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写作”的提出、兴起与推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异议、批评与反对，是近几年文学界的一个热点（1）。争论的是“底层写作”，但涉及到的是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及中国社会转型期文学发展的路向问题，也许我们现在还不具备充分评述“底层写作”及论争的条件，因为堪称“底层写作”的代表性文本还不足以构成一种文学思潮；但另外一方面，关于“底层写作”论述的话语张力则大于“底层写作”本身，这一有趣的现象，透露出“底层写作”兴起过程中某些斧凿的痕迹。尽管如此，“随着讨论的深入，问题的复杂性也逐步暴露出来。比如，谁在写‘底层’，‘底层’的问题是否仅仅是苦难可以描述或涵盖的，‘底层写作’的文学性如何评价，如何看待这一文学现象中的情感和立场等等”（2）。
如果对“暴露”出来的问题复杂性作一清理，关于“底层写作”的意义以及分歧的焦点，也有大致的脉络。我想借用安敏成在谈到现实主义问题的一段话、两层意思，来概括意义与分歧的焦点。“中国人对现实主义的偏爱，部分由于它对中国社会中‘别人’的关注，在历史上这些‘别人’被剥夺了发言的权力。将这个被忽略的群体纳入到严肃文学的视野里，在某种意义上，对改变中国社会的结构是十分重要的。”这里所说的“改变”，是“底层写作”的倡导者与支持者强调得最多的“现实意义”。“然而，这一新的观审也要冒作家与他的对象———可见的但又是沉默的‘别人’———分离的危险。新的问题产生了。作家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否应理解为人道主义式的，或者向被损害者投以怜悯，或者是从意识形态上警告当权者，促使底层阶级的觉醒？现实主义作家的自我否认是谦恭的表现，还是掩盖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傲慢———即：讲述别人的目的是要帮助他们，还是为了借标定和确认以示区分？”（3）
围绕“底层写作”的论述，我对一些问题的质疑和思考也只是初步的，不周详的，与其说表达了我的观点，毋宁说是陈述了我对诸多问题的困惑。

一

关于“底层”能否表述的问题，是分歧点之一。强调“底层写作”重要者，其实也“一分为二”，有论者强调知识分子介入“底层”的重要，也有论者认为知识分子作为“他者”并不能书写真正的“底层”，甚至只能是“扭曲”（4）。
当一些学者将贾平凹的《高兴》纳入“底层文学”时，另外一些学者则在此之前对贾平凹这批已经成为“中产阶级”作家的“底层写作”表示怀疑：“莫言、贾平凹写的是农村的底层，余华写的是小城镇的底层，残雪写的则是大城市小市民聚居区的底层。类似作家作品估计，可以占到当代小说的一半以上。很显然，我们一般不认为这些作家的作品就是所谓的底层叙事。”（5）在这样的区分中，“底层”与“底层叙事”被预设，虽然这些作家写的是“底层”，但又不认为是“底层叙事”，那么，究竟写怎样的“底层”才是“底层叙事”，这在“底层写作”的论述中并没有定见。虽然也有一些论者给出了答案，比如“农民工进城”等就被视为典型的“底层叙事”，但这只是题材上的个案，它并不能确认什么是“底层”以及“底层叙事”。当然，这里的核心概念是“底层”，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可以回答何谓“底层写作”或者“底层叙事”。如此困惑，表明将“底层”的定义本质化是困难的。
许多关于“底层写作”的论述，是在“面目模糊”的“底层”面前，将重心转到“底层”的表述者身上，在这样的情形中，“底层”的表述者也成为批评家表述“底层”的“他者”。“底层”表述究竟有无可能，其实已经不只是“知识分子”能否“代言”，而是具体到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才能“代言”的问题。前面提到的那些作家为什么不被认为是“底层叙事”？“因为第一，贾平凹、余华、莫言这类作家，是在拿底层的酒杯，浇自己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的块垒。他们可能出身底层，但早已脱离底层而进入了中层乃至上层社会，贾平凹不在底层的商州而在西安，余华不在底层的海盐而在北京，莫言不在底层的高密东北乡也在北京。正如人民之子经常是政客作秀的面具一样，以农民之子自居的人早已不是农民。他们的感觉、情感、想象、趣味、理想早已脱离底层民众。第二，顺理成章，他们从主观上就不是为底层民众写作的，他们的目标读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是文学界的专业人士，或者就是外国读者，甚至干脆就是为着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写的。第三，退一步说，即使他们主观愿望上有为底层写作的真诚愿望，但效果如何似乎还不能肯定。”（6）当“商州”、“海盐”、“高密东北乡”等被冠以“底层”，而“西安”、“北京”等则被排除在外时，城/乡二元结构又将“底层”从社会结构的关联中剥离出去。这些矛盾的方面，在“底层写作”的争议中已经有很深入的涉及。
我比较关注的是，究竟怎样界定写作者以及“底层”表述者的文化身份。有趣的是，“底层写作”因为出现“代言人”的身份，不仅在许多学者、批评家那里，其实也被一些作家认为是不平等的。莫言便认为所谓的“为老百姓写作”，听起来似乎很低调和朴素，但其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是一个道德的说教者。于是他提出“作为老百姓写作”，不是“为”而是“作为”，用这样的态度写作的小说家就会平等地对待小说中所有的人物，自然也会平等地对待读者。莫言的这些想法，肯定会有人持不同意见，但至少让学者和批评家知道，作家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定、对自己与“底层”关系的思考，并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7）。
