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词外，其它题材的词，作者也能以壮气构思。他善于表现空间的辽阔与时序的永恒，常能以少许笔触绘出浩浩天宇和悠悠百代的巨轴画卷:
陇头立马极目，万里长城古道。（《喜迁莺·塞上词》）
长江千里，烟淡水云。（《六么令》）
暮云四卷，淡星河，天影茫茫垂碧。（《念奴娇·中秋独作》）
茫茫云海，方丈蓬壶何处在。拟泛轻舟，一到金鳌背上游。（《减字木兰花·读神仙传》）远岫参差，烟树微茫，阅尽往来人老。（《喜迁莺·自池阳泛舟》）
歌沉玉树，古寺空有疏钟发。六代兴亡如梦，苒苒惊时月。（《六么令》）
长江长城，星河天宇，千古山水，茫茫仙界，均各呈壮姿，若加以缝合缀联，则成一天地宇宙浑一大图。《梁溪词》之壮，尤在汹涌澎湃，跌宕腾飞的动态的描绘:
客中重九共登高，逼烟霄、见秋毫，云涌群山，山外海翻涛。回首中原何处是，天似幕，碧周遭。（《江城子·九日与诸季登高》）
春来江上打头风，吼层空、卷飞篷，多少云涛，雪浪江暮中。早是客情多感慨，烟漠漠，雨 。（《江城子·池阳泛舟作》）
这里，云涌群山，涛翻大海，江风汇聚，吼空卷篷，表现出一种转斗移星、吞天噬日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是运动着的自然力，也是作者恢复国土的主观精神的驰骋。作者的一生中，特别是南渡之后，一直幻想着调动人力天力，布奇阵、出雄兵，一举歼灭金国，因而山水风云，一经入词，便立即被赋予生命，处处显示着“动”与“攻”的力量。前篇《江城子》所写之山海云烟，本处静态，被作者摄入之后，便云涌海翻，动荡起来;后篇漠漠细烟、 零雨之江面，打头风一过，便转呈篷飞浪翻之险象，这些显然都注入了作者的主观精神，“早是客情多感慨”，“回首中原何处是”数句，便明示了这种联系。
《梁溪词》艺术上的一个特殊意义，是它首次以词的形式成功地塑造出一组中国封建社会圣君贤相的伟人群象。前面已论述过李纲伟人词的概况及其在词的题材拓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这里着重探讨这些伟人形象的特点与作者所使用的创作手法。《梁溪词》中共塑造了十二位历史伟人:汉高祖、汉武帝、汉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唐宪宗、宋 真宗、谢安、裴度、寇准及诗人李白。王莽、符坚、单于等人亦被作为反面形象提及。这十二人，除去李白不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创建宏业，驱除外患，开边拓土的圣君，如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等;一类是拯救沉沦、中兴国家的领袖，汉光武帝、唐宪宗、谢安、裴度等即是。作者描写这些伟人的共同点是:他们非但有着强烈的国家感与民族感，而且有着捍卫生存与强大祖国的雄才宏略与大智大勇。汉武之横临边朔、唐宗之只身侦觇、光武之总卒亲战，无一不表现着这种特征。他们还有别于常人的特点:善于举贤授能，任人以专。鉴于徽钦高宗三朝，乃至于整个赵宋王朝任人不专，频更黄阁，李纲有意识地歌颂了唐宪宗、宋真宗。宪宗是李唐王朝中兴之主，他在举朝文武皆同恶相资，潜伤宰辅时，“不疑不贰”、“登庸裴度”，结果破敌擒贼，中兴唐室;真宗当举朝皆议他应“幸坤维江表”，以避辽兵锋镝时，力叱群议，从寇准计，“亲行征讨”，迫使辽方言和，“年年修好”。宪宗、真宗在历代诸帝中不为最强者，由于任人不贰，宰辅们得以专权行事，遂使国家再度中兴。
塑造伟人形象，李纲有其一套相应的方法。伟人们既名尊圣贤，则必然是圣事万千，不可遍叙，因此，塑造这样的文学形象，必须以精湛的语言概括其高贵的品质、超人的见识与丰伟的功业，方能见其伟人之全貌。试看他描写汉武的起笔:
茂陵仙客，算真是，天与雄才宏略。（《念奴娇》）
寥寥十三字，以仙气霸才著称于史的汉武帝的天人形象便灿然出世，足显作者概括能力之强。作者的这一手法不仅限于刻画人物，概括形势，推导事理也都运用娴熟:
古来夷狄难驯，射飞择肉天骄子。唐家建国，北边雄盛，无如颉利。（《水龙吟》）
晚唐姑息，有多少方镇，飞扬跋扈。淮蔡雄藩联四郡，千里公然旅拒。（《念奴娇·宪宗平淮西》）
