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题材决定论”，应当是中国当代文学经过多少次争论之后形成的一个常识性的文学观。对因片面强调“底层写作”而出现新的“题材决定论”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一方面，“底层”已经逐步沦为“题材决定论”的陷阱，另一方面，“底层写作”的倡导者又逐渐把“农民进城”、“农民工捡破烂”和“打工族”的生活等论定为“典型”的“底层题材”，这样的结果不仅缩小、抽空了“底层”的复杂性与要义，造成另外一种“底层的陷落”，而且可能割断“底层”与转型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有违倡导者的初衷。在文学观上，也与文学的基本理论相冲突。在许多论者那里，“底层写作”的出发点之一，是维护和声张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认为“底层写作”具有“道德优越感”和“政治正确”。尽管多数论者在表达这两层意思时加了引号，但背后的心态仍然是“题材决定论”在支配。
我们都很熟悉“左联”的历史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这篇著名文献，它规定了“现代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所必须取用的题材”。鲁迅先生针对性地说了一段同样为我们所熟悉的话：“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意义的。”（19）“左联”以后一段时间，“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一个局限，就是片面强调题材的意义。
我之所以说，反对“题材决定论”是一个文学常识，还因为，新时期以来，我们已经解决了“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即使为了纠正某种偏差，或者因为需要而强调“写什么”的问题，我以为也应当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相互关系中加以论述。用是否写“底层”判断作家的现实精神，用是否关心“底层”确认作家的道德观，用写什么样的“底层”论定作家的成就，甚至用“底层”作为核心概念来批评文学思潮阐释文本等，都反映了“底层写作”论述中“题材决定论”倾向。当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被等级化和简单化时，文本的合法性和意义不是来自于文本，而是外部世界。在一些论者那里，是否写“底层”已经成为判断作品成功与否，评价作家精神崇高与否的最高标准。我以为，这样的取舍是不当的。至少在我的阅读中，一些被称为“底层写作”的作品或者被不适当地夸大了意义，或者曲解了。一些被“底层写作”理论解释、比较和评价的作家作品也因为被限定在“底层写作”范畴，而失去了更大的解释空间，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幸的。如果因为写了“底层”就被视为“底层写作”，可能会误读一些作品，比如贾平凹的《高兴》。
虽然已经有不少称为“底层写作”的作品（主要是小说，也有部分诗歌），但为什么被批评界认可的少？这不能全归咎于部分批评家对“底层写作”的“偏见”和“成见”。对“底层写作”的一些作品持肯定态度的批评家，强调的也是作品题材之于社会问题的意义。雷达说他注意到二○○五年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之所以引起较强烈反响，“是与他们提示了一个特有的社会问题，即‘农民工’问题有关。此前，有人用‘打工文学’来概括这一类作品。应该看到，由打工者和一些作家所创作的这类作品也许与知青文学一样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性现象，但是，‘打工文学’在现代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是极其重要的，这个方向的文学可以包括现阶段中国社会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矛盾，充满了劳动与资本，生存与灵魂，金钱与尊严，人性与兽性的冲突，表现了农民突然遭遇城市环境引发的紧张感，异化感，漂泊感，因而不容忽视。”（20）所以在“怎么写”这个问题上，当下的作品大都是不尽如人意的：“我认为，在强调底层关怀的同时，如何表达底层生活或许是一个更重要的命题，因为它潜示了一个作家的全部情感和全部心智是否真正抵达了那些默默无闻的弱者，是否真切地融入到他们的精神内部，是否成功地唤醒了每一个生命的灵性，并让我们在复杂的审美体验中，受到了艺术启迪或灵魂的洗礼。”（21）论者在这段文字中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多重的，除了对“底层写作”究竟能否“抵达”、“融入”、“唤醒”怀有疑虑，而且提出了“底层写作”具有“复杂的审美体验”的重要。因此，对“底层写作”抱有“审美期望”是讨论问题的应有之意。
在谈论九十年代以来文学未能参与社会重大变革时，论者也大多强调是以“文学的方式”来参与。这也是“底层写作”回应转型期中国问题时不能回避的，我们不应当窄化连接现实的通道，但需要在美学上连接包括“底层”在内的中国社会问题。以非文学的方式，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无疑有比作家更熟悉更专业的人士。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他要发现的是社会结构中的人文冲突问题，人性问题，而不仅仅是苦难。对苦难的特别强调，是与作家对“底层”的同情有关。如果我们把“底层”视为重要的题材，那么这个题材所包含的意义，远未被发掘。
四
无论是前面提到的“代言”与“自述”，“纯文学”与“现实主义”以及“底层写作”的题材问题等，都涉及到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关系。
将“底层写作”与“左翼”和“新左翼文学”联系在一起的论述，不管是否赞成，但这样的论述确实揭示了“底层写作”的主要思想资源与叙事资源。当代社会转型中，社会矛盾加剧，与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等相关的公平、正义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当批评家、作家以“底层写作”的方式来回应这些问题时，既以此为道义上的出发点，也连接了九十年代以来的“新左翼”思想，在对新的资本文化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中显示了激进姿态。正因为如此，在一些论者和作者那里，“底层文学”是“新左翼文学”的重要构成，也与九十年代以后的“左翼”思潮有着默契。但我认为，尽管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当下社会问题及未来发展的路径时有立场的差异，但关于写作的分类仍然要小心谨慎使用“左翼”和“右翼”的概念，积极稳妥地对待“左翼文学”传统。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知识界好像已经被分为“新左派”和“新右派”，这是我无法也无力论述的问题。这样的情形其实在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与当代文学批评中已有充分的反映，特别是关于文学史的论述，基本上是张扬自由主义精神的，“左翼文学”思潮与作家作品被压缩，而曾经被压缩的另外一个路向的思潮与作家作品被有效地扩大了文学史的篇幅。八十年代提出的“纯文学”概念，曾经是具有不同知识与思想背景的作家学者的最大公约数，但近几年来对“纯文学”的反思与批评，也出现了不同的路径（也许，这种分歧在最初就是存在的），当年的一些重要倡导者和实践者，在“现实”与“政治”这两个维度上对“纯文学”的反思，比较多地衔接了曾经很长时期被搁置的现代左翼文学精神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尽管，许多论者没有使用“左翼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样的提法，但实际的论述中，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仍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者革命现实主义范畴内。
