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有宋南北两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李纲以爱国著称，而文学创作，特别是词的创作，却为政声所淹，读者甚少，更罕见议论。各种著述及文学史本，或只字不提，或只将他与岳飞、胡铨等人置于一处，以数十字混加论列，实为憾事。李纲著作甚富，他的《梁溪集》有一百八十卷之多，其《梁溪词》虽然只有五十四首（内含残词二首），却雄健慷慨，气调宏迈，不但绝异于周邦彦、万俟的大晟乐调，即与苏辛相比，也自具特色。在宋词由北转南、由婉入豪、由苏向辛的转变途中，李纲有着搴旗拓路的功劳。
（一）
李纲，生于神宗元丰八年（1083年），徽宗政和二年（1112）登进士第。登第后，即以直言敢谏使奸佞侧目。宣和七年（1125），金兵南犯，他刺臂上血书，请徽宗传位给东宫（宋钦宗），并请斩童贯、高俅等六贼，以顺民心。金将斡离不率兵渡河后，主和权臣白时中、耿南仲等惑钦宗南逃，李刚三次以死拦驾，方使钦宗南逃未成。为了家国之存，便更以文官领武将任（亲征行营使、四壁守御使），一面日夜相继，亲自督战;一面宣令四方，号召勤师。开封兵民因此而无不踊跃，终于迫使金兵惧而引却。行将成功之际，又为耿南仲沮，被谪贬出京，先放南城（在今江西省），后窜宁江（四川葵州）。金兵再犯，钦宗为势所迫，旨召李纲，委领开封府事。此时，李纲由南城赴宁江，正行次长沙，接旨即率湖南勤王师由岳阳发兵。未至，而汴都陷落，北宋灭亡。1127年五月，高宗即位，朝中乏人，以李纲“学穷天人，忠贯金石”，首召为相。李纲立上十议，请诛张邦昌并荐张所、傅亮、宗泽等。虽只为相七十余天，却为南宋中兴立鼎足之功。李纲的抗金举措，自然引起主和投降派的仇视与诋毁，黄潜善、汪伯彦等诬李纲为“国贼”，迫其离位。继之放置鄂州，终放琼州。五年后（1132年），方起用为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长沙），年内旋又罢去。后八年，李纲又任过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南昌），荆湖南路安抚大使。其时，秦桧当道，李纲屡受排挤，加上身体不佳，终在绍兴十年（1140），于杭州抑郁以殁，时年五十八岁。李纲之一生，献身家国，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不但得大宋臣民的敬仰，而且使敌方诚服。《宋史》评李纲“负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其忠诚义气，凛然动乎远迩”，“每宋使至燕山”，金人“必问李纲赵鼎安否”。李纲的《梁溪词》，如同其诗文一样，正是反映赵宋王朝南北交替时期的悲痛历史和词人可敬的高洁志行的。
（二）
《梁溪词》的最为突出之点，是它于题材的选择方面，彻底冲破了“诗庄词媚”传统的束缚，以词为刀剑，倾箧竭笥地反映那个动乱的年代，推动整个民族的抗金斗争。晚唐五代以降，由孱弱文风所致，词总是被文人们视为“薄技”、“小技”、“末技”、“诗余”，使词与诗文的关系，恰如媵妾之于正室。诗人只能写些供十七八女儿以桃唇莺喉歌红吟绿的情歌艳曲，而不能升堂入室，言军国大事。逮至北宋中叶，苏轼首破“禁戒”，于“剪红刻翠”之外，创写壮词，另拓新路，可惜所作尚少，应者不多。李纲承接遗烈，尽汰香艳，专取能陈述政治见地与爱国情怀的题材入词，范围之广，气魄之雄，比重之大，令苏长公亦让一头地。点检《梁溪词》，即知此言不为虚。
