合者”，这样便“腴于根而盎于华，不能不为词”;而功能的显现要具有苏轼词那样的“恻怛爱君”之诚，和朱熹在论张孝祥词时所说的“读之使人奋然有擒灭仇虏、扫清中原之意” 65 。联系当时的环境，这一主张出于时代需求，合乎时代精神。但以此衡词，却将具有自身审美风范的词体用作“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将美的三大层面的属性“真”、“善”、“美”狭隘地限定为 “善”的单一层面的内涵，也就是属于伦理层面的“善”掩盖了人性层面的“真”与“美”;“真”与“美”成了一种异质，遭到了伦理的抵触乃至排斥。也正因为如此，“雅正”论者在评价词人的创作时，出现了严重的偏见，如对“花间词人”与“花间词”、柳永与柳永词的彻底否定，甚至对李清照及其词极其丑诋之能事:“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甚于陈后主时期为人为词均淫艳不堪的“女学士” 66 。诸如此类的否定与诋毁是张扬“雅正”论的必然结果，因为自温庭筠至北宋词在人性上的“真”与“美”远大于伦理上的“善”，严重地违背了“雅正”说的理论体系。这种唯“善”是从的批评观和价值取向，则使“雅正”说无视词体发展的多向性而陷入了“庸俗社会学”的泥潭。
缺陷之三:在“尊体”中，片面地强调诗词同体而有意淡化了词应有的本体特征。“雅正”论者在竭力挖掘苏轼词合乎“道”的“微言大义”的同时，又努力将词的源头直指《诗经》与汉乐府，以达到词学领域中“崇道尊体”目的。诚然，词是一种新诗体，其属性在诗歌的范畴之内。苏轼就明确主张“诗词本一律”，其具体创作也“既‘以诗入词’，正其本源;又‘以词还词’，完其本色” 67 。“雅正”说则既从“与道德合者”的原则，又从崇“古雅乐”贬“今郑声”的倾向，以诗衡词，正其本源。众所周知，词乐及词的配乐方式与《诗经》或汉乐府均属不同的系统而具有自身的特征，这是词之为词的重要标志。但前引陆游语称苏轼诗词“千古尊正统”的依据之一，就在于具有“秕糠《郊祀歌》，远古《清庙颂》”的“雅正”性。曾丰认为苏轼与黄公度所以能作“雅词”，原因之一乃上承“商、周清庙等颂、汉郊祀等歌是也”，均将词、词乐与上古雅诗雅乐相提并论。王灼则通过“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而“世之士大夫，亦多不知歌词之变”的推理与判断，责斥元稹关于音乐文学“由乐以定词”与“选词以配乐”的区分，以为“按谱填词”违背了“古歌”、“古乐府”的音乐原则，进而又否定词“别是一家”的观点，严斥“为此论者，乃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诗（词）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 68 ?这种唯古是从的词学观，泯灭了词体生成和发展的历史真实性及其体性特征，表现出明显的泥古倾向。
综上所述，在“崇苏热”中形成的“雅正”说是一种典型的伦理“批判型”而非“艺术型”理论体系，其本质是政治上“拨乱世而反正”的翻版，被打上了浓烈的政治色彩，致使其排他性的批判大于、甚至掩盖了包容性的批判。换言之，在“党元祐”中形成的“崇苏热”虽然改变了北宋“绍述”以来的词学命运，使词朝着多元的、健全的方向发展，但由此演衍而成的“雅正”说理论体系却阻碍了词向主体的多重性、功能的多样性和流变的多向性的发展之路，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宋词最终走向衰亡的命运。
注释
①黄以周:《长编·拾补》卷二一“崇宁二年四月丁巳”、同月“乙亥”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
②《长编·拾补》卷四七“宣和五年七月己未”条引《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③《长编·拾补》卷四七“宣和五年七月己未”条引《九朝编年备要》。
④《丹渊集拾遗卷跋》，《丹渊集》附录，《四部丛刊》初编本。
⑤《宋史》卷三四《孝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48页;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八《苏文忠赠官》，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2页。
⑥按:在高宗朝，掀起了研究刊刻苏轼作品的第一次高潮，如南宋初赵夔在北宋末苏诗“五家注”的基础上，增添了师尹、孙倬及自己的注释，遂成“八家注”本。不久，又有人据“八家注”本增补了傅藻与胡某的注释，定格为“十家注”本。至孝宗朝，出现了第二次高潮。在这次高潮中，苏轼的诗、词、文都得到了全面的注释与整理，详刘尚荣:《苏诗版本源流考》（《文史》第六十一辑）、曾枣庄:《南宋苏轼著述刊刻考略》（《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一辑）。
⑦李心传:《系年要录》卷一五“建炎二年五月乙未”条，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22页;同书卷四六“绍兴元年八月庚辰”条，第833页。
⑧费衮:《梁溪漫志》卷七《毗陵东坡祠堂记》，
《四库全书》本。 ⑨蔡倏:《铁围山丛谈》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0页。
⑩《朱子语类》卷一三《自熙宁至靖康用人》，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26页。
11《宋史》卷三四《刘挚传》，第10855页。
12详《与杨元素》（其十七），《苏轼文集》卷五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55—1656页。
13详苏轼:《论行遣蔡确札子》，《苏轼文集》卷二九，第833页。
14《与章子平》（其一），《苏轼文集》卷五五，第1643页。
15《全宋诗》卷二一六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后陆续校点本，第24440页。