也有论者虽然承认知识分子对“底层”的表述也是“对他们的表述方式之一”，但这种表述被视为“也是一种扭曲”：“对于一个没有能力表达自己、更谈不上有发言权的群体，去说他们‘是什么’或者站在他们的‘立场’说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是什么从来都是谜，他们没有历史、没有特点，他们的面目向来模糊不清。从任何角度去发现他们的优良品质、他们的革命性乃至他们的‘伟大’，都只是对他们的表述方式之一，他们都是被表述的‘他者’，表述得再伟大也是一种扭曲，真正的他们仍然没有出现。”既然“底层”的面目“向来模糊不清”，那么我们依据什么论定表述者的表述是“扭曲”？而那个“真实”的“清晰”的“底层”又在哪里呢？顺着前面的逻辑，“被表述”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只有“底层”的“自述”才是书写“底层”的正途：“只有当底层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底层，一切底层之外和从底层出身但已经摆脱了底层的人都丧失了表述底层的能力，因为被表述意味着被使用和利用，即使最善意的他者化表述也是使用底层来证明不属于底层的东西，或将底层引入误区。”（8）而现在，我们谁都还不能乐观地说，“底层”已经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既然如此，如果得出“底层”也只能在“底层”那里的结论自然是可疑的。
对鲁迅“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的观点，安敏成说：“这个朴素的解说含义深远。借助它，鲁迅将文学上‘主义’的差别归结为一个基本的社会关系问题。他暗示，对文学模式的选择，取决于文学经验参与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小说作者是‘我’，读者是‘你’，而‘他’或‘她’构成了作品中的人物。”（9）这个理解对我们仍然是有启发性的，也就是说，至少当那个“纯粹”的、“真实”的“底层”尚未由“底层”自述出来时，我们无法避开“社会关系”来讨论写作中的问题。我们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划分出“底层”和其他阶层，因此，如果不是在“社会关系”中讨论“底层经验”的表述，“底层”也只能变成一个空洞的、没有历史感的概念，而现在关于“底层”的“本质主义”论述，否定了“底层”表述的复杂性。南帆在对“底层经验”的表述作了历史考察后提出：“这个意义上，文学的底层经验表述复杂而丰富。创立一套独特的底层修辞，捍卫底层表述的纯洁性———如果这不是一种无益的空想，那也仅仅能维持在一个狭小的规模之内。返回二十世纪文学史可以发现，底层经验的成功表述来自一批知识分子，来自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描述；这种描述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恰恰源于两者的差异。相对说，过于依赖底层修辞的作品远不如想象的那么出色。底层的自我表述远未达到预计的目标。”（10）南帆以鲁迅和赵树理为例，认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小说内部有无知识分子与底层之间复杂的对话。
联系到“底层”有时被置换成无产阶级、人民、农民、劳苦大众等阶级概念，而作家也被作了阶层甚至是阶级的区分，在这里，我们的讨论实际上还涉及到文学创作中的阶级、世界观、倾向性这些现实主义文学中的老问题。我们当然不否认知识分子身后阶级地位的结构性制约或者是利益的制约，因为如此，表述与被表述有时又被视为一种权力关系，并且注意到了“作家表达的底层经验可能被塞入某种意识形态”。但是，即使作家的世界观真的有什么问题，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是“中产阶级”，也不意味着创作中的倾向性就完全被世界观决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也强调了在一定条件下，作家的创作有可能突破世界观的局限，特别是在现实主义创作中，作家在创作中所表露出来的对社会生活的某些认识和评价，甚至可以违背作家一贯的思想立场或固有的见解。这也就是以前常讲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恩格斯在给玛·哈克奈斯的信中，以巴尔扎克为例，指出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巴尔扎克“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恩格斯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不应当在恩格斯的论述基础上往后退。
如果认为只有底层的自述才能出现纯粹的真实的“底层”，那么，我们应当记取当年“工农兵创作”的教训。“文革”时期，当时的主流批评在谈到工人写作时，工人只有作为阶级的一分子，才有权力。这也是我们熟悉的一段历史。

二

将“底层写作”与“纯文学”相对立，又将“纯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相对立，是“底层写作”论述中的主要观点之一。而此一问题的分歧，不仅涉及到对“纯文学”、“现实主义”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文学的认识和评价。
在一些论者看来，“‘底层写作’思潮可以说是对‘纯文学’弊端的一种纠正，它使人们关注以往视而不见的群体，让人们看到了现实中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同时也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不在将文学当做孤芳自赏的‘玩意儿’，这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1）。这样一种看法在“底层写作”的文论中具有相当的广泛性，甚至也是“底层写作”立论的依据，而这些“纠正”“纯文学”“弊端”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也误解了“纯文学”。