就所摄题材内容而言，李纲的五十四首词约略可分为以下五类:怀古词十首，其中以历史伟人为对象者九篇，如《念奴娇·汉武巡朔方》、《水龙吟·太宗临渭上》;咏怀词十三首，如《永遇乐·秋夜有感》、《苏武令·塞上风高》;宴饮唱和词八首，如《水龙吟·次韵任世初送林商叟海道还闽中》、《水调歌头·同德久诸季小饮，出示所作，即席答之》;咏物词、山水词二十四首，如《减字木兰花·荔枝二首》、《江城子·瀑布》;其它五首（由于个别词篇重复归类、故此五类总数多于《梁溪词》词目总数）。这几类词，除却极少数篇章，如《西江月·赠友人侍儿名莺莺者》、《丑奴儿·木犀》外，几乎所有词篇都或直接或间接、或正面或侧面地反映了两宋之交时期的家国半破的社会现实，宣溢出作者因之而产生的满腔悲愤，就中，咏怀词所写尤为深刻:
塞上风高，渔阳秋早，惆怅翠华杳杳。驿使空驰，征鸿归尽，不寄双龙消耗。念白衣、金殿除恩，归黄阁、未成图报。 谁念我、致主丹衷，伤时多故，未作救民方召。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苏武令》）
秋色方浓，好天凉夜，风雨初霁。秋月如钩，微云半掩，的烁星河碎。爽来轩户，凉生枕簟，夜永悄然无寐。起徘徊，凭栏凝竚，片时万情千意。 江湖倦客，年来衰病，坐叹岁华空逝。往事成尘，新愁似锁，谁是知心底。五陵萧瑟，中原杳杳，但有满襟清泪。烛兰缸，呼童取酒，且图径醉。（《永遇乐·秋夜有感》） 李纲籍出福建，但长期居家太湖，故亦时味金兵南下之胁迫。其宦历更加如舟行海上，时入天际，时陷涛中。而这一切，他在感怀词中却不作个人的恩怨提及，夙生所念，只是对皇恩的“未成图报”，对百性的“未作救民方召”。他痛憾“年来衰病”、“岁华空逝”、“中原杳杳”、“五陵萧瑟”，总幻想有朝一日能“调鼎为霖、登坛作将”，拥兵十万，横行沙漠，勒功燕然，迎回二圣!这些感怀词的可许之处在于:封建文人最低程度的消极情绪，如范仲淹的“浊酒一杯家万里”、苏轼的“人间如梦”都悄然融失，后人所见，惟一腔忠于国家和民族的英魂。题材的择取、思想的升华臻于此境该是达到那个时代的天境了吧!
李纲的宴饮唱和词也同样扩展了苑庑，他以抒发爱国胸臆作为填词的真谛，绝不媚言谀语，或游戏文字。这种感情有时显得消极:“秋夜永，更秉烛，且衔杯”，“幸有山林云水，造物端如有意，分付与我侪”，似乎流露了他对山林云水、及时行乐的钟情;“物我本虚幻，世事若俳谐”，“顾我老方齐物论，与君同作醉乡游，万事总休休”，则似宣扬老庄的虚无。然而自全局观之，便会明白这并非其真意，而是被迫闲居的反语、愤语或自我嘲释。在有的词篇里，他甚至以黄老之学否认杜甫的经世济时、匡国救民思想:“广厦生风非吾志，小窗容膝正相当，聊此傲羲皇”（《望江南·新阁就》），但人们正可由此窥得李纲内心的真正消息，“小窗容膝”非其理想所在，“广厦生风”才是他的灼热追求。在一首《水调歌头》中，他一方面吟哦“幸可山林高卧，袖手何妨闲处，醇酒济朋侪”，同时却又与诸季以“致君泽物，古来何世不须才”相慰藉，以相召之“律吕”，易谐之“韶頀”相许，自信地等待着朝廷的使用。宣和六年（1119）他被贬沙县一事可作清楚的说明。此年，汴都为大水困，李纲遂上疏，“言阴气太盛，当以盗贼外患为忧”。然“朝廷恶其言”，便将其“谪监南剑州沙县（在今福建省）任税务”（《宋史·列传第一百一十七》）。此次贬黜，时达五年，却未使其忧国之志有稍许衰颓。在与诸友的唱和中，他多次使用这一题材，表示自己的不满:“如意始身退，此事古难谐”，“五年离索，谁谓谈笑豁幽怀”（《水调歌头·与李致远、似之、张柔直会饮》）。激愤之情，几欲破纸。此种感情，作者有时不加任何修饰，表达得十分明白:“纵使岁寒途远，此志应难夺”（《六么令·长江千里》），“怅青春又过，年年此恨，满东风泪”（《水龙吟·次韵和质夫、子瞻杨花词》），溢于词表的，但有作者以身许国之志，而绝无啸傲林下之风。