人物出场之前先总括说明形势的严重，对伟人形象的塑造起了烘云托月的作用。
取材于史而不为史料所湮，择取典型事件细加表现是李纲伟人词创作成功的第二个方法。《喜迁莺·晋师胜淝上》一词是描写东晋名臣谢安的。谢安一生，胜事颇多，最重大的一件是成功地指挥了淝水之战。太元八年，秦王符坚率兵百万南犯东晋，当时，晋军只有八千将士，符坚骄气横生，宣称“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如此险势面前，谢安“从容颐指”，坐却秦军。李纲将此典型事件组织入词，使得谢安形象筋骨之外，附着血肉，更为完美。
封建王朝的文人对于帝王敬若神明，不敢亵渎。每为文章，多所讳忌，从不敢正面下笔，深恐惹祸杀身。李纲为人，向以国家民族为重，塑造帝王形象，亦作如是考虑，不谀赞、不伪敬，唯以历史之真色来图绘伟人的面孔，以人生之真语来记叙伟人的谈吐。因此，他笔下的伟人形象是历史伟人的再现，有常人的气味，有不同于其它伟人的神态和性格。他塑造的汉武帝集英武气质、谐谑性格于一身，人们在景仰他的驱敌拓边伟业时，始终不能忘记他面临大敌，总兵十万时尚谈笑风生，嘲讽敌兵的特殊性格:“寄语单于，两君相见，何苦逃沙漠”。唐太宗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沉着稳重，临机善变的一面更为突出。其它人物，也是一人一面，各不相同，既显示了个性的特异，又印有各自所在的王朝的色彩。《梁溪词》中的这十二位伟人是中国封建社会“凌烟阁”里的英雄群像。他们的身上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由秦汉至于唐宋的各个阶段的历史。
献身君国的高尚精神，旨在恢复的全新题材，纵横捭阖的领袖气概，使得李纲的《梁溪词》形成了异于前辈的词风:气雄调雅，意高语庄，如《四库备要》所评:“雄沉雅健，磊落光明”。他的词风接承苏轼，但有其豪放，无其飘逸;他的词风下启稼轩，但有其雄壮，少其悲郁，别树一帜于苏辛之外，表现了宋词风格的由苏向辛的过渡。
（四）
《梁溪词》的上述成就说明李纲在词史上，甚至在文学史上，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几本著名的文学史只是以几十个字提及，未免贬低。据实以评，应该说，他是苏轼豪放词的第一个有成就的继承人，是徽钦高宗三朝豪放词派的领袖，辛刘词派的先声。
词论家称，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 缪宛转之度”（胡寅言），“指出向上一路”（王灼言），“独树一帜，不域于世”（冯煦言）而创豪放词派。其实，在当时词坛上，苏轼并没占多大地盘。宋中叶之词人，为柳永所牢笼者十有八九，从苏轼学词者不过一二。谁是“派员”，谁是传人，至今未有明论。即如苏门诸学士，也无人承接衣钵。秦观“从柳”叛去，黄庭坚竟然另立江西诗派，另寻诗词创作的蹊径。北宋末之贺方回，论者们认为他的词风逼近苏轼，承前启后，堪谓传人。此一说也值得商榷。他的《东山词》中能称“壮”者，惟《六州歌头·少年豪气》一首而已。真正的豪放词家，于其生后三十年方出，这就是李纲。李纲之《梁溪词》以镗之声，空古之势，接承苏钵，截水转流，引宋词由婉入豪，成为苏词的第一传人。这是一览其词便可知的。《梁溪词》中，狭而论之，豪词占三分之一以上，宽而论之，则约为五分之四。其十余篇伟人词与《喜迁莺·塞上词》、《苏武令·塞上风云》、《江城子·九日与诸季登高》、《永遇乐·秋夜有感》、《念奴娇·中秋独坐》诸章，若仅就气势言，是堪与苏轼之《赤壁》、《中秋》、辛词之《永遇乐·千古江山》等相伯仲的。词论界又有“苏学北行”之说，即可在金国找到其第一传人。“苏学北行”，事实诚然，但其第一代词人吴激、蔡松年不但词气欠壮，而且年齿也晚于李纲，两方面都居于李纲之后。