我主张谨慎地使用“左翼”、“左翼文学”等概念及思想资源的原因之一，我们现在不是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讨论问题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分层现象是明显的，这是否需要用我们熟悉的关于“阶级”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是一个不可轻率而为的事件。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底层写作”的一些论述背后是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和“革命”是相关联的概念，如果沿用“左翼文学”的资源，需要对许多关键的问题作出辨析和重新界定。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等众多原因，关于文学背景的论述已经由“革命”转移到“后革命”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斑杂的语境中，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不仅有“资本”的问题，也有“权力”的问题，公平与正义的问题不仅只是反映在“底层”，其实也同样反映在其他领域，许多问题是纠结在一起。在解决这些问题，即使是以文学的方式参与，传统的思想资源与叙事资源也已经不够。
我并不否认“底层写作”关注这些问题的必要，但受这些问题困惑的不仅是作家，而是整个知识分子。它必然带来作家和写作的调整，但作家和文学并不能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主张关注和判断这些问题的学者也是谨慎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那些令贾平凹等作家深深困惑的问题，如社会发展的效率与正义，城乡关系、阶级差异等，也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被称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两派知识分子争论的焦点，至今很难说有哪一种观点能获得‘上下一致的认同’。也就是说，作家在面临这样的问题时，必须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即使形不成完整的观念体系，也应该在面对现实进行详细解剖中提出有深度的质疑。”如果联系到茅盾先生写《子夜》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作家在用文学的方式回答中国社会论争的问题时，鲜有成功的经验。
从“左联”到“延安”再到新中国文学，“左翼文学”有着重要的成就和历史，公允地对待“左翼文学”遗产，在今天的文学史写作中有很大的空间。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吸取“左翼文学”的教训，而这些工作也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收获。除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外，作为“左翼文学”思潮中的主体，“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排他性的局限，以及在“左翼文学”在审美特征的倾向，都曾经在历史中产生过负面的影响。“底层写作”在面对这些遗产时，不能轻易和简单的衔接。
当年“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提出，区分了“旧”与“新”的现实主义；八十年代以后，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反思，又一次区分了“旧”与“新”的现实主义。“底层写作”如果强调现实主义，也应当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展开。
我们曾经认为“新时期文学”已经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分天下，但事实上，无论是包括新时期文学在内的当代文学还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实主义话语仍然是主流话语。但新时期的现实主义已经不是“左联”和“延安”时期，也不是“十七年”时期的现实主义。在八十年代，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不仅被“解放”，而且被“改革开放”，在“现代性”概念引入之后，文学思潮之间的融合已经让我们不能再像往昔那样条分缕析地区分出作家作品的“主义”归属。
最近这三十年来，文艺界对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是有深刻反思的。当“现实主义”在晚清救国运动和五四启蒙运动背景下被引进以后，“在创作与接受两个方面，现实主义都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美学经验”。作出这一判断的美国学者安敏成在他一九九○年出版的《现实主义———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中，曾深入揭示了他作为一个旁观者对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关系的认识：“中国知识分子对新文学的召唤，不是出于内在的美学要求，而是因为文学的变革有益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问题。现实主义，一方面由于它的科学精神，一方面由于它比早先的贵族形式描写更为宽广的社会现象，被当成了最为先进的西方形式。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一旦现实主义被成功地引进，它就会激励读者投入到事关民族危亡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中去。这种功利性考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方的理论家（中国人正是从其中一些人那里了解了现实主义），也常常将这种力量赋予现实主义。但在实际创作中，如我所描述的，现实主义的实效与其说是对社会问题的积极参与，不如说一种美学上的回避。”（22）在八十年代以后，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其实也是基于这样一个“与其，不如”的历史背景的，而改变此一状况的路径是“回到文学本身”，重返自身的文学也就成为研究界对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历程的基本判断与描述。无论是回到，还是重返，处理的基本问题是“文学性”与“政治性”的关系，如果说以前是“美学上的回避”，那么在“纯文学”概念兴起之后则是“政治上的回避”。对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代中国命运的重新思考自然是“回到文学本身”的题中之意，而在这个过程中，现代主义虽然曾有挫折但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后也就长驱直入了。因此，“纯文学”也可以说是一个超越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概念，而“现实主义”也是一个超越了“左翼”和“右翼”的概念。