《梁溪词》开拓词的题材的举措，无例外地延入到山水花草游冶词的藩域。它的《减字木兰花·荔枝二首》取荔枝为题材，由荔枝转而想至杨贵妃马嵬坡事，即将这一寓含着恋色误国的故实征引入词:“锦袜罗囊，犹容当年驿路旁”，“劳生重马，远贡长为千古话”。《感皇恩·九日菊花迟》、《渔家傲·木落霜清秋色霁》、《江城子·九日与诸季登高》三词，所取菊花、茱萸、重九登高诸事物皆传统题材，李纲于中糅进项羽戏马台、陶渊明三径这些社会意义殊强的素材，冶炼熔铸，使之同样发出撼人心弦的声音:“故园凝望空流泪”，“戏马台旁但荒草”，“回首中原何处是，天似幕，碧周遭。”词篇因而脱胎换骨，变铁为金，成为爱国佳唱。
最能体现题材的拓展成就的是他的伟人词。伟人题材，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所用不罕，《史记》中诸帝王纪传自不待言，如杜甫《蜀相》、杜牧《赤壁》者也随处可见。但是，这种情况只是指其它体裁，于词却不然。李纲以前的词，包括敦煌曲子词，人物词甚少，伟人词更微乎其微。敦煌词中有双调《望江南·曹公德》一首（伯三一二八、斯五五五六），歌颂西关守将曹公德平羌浑，定妖氛，匡扶社稷，名传遐迩的卓著功勋，然而曹公德不见经传，显然不能归列伟人。《全宋词》载有刘潜（与晏殊生卒年代仿佛）的《六州歌头·项羽庙》，虽写伟人，惜只有一篇，且“悲”而不“伟”。二词之外，为伟人专词者，尚未考见。苏轼的一些词，写了曹操、周瑜、黄祖等多位历史人物，但都是描云中龙，只绘鳞角，不染全身。这些人物，能跻身历史伟人之列的，充其量也只有曹操一人。所以，李纲之前的人，只是肇发端倪，未能将其拓展成词的一个独立而有影响的门类。据现有的资料看来，李纲是中国词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伟人词的作家。五十四首《梁溪词》中（包括残词《水龙吟·……笑不知天命》，唐圭璋先生推断是写汉高祖刘邦的），伟人词有九首之多，占了《梁溪词》总数的六分之一以上。在词的题材拓展史上，李纲的伟人词是一块卓荦超群的巨碑。辛弃疾的读史词《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夜归来》，姜夔的怀古词《永遇 乐·云隔迷楼》及尔后特别是清词中大量读史、咏史词的创作，是不能认为没有受到李纲伟人词的影响的。
（三）
内容题材的创新必然伴以相应的艺术技巧创新，李纲《梁溪词》的创作手法也自辟蹊径。
首先，《梁溪词》有空旷前人的开阔场面和雄大气魄。李纲一生，有着特殊的地位和经历。他以辅弼身份，参与徽钦高宗三朝的国事，胸蕴济民方策、救国韬略，谋虑深远，见地超凡;多次放黜，使他北行幽并，南至琼州，鲁豫江浙湖广闽赣，都印有他的足迹;他经历了靖康之难与建炎中兴，恢复之志始终不渝，又能屏词家香软之风俗，行以诗文手法，场面气魄遂不同凡响。他写战争有三点表现了这种特色。其一，未动笔时，决胜之气已奔腾于胸;言语未尽，必胜之势已溢于词表，故词之格调高亢，声势夺人。其二，善于作正面描述，使人能获得一场战争的整体印象，壮民族之军威，给读者以勇气。其三，居高放目，大处动笔。李纲写战争，小厮小杀，他不屑动笔;鏖兵大战，方能请出他的词灵，每写战争，他必择地千里，投兵百万，请天子或宰相挂帅，令双方车马交驰，刀剑并搏，造成一种石破天惊，神恐鬼怖的气氛。这几点，诸首伟人词表现得都很明显，而尤以写刘秀昆阳大捷之《水龙吟·光武战昆阳》、写谢安淝水之战的《喜迁莺·晋师胜淝上》更见神采。词篇之始，作者即以“南阳自有，真人膺历，龙翔虎步”，“天险难逾，人谋克壮，索虏岂能吞噬”二句分别为晋汉二家运足决胜之气，继而便“请”双方主帅刘秀与谢安、王莽与符坚分别率兵入战。他不恣意贬低罪恶的一方，而将其势写得汹汹然:“百万南牧，倏忽长驱”，“莽军百万，旌旗千里”。这样才更显示出正义一方的军势之威壮:“鞭弭周旋，旌旗麾动，坐却北军风靡”，“提兵夹击、声喧天壤、雷风借助。虎豺哀嚎，戈铤委地，一时休去”。从来之战争词，未见壮若此者，非射雕擒龙手，谁能为之!莫说李纲之前人，即使尔后几代，也无人可俦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