把“底层写作”与现实主义的复兴相联系，是“底层写作”论述中的又一个特征和方法，而且包含了试图以现在理解的“底层写作”来重新解释“新时期文学”和“乡土文学”历史的企图，这样的企图应当说是一种历史意识，但又在处理“底层写作”与“纯文学”的关系时，未能将这两个概念进入历史化的过程。在谈到贾平凹的长篇小说近作《高兴》“与‘底层写作’正面相遇”时，有批评家提出：“自从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开始‘向内转’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其实发生了严重的断裂。中国当代文学对农村当代生活的反应几乎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就中止了。此后达到乡村只是奔向‘纯文学’作家们的叙述容器。连贾平凹自己也是先进入‘废都’，后‘怀念狼’。以致到二○○四年前后，‘底层文学’发轫时，成名的‘乡土作家’几乎集体缺席。至今，在“底层写作”中活跃的作家，大都是来自基层的中青年作家，著名作家只有刘庆邦一人，但他主要写的是中短篇。而贾平凹长篇《高兴》的推出，不但提高了‘底层文学’的主题质量，也使得对‘底层文学’的讨论被纳入到‘新时期’，乃至鲁迅以来开创的‘乡土文学’脉络之中。”（12）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底层写作”的论述中，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我在前面提到的把一些作家从“底层写作”中剔除出去，一种是把一些作家纳入进来。
我个人以为，上述关于“底层写作”与“纯文学”和“现实主义”的论述，其实是一种“旧现实主义”的观点，而有些论者本人对“旧现实主义”并不满意，甚至还认为“底层写作”需要借鉴“纯文学”的经验与积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当前‘底层写作’的绝大部分作品所采用的，也为不少批评家所提倡。但现实主义也面临一系列问题：何谓现实与真实？如何才能认识现实？主体是否有认识的能力？这些问题的提出，不是要将现实主义抛弃，而是为之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新的可能。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正是因为上述问题而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现实主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卢卡契终于认识到卡夫卡也是‘现实主义’，为什么加洛蒂将毕加索也看作‘现实主义’。如果现实主义也不能面对这些问题，而依然停留在旧现实主义的观念上，认为一个‘完整的主体’可以‘透明’地‘反映’现实，那么则不但不能面对现实中的问题，也不能真正面对人类的精神困境。正是在这些方面，‘纯文学’的一些探索提供了一些经验与积累，如果‘底层写作’不能借鉴这方面的遗产，则只能在低水平上简单地重复。”（13）前后的论述似乎是矛盾的（14），既然“底层写作”所坚持的“现实主义”还只是“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新的可能性”，那么“底层写作”在什么意义上纠正“纯文学”的弊端，应当还是个疑问。由此不仅见出“底层写作”对“纯文学”的“误解”，也反映出“底层写作”的思想资源至今仍然是个问题（15）。
相对八十年代文学回到自身的实践，“纯文学”概念在二○○一年《上海文学》集中讨论之后，才有了更充分的论述，而这些论述是基于对“纯文学”的反思展开的，也就是说，讨论是在确认“纯文学”当下的问题时追认了“纯文学”的内涵。这与八十年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可以称为“纯文学”的观念其实是有差异的。李陀认为，“在这么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当中国改革出现新的非常复杂和尖锐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当社会各个阶层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都在进行激烈的、充满激情的思考的时候，九十年代的大多数作家并没有把自己的写作介入到这些思考激动当中，反而陷入到‘纯文学’这样一个固定的观念里，越来越拒绝了解社会，越来越拒绝和社会以文学的方式进行互动，更不必说以文学的方式（我愿意在这里再强调一下，一定是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当前的社会变革。”（16）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比之八十年代某些时段的文学，与社会的互动方式确实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其实不仅是文学之于社会，而且社会之于文学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为我们一直对文学干预或者介入社会的方式存在分歧，对“干预”和“介入”本身的理解也存在分歧，所以究竟怎样判断九十年代作家的创作与社会的互动状况，其实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以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些“纯文学”作家来说，如莫言、王安忆、贾平凹、韩少功、李锐、张炜、阎连科等，即使我们认为的那些注重先锋实验的作家如苏童、格非等，还有被认为是个人写作的代表作家陈染、林白等，都可以举出他们介入社会现实的重要作品。当今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如果说，文学与社会脱节或者未能有效地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社会变革，那么“陷入到‘纯文学’这样一个固定的观念里”也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而非全部。我赞成李陀关于“纯文学”的谈话中包含的重建文学与公共空间关系的想法，但我主张在更广泛的社会联系中揭示当下文学症候的成因。
