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漫长过程中，1912—1919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其它任何阶段：它结束了一种文学又开始了另一种文学——在以后数十年间分别被以“旧”与“新”命名的两种文学。两种文学的嬗替在1912—1919年间生动地展开，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光辉悠久的古典文学有一个不失体面的尾声，适应时代变化的新文学有一个轰烈的开始。
上篇 中国古典文学的回光返照
在新生的、混乱的民国，一代文人处于试图重建价值信心的困惑和焦虑中，他们格外迷恋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在民国与帝制交替的那几年里，诗文成为挽回传统文化沉沦厄运的最后希望之所寄。这种希望中正包含着一如既往的以文学与国运相联系的思路。
首先当然应当谈到诗。一场改朝换代的社会大变动给予老的诗歌提供了回光返照的契机。古典诗歌有了最后一次的繁荣，其气象、其水准，足以殿两千年中国诗史。
1912—1919年间，“宗宋”并非诗人们一致的，却是主要的学古方向。宋诗人对盛唐之音的反拨和对中晚唐诗风的发展表现在两个走向：僻涩瘦硬和以文为诗。1912—1919年间，这两个走向同时得到了执著的承继和空前的发展。面对两千年高度发展的诗歌系统，1912—1919年间的诗人们只能艰难地寻找逃避中国诗固有意境模式的诗歌手段。出现了偏爱能够容纳较多叙述因素的长篇形式的走向，诗人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前人固定化与类型化的景物描写，并且在因袭性的景象心象的对应关系中增添迂回性。
感时悯世的悲哀挟带着对旧有制度与旧有文化的追怀，宋诗运动在这一时期显现出最后一个高潮。
1912—1919年间的词坛人才荟萃。晚清四大词家中，况周颐(蕙风)、郑文焯(小坡)尚健在，而实际上自晚清至民初领袖词坛的是朱祖谍(疆村)。晚清之际，即使守旧的人们也已感到了各种文体衰落的趋势，独于词，则以为正当盛时。这一时期，中国末代词人对形式的驾驭确实已相当从容自如。朱祖谋之外，况周颐、冯煦(梦华)等也各有佳作。在南社作者中，庞树柏、潘飞声等词名较著。
1912—1919年间，作为中国文学独特品种的骈文也有了一次奇特的兴盛，成为这个时期突出的文学风景之一。
在民国成立以后的几年里，骈文是普遍应用的公文形式。在这一时期，刘师培作《广文言说》，将骈文视为文体之正宗，而后则受到“五四”新文学发难者的讥讽和斥责。这样，对骈文的扬与抑便转为文质之争。
胡适等“五四”先驱是把骈文作为古典文学的代表来看待的。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独特品种，骈文确实反映着古典文学某些被发展到了极致的特征。已经感受到古典文学落日余辉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对古典词语美的慕恋和依恋，他们将剩余的才情赋予最具古典特色的文体，去实现对古典性审美情趣的难以割舍的追求。
用典是骈体文的重要特征。1912—1919年间骈文作者对古事和今事的直接比附，使我们感到在“古”与“今”之间的漫长时间里，文人们所观照的世界没有改变，他们的际遇依然相似。
小说中夹杂骈俪文字，是中国文学早就有的现象。而大量骈文小说的出现，则成为1912—1919年间文学的特殊风景，首先应提到徐枕亚的《玉梨魂》。属《玉梨魂》这一派的骈文小说还有徐枕亚的《余之妻》、吴双热的《兰娘哀史》、李定夷的《茜窗泪影》等。这个时期的小说作者大多操作着女性般凄婉的文笔，骈文小说吊梦歌离，悉红怨绿，酿成哀怨幽咽的审美风尚。
在这一时期，正统的古文也维持着最后的体面。已有近200年基业的桐城派古文由桐城人马其昶(通伯)、姚永概(叔节)作了殿军，而以抵抗潮流的执拗“力延古文之一线”的则是以“林译小说”为当世与后世所重的林纾，他不合时宜而又不自量力地负起了延续这“如线”的古文的责任。
这一时期的诗文维护着古典经验，而小说创作则已经在寻求外来经验。就所实现的文学成就说，小说是这一时期文学中较薄弱的一环，而在这一时期小说空前繁盛的局面中，几乎以往所有的小说体式都呈现出发达的态势。
这一时期出现了有关各种文体的文论著作十分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的诗话保存下了许多以前未能收入诗集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