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从黄庭坚养心寡过、注重根本的思想及对诗歌抒情尺度的把握，集前人之长、又自成一家的写作风格三个方面入手，探讨了心学家陆九渊推赏黄庭坚的缘由。笔者认为，对陆九渊和黄庭坚的研究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哲学或文学的领域，陆黄二人思想观点的交合恰恰体现出大师们的文化多面性。

长期以来，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是各类诗歌评论的重要话题，人们已从文学的角度介入，对它进行了多个侧面的研究。不过，我们还发现，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不仅仅受到诗人们的关注，而且还受到南宋心学大家陆九渊的高度评价，在《与程帅》中，陆九渊明确地说:“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体制通古今，思致极幽眇，贯穿驰骋，工力精到。一时如陈徐韩吕三洪二谢之流，翕然宗之。由是江西遂以诗社名天下，虽未极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诡也。”众所周知，江西派诗人的为人、作诗各有优劣，实难一概而论，但陆九渊既然以黄庭坚为领袖，把其他人作为羽翼，则其判断的总体依据就是以黄庭坚为基准的。陆九渊的评论是从心学家的角度介入的，其立论的着眼点当然不同于一般文论家。那么，陆九渊推赏黄庭坚的原因何在呢?通过对陆九渊与黄庭坚有关论点的审视，笔者认为大致可归为以下三点。

一 黄庭坚养心寡过、注重根本的思想符合陆九渊仁人君子的标准

注重本心、发明本心、涵养本心是陆九渊为学的基本观点和要求，他指出“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 ① 。对于本心的来源与内涵，

陆氏则直承孟子之学，认为本心乃天之所与，“非由外铄我也” ② 。人先天所具有的仁、义、礼、智四端“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 ③ 。但是，人虽具有先天的善性，现实中却有声色富贵的诱惑，一旦陷溺其中，良心善性就将受到伤损蒙蔽。“有所蒙蔽，有所移夺，有所陷溺，则此心为之不灵，此理为之不明，是谓不得其正，其见乃邪见，其说乃邪说。” ④ 正因为人心有陷溺蒙蔽的危险，所以人们必须时时省察己心，剥落物欲、利欲，保养得此心常明，方能称得上君子。反之，自任己私，致力于外索，皆不得为学之源。所以陆九渊反复强调:“此心苟存，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也;处贫贱、富贵、死生、祸福亦一也。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 ⑤

保养本心并付诸于践履，是陆九渊对做人作文的基本要求，对于诗歌作者来说，就应当“一意于道” ⑥ ，将义理融化到自身的行为中去，使忠君爱国成为作者立身行事和诗歌创作的基本准则。对于义理与践履分裂，徒然“借义理以自胜” ⑦ ，仅仅把义理作为一种装饰品来炫耀自身的做法，陆九渊是坚决反对的。义理必须实实在在地化为作者的品德，才具有意义和价值，正是由此出发，他提出了“有德者必有言，诚有其实，必有其文。实者、本也;文者、末也” ⑧ 的观点。本与末、德与文的主次先后既定，作者自当把修德求源摆在首要的位置上。与之相反的舍本逐末终将本末俱丧:“今人之习，所重在末，岂惟丧本，终将并其末而失之矣。” ⑨ 与陆九渊一样，黄庭坚也主张作者必先存心修德，“方其学于师也，不敢听以耳而听之以心。于其反诸身也，不敢求诸外而求之内” ⑩ 。作者写作文章不应当单单为文而作，所谓“非为文章可传后世，辩论可屈众人而发也” 11 。就黄庭坚本人来看，也是“乐与诸君讲学以求养心寡过之术” 12 ，“讲明养心治性之理与诸君共学之，惟勉思古人所以任己者” 13 。毫无疑问，通过养心寡过的工夫，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道德的自我完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应当自觉地不断排除世俗的杂念与狭隘的思想情感，培养起高尚的人格精神和坚定的志向，这便是陆九渊所说的“剥落”工夫:“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后随起来，又剥落，又清明，须是剥落得净尽方是。” 14 当人们的思想精神升华到高尚的境界时，他的一切言行都将不自觉地与圣人之道相合。这一观点在黄庭坚的《与徐师川书》中表述得十分清晰:“甥人物之英也，然须治经，自探其本，行止语默，一一规摹古人。至于口无择言，身无择行，乃可师心自行耳。君子之言行，不但为贤于流俗而已，比其大成，使古之特立独行者皆立于下风也。”治经是为了探其本，规摹古人是为了师心自行。当然，道德修养并不是一句空泛的话，它在现实生活中一定要有其立足点，这就是守正不移的操守和志向。黄庭坚曾作《跋砥柱铭后》形容这种人格精神曰:“砥柱之屹中流，阅颓波之东注，有似乎君子士大夫立于世道之风波，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不以千乘之利夺其大节，则可以不为此石羞矣。”君子仁人自当以操守为上，那么诗人作者呢?他们能否逾越对君子仁人的要求，仅仅作一个善于表现愁怀的人呢?山谷对此作出了否定性的回答。据《潜溪诗眼》载:“山谷常言:‘少时曾诵薛能诗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发欺人故故生。孙莘老问云:此何人诗。对曰:老杜。莘老云:杜诗不如此。'后山谷语传师云:‘庭坚因莘老之言，遂晓老杜诗高雅大体。'传师云:‘若薛能诗，正俗所谓欺世耳。'” 15 薛能的诗句不可谓不工，情感亦不可谓不真，但黄庭坚何以不许之为高雅?孙莘老又何以味其非老杜诗呢?传师因何指其为欺世?究其实质，无非是因 为薛能的诗句仅仅表现个人的老大悲叹，沉溺于世俗情感之中，品格境界不高而已。那么老杜诗的高雅又体现在何处呢?《潘子真诗话》中有这样的记载:“山谷尝谓余言: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 16 流落颠沛而不忘本朝，这样的忠义之气与一般徒伤卑老的作品相比，其高下境界岂止霄壤!