如果我们做一比较，就会发现，“底层写作”的提出和兴起，基本上与反思“纯文学”是同步的，而且论述“底层写作”之于现实社会意义的思路，也与反思“纯文学”问题一致，是大致相同立场的论述。如果我们暂时避开对“干预”和“介入”理解的差异，也暂时回避“底层写作”的历史化过程，必须注意到，许多人倡导的“底层写作”，也只是在“干预”或者“介入”这个层面上成为“纯文学”与历史之间的通道之一，而不会与“纯文学”形成全面的“对抗”关系。在近三十年的文学史中，即使按照我们在反思之中对“纯文学”的认识，“纯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历史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纯文学”在八十年代与新时期之前的“政治”构成了紧张关系，在九十年代则与“商业文化”相对抗；而 “纯文学”在九十年代逐渐成为一个主流概念以后，文学缺少对社会变革的干预和对现实的介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论者认为“纯文学”概念因此具有了“保守性”，在“纯文学”观影响下的写作也出现了与社会相“脱节”的现象。
对“纯文学”的理解，涉及到我们对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的认识。在这些年来关于八十年代的文学论述中，“回到文学本身”是我们的基本判断。在解释“回到文学本身”时，蔡翔分析道：“所谓‘回到文学本身’，实际上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即文学完全独立于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公共领域之外，从而是一个私人的、纯粹的、自足的美学空间。这一说法之所以能够得到确立，其背后，显然是来自于‘纯文学’这个概念的有力支撑。”换言之，“纯文学”是建立在“公共领域”/“美学空间”的二元结构之中的，这是对当初常用的政治/文学二元结构的重新表述，这当中隐含了理论批评界对“政治”的重新理解和谨慎使用。蔡翔的表述非常谨慎，分析的是“一层意思”，因为如何阐释“回到文学本身”在当年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代文学史著作的撰写中看出，在各种不同的文学史观中，关于新时期文学的叙述，基本上都采用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这样的序列，但对作家作品的选择评判标准则有异同。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学史著作中关于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的历史，也只是一个宽泛的“纯文学”史，而没有纯粹的“纯文学”史。
由这样的分析入手，我们或许可以说“纯文学”观念表达的是“回到文学自身”的诉求。正如陈晓明指出的那样，八十年代并没有明确的对抗意识形态的“纯文学”运动，在大多数情形下，“纯文学”只是代表着文学创新所认同的那种文学品质（17）。八十年代的文学在一九八五年“小说革命”前后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回到文学自身”的努力是一致的，但在文学秩序之中，对“文学自身”或者“文学性”的理解并不一致，正因为如此，才有文学思潮之间的差异。“纯文学”只是“回到文学自身”的一个“共识”，但各自的理解却是不同的，也可以说一个共识各自表述。我愿意在这一宽泛的层面上，认同蔡翔对“纯文学”之于当代文学意义的阐释：“近二十年来，‘纯文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核心概念，它不仅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学观，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并改写了中国当代文学，这个概念有效地控制了具体的文学实践，同时，也有效地渗透到了文学批评甚至文学教育之中，任何一个人对此都不可能漠然视之。而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纯文学’这个概念在中国的产生，兴起乃至对整个文学史的控制，都留下了现代性在当代中国的影响痕迹。因此，在今天对‘纯文学’这个概念的重新辨证，实际上亦暗含了对现代性的重新思考，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新认识。”
我之所以对“纯文学”做这样的辨析，是想破除“底层写作”与“纯文学”对立关系的论述，而这些论述可能导致我们这可能导致对八十、九十年代文学历史的解构，导致我们对一些基本问题认识的模糊和偏差。在重新建立文学与历史的多重通道时，在“纯文学”概念形成与文学重返自身的历史中所确认的文学的自律性、独立性和自足性仍然应当坚持不懈。如果把对“纯文学”概念的辨证也转化为一种具体的历史叙述，或许能够确立“底层写作”与“纯文学”的连接点（18），而不是对立面，并进而对“回到文学自身”或者“重返自身的文学”作出新的解释。如前所述，即便是认为“底层写作”可以纠正“纯文学”弊端的论者，也主张“底层写作”所遵循的现实主义需要借鉴“纯文学”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