“底层写作”如果笼统地说向“现实主义传统”致敬是不行的，应当告诉人们是哪一个现实主义传统。文学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许多关于文学的理想都是在现实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因此，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说，人们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一次次的文学革命总是以现实主义的名义得以完成。当一种写作形式失去了它最初的生命力、他的力量、它的强列度时，当它成了一种庸俗的处方，一种学院派，追随者只是出于惯常或者懒惰才尊重它，而对它的必要性毫不提出疑问时，这时候，对已然死亡的套式提出质疑，并探求新的、能够继续接班的形式，就构成了一种对形式的回归。只有当人们抛弃了用旧了的形式，对现实的发现才将继续向前走一步。除非人们确认，这世界已被彻底发现了个够（而在这一情况下，最明智的做法将是完全彻底地停止写作），人们一定要尝试着走得更远。问题并不涉及到‘做得更好’。而是在依然陌生的道路上想前进，在这一道路上，一种新的写作将成为必要。”（23）
因此，期待“新的写作”，也成为讨论“底层写作”的出发点。
注释
（1）（2）孟繁华认为，关于“底层写作”的争论，“可以肯定的是，这是继1993年关于‘人文精神讨论’之后，十几年的时间里唯一能够进入公共领域的文学论争，因此意义重大”。《“到城里去”和“底层写作”》，《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3）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4）我个人认同南帆《底层表述：曲折的突围》中关于知识分子能够表述“底层经验”的论述。
（5）（6）单正平：《底层叙事与批评伦理》，《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10期。
（7）关于中产阶级的趣味问题，张清华基于对中国社会的分析认为，“具体在今天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中产阶级趣味：它是我们时代的文化与艺术所所表现出的一种新的审美观，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删除了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批评立场的、同时也隔绝了底层社会的利益代言角色的、与今天的商业文化达成了利益默契的、充满消费性与商业动机的、假装附庸风雅的、或者假装反对高雅的艺术复制行为。”如果以此衡量，文中的一些作家还不能确认他们的写作是“中产阶级趣味”。参加《我们时代的中产阶级趣味》，《南方文坛》2006年第2期。
（8）参见刘旭《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天涯》2004年第2期。刘旭在论文中还提到，“现在要做的是只是去发现他们如何被表述，每一种表述扭曲了什么，其目的又是什么，对他们产生了什么影响，扭曲之后整体的社会后果是什么。”针对“他们”的“表述方式之一”考察表述的“扭曲”，当然是一种批评的思路，但是否还要考虑这样的扭曲和批评之于“底层”的意义在哪里。
（9）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10）南帆：《底层表述：曲折的突围》，《五种形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1）李云雷：《底层写作所面临的问题》，《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10期。
（12）邵燕君：《2007年中国小说·导言》，曹文轩、邵燕君主编：《2007年中国小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3）李云雷：《底层写作所面临的问题》，《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10期。
（14）对“底层写作”的矛盾和混乱的表达，也出现在对“底层写作”的命名之中：“在内容上，它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形式上，它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写作态度上，它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人民怀着深切的同情；在传统上，它主要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参见刘继明、李云雷《底层文学，或一种新的美学原则》，《上海文学》2008年第2期。
（15）在这一意义上，我赞成邵燕君所说的观点：“思想资源的落后和贫乏，曾是使‘底层文学’难以深入的症结，如今又成为‘乡土文学’难以前行的障碍，也是这些年作家们做‘时代大书’的企图屡屡落空的原因。”
（16）李陀：《漫谈“纯文学”》，《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
（17）参见陈晓明《从“底层”眺望纯文学》，《不死的纯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8）陈晓明认为，“当代文学并非不关注底层民众的贫困现实，而这一点恰恰是当今文学始终存在的主导潮流，这一潮流从来没有断过，只不过是有了新的美学上的意义”。“也就是说，正是对底层苦难现实生活的表现，当今文学（主要是小说）找到与‘纯文学’融合的一种方式”。陈晓明：《从“底层”眺望纯文学》，《不死的纯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9）鲁迅：《关于题材问题的通信》，《二心集》。
（20）雷达：《2005年中国小说一瞥》，《光明日报》2006年1月24日。
（21）洪治纲：《唤醒生命的灵性与艺术的智性》，《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22）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23）阿兰·罗伯-格里耶：《快照集：为了一种新小说》，李奇志、余中先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