16分别见《文忠集》卷一六，《四库全书》本;《全宋诗》卷三九三，第36958页。
17楼钥:《文华阁待制杨公行状》，《攻愧集》卷九一，《四库全书》本。
18《全宋诗》卷二四二五，第27999页。19《习学记言》卷五，《四库全书》本。
20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3页。
21《水东日记》卷三六，《四库全书》本。
22《送人序》，《苏轼文集》卷一，第325页。
2367详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01—215页、202页。
2466《碧鸡漫志》卷二，中华书局1996年《词话丛编》本，第83页、88页。
25《新轩乐府引》，《遗山集》卷三六，《四部丛刊》本。
26《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石林词提要》，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12页。
27《蒿庵论词》，孙克强《唐宋人词话》，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30页。
28《论词绝句》，《乐志堂诗集》卷六，《四库全书》本。
29关注:《石林词跋》，张惠民《宋代词学资料汇编》，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页。
30《系年要录》卷六“绍兴二年十一己未”条，第1029页。
31孙觌:《绍兴壬子，某南迁过疏山，……》，《全宋诗》卷一四八六，第16988页。
32详见《系年要录》卷一“建炎元年十一月戊子”条，第237—238页;同书卷一四“建炎二年三月甲午”条，第298页;同书卷五八“绍兴二年九月丙戌”条，第1014页。
33张元干:《苏养直诗帖跋尾六篇》，《芦川归来集》卷九，《四库全书》本。
34《宋史》卷三七七《向子諲 传》，第11642页。3548《向芗林〈酒边集〉后序》，《斐然集》卷一九，《四库全书》本。
36《张紫微雅词序》，金启华《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64页。
37《张于湖先生集序》，《于湖居士文集》卷首，《四部丛刊》初编本。
38滕仲因:《笑笑词后记》，张惠民《宋代词学资料汇编》，第233页。
39范开:《稼轩词序》，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96页。40《毛诗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2页。
41《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卷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5页。
42《跋东坡乐府》，《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本。
43《龟山集》卷一《龟山语录》，《四库全书》本。
44《龟山集》卷八“今乐犹古乐”条。
45引自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音乐门·乐章类》，《四库全书》本。46《督缘集》卷一七，《四库全书》本。
47吴熊和:《关于阳居士〈复雅歌词序〉》，《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49《陆游集·渭南文集》卷一四，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00页。
50《南涧甲乙稿》卷一四，《丛书集成》初编本。
51张惠民:《宋代词学资料汇编》，第220页。
52《跋〈花间集〉》，《陆游集·渭南文集》卷一四，第2100页。
53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一，《音乐发挥》。
54详诸葛忆兵:《徽宗词坛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56—91页。
55《宋史》卷四三五《胡寅传》，第12919页。
56胡寅:《追废王安石配享诏》，《斐然集》卷十四。
57《系年要录》卷七九“绍兴四年八月戊寅”条，第1289～1290页。
58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四“文章邪正”条，第193～194页。
59胡寅:《先公行状》，《斐然集》卷二五。
60分别见《春秋胡氏传》卷一、卷一一，《四部丛刊》续编本。
61《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七《胡安国〈春秋传〉提要》第219页。
62《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七八“绍兴七年四月十七日”条:“赵鼎在相位，以招贤才为急务，从列要津，多一时之望，百执事奔走效职，不敢自营，人号为‘小元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陈丞相所藏御书二》:隆兴元年，孝宗以张浚为左相，张浚则起用“众贤”，助其北伐，世人“比于元祐”（《四部丛刊》初编本）;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三五《蜀人游监簿（庆元党人家乘）后跋》:“庆元初，众贤盈庭，人称为‘小元祐’。”（《四库全书》本）
63郑天锡:《江西宗派》，《全宋诗》卷三七四七，第45188页。
64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八，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1—83页。
65《书张伯和诗词后》，《朱文公大全集》卷八四，《四部丛刊》初编本。
68王灼:《碧鸡漫志》卷一、卷二，《词话丛编》本，第73、74、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