从作者的人格精神决定作品境界的高下这一认识出发，黄庭坚特别强调养心行道，这便是所谓深其根而固其蒂:

文章虽末学，要须茂其根本，深其渊源，以身为度，以声为律，不加开凿之功而自闳深矣。 17 但须勤读书，令精博，极养心，使纯净。根本若深，不患枝叶不茂也。 18

学问文章，如甥才器笔力，当求配于古人，勿以贤于流俗遂自足也。然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极当加意，养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后枝叶茂尔。 19

黄庭坚认为，作者内在的修养是为人为文的根本所在，其内核便是孝友忠信。当然，这种品德的获得决非一朝一夕的事，它需要作者永无懈怠，“勤读书，令精博，极养心，使纯净”，并将圣人的教诲最终化为自己的行动，所谓“强学力行，而考合先王之言，彼如符玺之又可印也” 20 。真正达到了这样的精神境界，则成为君子之人，他能正视穷通变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而超越世俗的囿于个人的狭隘情感;他心有所主，持守坚定，故能进退自如，从容淡泊，而不流为激苦愤恨之声。这就叫做“以圣学则莫学而非道，以俗学则莫学而非物” 21 。就黄庭坚本人来看，他便是诗有所本的典型代表。他虽遭遇坎坷，却始终持守坚定，“于治心养气，能为人所不为，故用于读书、为文字，致思高远，亦似其为人” 22 。黄庭坚以其内在的修养成就了坚毅的人格，以此处世，则宠辱不惊其心，富贵不动其志;以此作诗，则与世俗异趣，其诗不为个人的穷愁潦倒所左右，而是自自然然地体现出风人之遗教与和平婉厚之气。这种本末主次的关系不正与陆九渊“有德者必有言，诚有其实，必有其文”的思想相吻合吗?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陆九渊推赏黄庭坚的第一个原因。

二 黄庭坚对诗歌抒情尺度的要求与陆九渊一致

《与程帅》和《与沈宰》是陆九渊专论诗歌的文章，仔细分析其意，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陆九渊决不排斥诗人的抒情。当然，如前所述，抒情必须有所本，“苟志于道，便当与俗趣燕越矣” 23 。只有归向于礼义的情感才有可能达到“镇浮靡”、“植立不凡” 24 的效果。那么，就诗人的具体创作来看，怎样才能把握好抒情的尺度呢?在《与沈宰》中，陆九渊为诗人们树立了这样的榜样:“《国风》、《雅》、《颂》固已本于道。风之变也，亦皆发乎情，止乎礼义。”即诗人在情感的抒发上必须以道为根本，以礼义为准绳，而不宜采取淋漓尽致、任情尽性的形式。诗人首先应当修养其德，俯仰浩然。“惟其君子，终古不磨，不见知于庸人，而见知于识者;不见容于群小，而无愧于古人。俯仰浩然，进退有裕，在己之贵，润身之富，辉光日新，有无穷之闻” 25 。君子心有所守，故能“俯仰浩然，进退有裕”，这样的精神品质自然会引向从容淡泊的诗境，所谓“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又何必大声色也” 26 。

现在，让我们来检讨一下黄庭坚有关诗歌抒情尺度的观点。黄庭坚有一篇文章叫做《胡宗元诗集序》，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士有抱青云之器而陆沉林皋之下，与麋鹿同群，与草木共尽，独托于无用之空言，以为千岁不朽之计。谓其怨邪?则其言仁义之泽也;谓其不怨邪?则又伤已不见其人。然则其言不怨之怨也。……不得其平则声若雷霆，涧水是也。寂寞无声，以宫商考之则动而中律，金石丝竹是也，维金石丝竹之声，国风雅颂之言似之;涧水之声，楚人之言似之。

据黄庭坚《胡宗元墓志铭》记载，胡氏“自刻苦，治经术，厉操行”，终日与其徒相处则“辩析义理”。他虽然也“伤已不见其人”，但却并不因此而肆意泄愤，或自暴自弃;他虽有青云之志而不得其用，发而为文章却依然是“其言仁义之泽也”。

可以说，他的为人为文都达到了“发乎情，止乎礼 义”的要求，所以黄庭坚称之为“忠信之士”。

由对胡氏诗歌的评论，黄庭坚进一步引发出对诗人抒发悲怨愤懑之情的看法。毫无疑问，以仁义忠信为内质的诗歌最应摆在首位，这类诗在表情上取“不怨之怨”的一路，“发乎情，止乎礼义”，是黄庭坚特别推重的一类，著名的《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便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态度:

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其发为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