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小说论也十分兴盛。代表着这一时期小说评论最高水平的是两本书：《小说话》和《古今小说评林》。
这是1912—1919年间文学的一个独特的现象：持有对立政治立场的人共同地追挽过去的年代。在1912—1919年的诗、词、骈文中，我们能找到一个以残阳为中心包括着废园、落花、衰草、颓墙的意象群。已经展示出1912—1919年间中国文学的总体性格——它的衰者、它的被顿、它的酸腐、它的凄惶、它的萧索意态，它的恋旧情结。1912—1919年间的中国古典文学正如落花，花虽已落却“余香淡荡碧池头”，它也如一个活过太长岁月的老人，当生命临近终点时，竟会焕发出一阵神采，倔强地再支撑一下，而这回光返照正是大限已到的信号。
下篇 回首新旧、文白之争
“五四”新文学的发难将1912—1919年间从事写作的各类诗人文人不加区分地一律推到了只配挨受贬斥的位置。
长期以来，人们时常提到“五四”新文学发难者对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激烈的否定态度。“五四”先驱的批判矛头究竟主要指向谁?是以往文学历史上的古典作家还是“今日”的作者们?《文学改良刍议》与《文学革命论》中都有对漫长文学历史的较为系统的回顾，并非全盘否定古典文学，而是通过对文学发展历史的重新整合，从中挑选自己所需要的师从对象。在“五四”新文学发难时，先驱者并未斩断与既往文学历史的联系，他们所要决绝地斩断的是与“今日”文坛的联系。是“五四”先驱对“前代之敝”的所有抨击都得首当其冲地由“今日”的作者们来承受，还是“五四”先驱出于对“今日”文坛的愤怒才去上溯“前代之敝”?“五四”先驱对一些古典作品有较认真的讨论和较公允的评价，但对于“今日”正在写作的诗人文人却公允不起来。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行程上，1912—1919年是一个晦暗的时期。“五四”文学革命的意图不尽在文学自身，甚至可以说，主要不在文学自身。1912—1919年间，文学的功能正向不同的方向扩展，每一趋向都发展了，扩延了中国古典文学观念的某一方面，并把它推向极致。出现在1912—1919年间的令人惊异的现象是：中国古典文学两千多年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的种种趋向在这七八年间同时得到了承继和拓展。当“五四”新文学发难者需要决绝地斩断与“今日”文坛的联系，他们藐视“今日”诗人文人的创作经验，包括趋新的经验，在1912—1919年间从事写作的一些出色的人物也就不得不集体地承受当时遭贬斥，日后被遗忘的悲哀。然而有一个例外，这就是苏曼殊。1912—1919年间不该被湮没却早已被遗忘的作家作品可以数出不少。这里包含着不公平，历史和文学历史常常由公平和不公平共同构成。
将“今日”作家一律推为“旧派”的新文学发难者们在发难初期仍然主要以中国古人作评价尺度，而新文学的发难者在以既往“模范的白话文学”作尺度以外，已开始使用另外的尺度。当“五四”时期形成了中西文化、中西文学论争的热烈景观，“五四”新文学真诚地以西方近代文学为榜样。“五四”时期创造新文学的功绩和开辟文学新道路的贡献是通过仿效实现的。仿效当然首先是精神方面的，而“五四”作者首先必须面对的仍然是发难时期即提出的语言问题。在陈独秀的文学——思想——政治依次革命的逻辑下面，胡适规划了文学革命的顺序：语言——体裁——思想。然而语言问题首先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在发难者号召下开始写作的“五四”作者们，不可能也并没有将“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主张付诸语言实践。“五四”新文学须完成文学语言的全面转换，作者们没有多少前人经验可作凭借，其难度仅仅稍小于以另一种生疏的外民族语言写作。白话与文言同为汉民族书面语言，又分别标示着两个不同的表述系统，它们有不同的思想方式与人生方式作底垫。当“五四”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越来越遥远的距离，新的白话文学语言在逐渐显示出自己的丰富功能的同时也很自然地失去了文言独具的某些意味，况且，“五四”以来近80年间文学语言有过极大的曲折变化，其间的来龙去脉以及所关联的社会形态，文学观念的变化不是一下子说得清的、假如没有“五四”，假如没有那一场热闹的，断裂性的变革，会怎样?
倘若在1919年前后，中国文学沿着古典之路继续走下去会怎样?还能维持古典文学极盛期的灿烂辉煌吗?应该说，早就不能了。虽然产生于过去时代的优秀作品并未失去甚至永远不会失去其审美价值，但是如果依旧使用那老旧熟烂的词语，依1日遵循着词语与情感之间已成定型的微妙联系，则已经不可能再达到古典文学已经达到的水平。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与其它事物一样有一个成长、兴盛、衰落的过程，处于这一过程长链尾部的作者不得不承受生不逢时的困窘，首先便是语言的困窘。庞德等人推崇中国文字是最诗的文字，而在中国，这“最诗的文字”历经漫长年代的使用已经太老、太旧了，即使虔诚地师法着古人的作者也已经感受到熟烂的语言对个人才情的挤压。1912—1919年间诗人文人们持守古典经验所造就的回光返照般的最后兴盛，反而说明旧形式已难以容纳杰出的才情。
即使没有“五四”，没有跳出胡适、陈独秀那么一拨人，中国古典文学也已经差不多走到了两千年生命的尽头，显示了无可挽回的衰象。而新文学的轰烈的开始使原本尚不失体面的古典文学的尾声成为了日后文学史上不屑提起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