李纲不仅为苏轼豪放词的第一个有成就的继承人，而且是徽宗、钦宗、高宗三朝豪放的领袖。豪放派，苏轼开其源头;汇而成流，却在靖康前后。其时之有名词人，有叶梦得、周邦彦、万俟、李清照、李纲、李弥逊、张元干、朱敦儒、陈与义、吕渭老等三十余入。这些人中，如周邦彦、万俟、曹祖等，痴心于大晟乐府，南渡之后也变化不大，属婉约正统;如陈与义、李清照、朱敦儒等，南渡前，沉于婉约丽词，鼙鼓一响，方觉不可忘情时世，于是发出怨恚仇敌，缅怀家国之声;主宰词坛的是那些身为抗金中坚的爱国词人，他们不仅舍身报国，亲与敌战，而且创造出一大批壮情激越的爱国词篇相与砥砺，张扬战气。李纲曾任过汴都四壁守御史、路安抚大使与丞相，是宋室中兴之鼎足，有着刚正不阿的品格与杰出的赋词才华，更自然地成了爱国词人的领袖。诸词人中，李弥逊、张元干、李光等人与李纲有诗词之交，过从密切，叶梦得、胡铨、赵鼎、向子湮、王庭等，虽未见过这种往来，但与李弥逊、张元干等多有唱和，亦应视为李纲爱国词派中人。最为契合者，为李光、李弥逊、张元干等。李弥逊（1089—1153），字似之，号筠溪翁，祖籍连江（今福建），居于苏州吴县。徽宗时曾为冀州知府，防卫金人甚为严备:“邀击其游骑斩首甚众”，致使金兀术北撤时，戒其部下“勿犯其城”。高宗十二年因反对秦桧议和与贬窜胡铨，而同赵鼎等受贬落职，此后至作古即隐居在连江的西山。他和李纲相交契合，敬之如师，曾与李纲共同谋诛叛将执帅字文执中与牙校周德。其词，名为《弥逊乐府》，现传存八十余首。受李纲影响，词风豪爽清雄，文词英拔，虽多为晚年之作，恢复壮情仍不减当年。“梦中北去又南来”’“江城烽火连三月，不堪对酒长亭别，休作断肠声，老来无泪倾”，是他经常敷写的题材。他甚为尊崇李纲，有六首词与李纲唱和。在《水调歌头·次李伯纪韵趣开东阁》中，把李纲喻为东晋谢安，赞他有“昂霄气概”，是“古来无地可容”之“才”。李纲也以“高山流水”之知音来赞许他:“醉醒君如有意，依旧抱琴来”。李光亦是李纲词友中需持重论的人物。光生年（1078）稍早于李纲，以主战闻名朝野。李纲曾赠他一首《水调歌头·画李太白象》，盛赞李太白的谪仙风调，并尊称为“吾祖”。光和之，称评此调“词采秀发”，而在观点上却不因李纲为相而苟同，他窃恨李白为“楼船迫胁，终汙王璘”，认为是一种失足行为，未若陶渊明之风高节亮:“何似北窗下，寂寞可凄神”。这既表明了李光认识之深刻，亦说明以李纲为首的爱国词派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结合，而非庸碌无知、丧气失节之辈的苟合。
这里应该特别提及的是张元干。许多论者认为他是宋词由北向南的启承者，辛刘壮词的先声。这种说法颇需商榷。首先，张元干的《芦川词》虽有《贺新郎》二首（《梦绕神州路》、《曳杖危楼去》）发悲凉慷慨之声，使“人称其长于悲愤”。但抚按《芦川词》全集，“又极妩秀之致，真堪与片玉、白 石并垂不朽”（毛晋《芦川词跋》），“其他作则多清丽婉转，与秦观、周邦彦可以肩随”（《四库全书提要》），在词的总体风格上，已输于李纲。其次，即使承认芦川词为豪放之音，但其风格之形成时间，远在《梁溪词》之后。《梁溪词》的豪放风格在靖康之前便已形成，观其靖康前之作《念奴娇·汉武巡朔方》、《水龙吟·太宗临渭上》、《喜迁莺·真宗幸澶渊》、《喜迁莺·塞上词》，便可知此论当不为谬说。芦川词的豪放风格，若以其压卷作二首《贺新郎》定年，当在靖康变乱十余年之后。在豪壮风格的形成时间之先后上，又输于李纲。第三，张元干之生年晚李纲八年，入仕时年已四十一岁（1132），较李纲中进士晚二十年。远在徽宗宣和甲辰年（1124），张元干便访李纲于太湖梁溪之滨，拜师门下，自此终身相随，甘为徒辈:“公如谢傅暂闲身，我亦归来效季真”（《游东山二咏次李丞相韵·榴花谷》）。靖康元年，李纲任四壁守御史时，辟元干为属官，更加深了这种师徒关系。张元干对李纲推崇备至，他赞颂李纲是“社稷倾”、“乾坤震荡”时的“堂堂汉相”、“三朝大老”、“中流砥柱”，有“力扶神器正，坚守帝都雄”之大功，“乔岳长河知共仰，皇天后土实同盟”、“如云真绚国，绘象冠凌烟”。他与李纲有六首诗词相唱和。李纲也自以“名人”、“长辈”的身份看待他，曾贻书勉之曰:“听其言鲠亮而可喜，诵其文清新而不群”，“富于文而实称”，“敏于言而行别”。合三点而并论之，应该说，开南宋豪放词先声的是李纲而不是张元干。文学史似应给李纲以这样的地位和评价:自徽宗宣和以来，在激烈的民族矛盾与冲突中，词界承接苏轼遗风、异军特起，形成了一个情宗爱国的豪放词派。李纲是这一词派的领袖，张元干则是这一词派的杰出代表。苏轼的豪放词风是经由这个词派传给张孝祥、陆游，又传给辛陈三刘的。北宋苏轼时代飘逸清雄的豪放词风亦是经过他们的锤炼熔冶方逐步转为沉郁悲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