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学还对长期来大家、名著研究占据统治局面的学界现状及其风气有所冲击。仅仅就传统文学中的明代小说研究来说，其偏颇已有学人注意到了，尽管下表不能说完全准确，（注：参见陈大康《〈明代小说史〉导言》，见《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2期。）毕竟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附图
这种现状（当然已略滞后一些）意味着什么？——极大的浪费与重复。此时问题已很清楚，主题学在进行主题史、母题史追溯时往往会打破既有品位，对二三流作品也施以青睐，而名著们就不再显得像先前那样高大和具有“独创性”了。
此外，似乎主题学还摇憾了旧的以考据为中心的国学传统，不免使得不少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受到挑战。我们可以见惯不惊地面对几十年间关于杜甫、《红楼梦》的个案研究论文几千篇，对一个曹雪芹的家世纠缠不休，对《长恨歌》、《长生殿》等等的主题争执纷纭，就连仅仅有几十首词的李清照都千数篇地有论文研究，（这之中该有多少重复？难怪有学人爽性指出这是“小鲜好烹而已”）而我们偏偏就没有耐心去将“柳”、“雁”、“马”这样一个个重要意象，将“悲秋”、“春恨”、“怀古”、“复仇”这样一个个重要主题、母题加以初步清理？甚至容忍。试想，在几千年的文学流脉里，牵涉这些意象、母题、主题的作品何止千百？从文化丛、心态史的角度说，主题学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理论框架和操作方法，即使能绕开一些中介环节，也不能反证这类探讨是没有价值的，更遑论那些肯定要出问题的担忧？
传统考据讲究遍览群书，认为“说有容易，说无难”，这是十分可贵的。然而，强调不能“以后证前”，则显得过于绝对化了。“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主题学善于从后世主题母题发展的种种态势规律中，解悟出某些一以贯之的观念倾向，将先前处于萌芽状态并未显露的东西揭示出来，不应受到苛责。问题不在于应用了哪一种方法，而在于具体的推导论述是否科学，结论本身是否站得住脚，究竟哪些似是而非。否则，古时那些“猴”今已不存，难道就放弃人体解剖研究对猴的了解了吗？
主题学还对文学研究一些既有观念形成了冲击。冲击最大的恐怕就是文学发展进化论的观念了。在主题学的视野中，文学史往往并非后出转精，后出的常因缺少原创性而贬值。于是这牵涉到中国文学的总体评价问题。本来，取其精华弘扬成就，大书特书自己研究对象的创新价值，就其用意上讲不能说不对，但在一元论思维模式长期支配下，人们在感情上不愿、研究效应上也不想更多地注意文学尤其是传统文学的因袭、仿拟、雷同积习。本来，人们长期以来总被功利性地鼓励要“古为今用”，兴致勃勃地要“取其精华”，琢磨着如何褒美、标举着往昔的辉煌（前些年的“古典文学鉴赏热”就带有反拨先前偏激时代的总体性拔高倾向），可是主题学的通题纵观却有些让人扫兴，它不光主张要看出发展中的变异，更注意察照出主题的沿袭、题材的局限、套路的盛行、意象的复制、语言的僵化……而且主题学较少受先在目的的左右，它是以客观实存的材料为依据的，纯学术的意味较强，时效较久但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不大合乎一些学人的胃口也是可以理解的。
乐黛云教授曾指出：“由于时代、环境、文化、民族心态的不同，共同的主题在不同的作品中有着很不相同的表现，但作者对于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对纯真爱情的同情和对政治社会压迫的抗议则是基本相同的。这种关于共同主题的研究曾被指责为缺乏实证的事实联系，或缺乏对文学性本身的分析。我认为作家对于主题的选择首先是一种美学决定。这种选择决定着结构的模式、题材的提炼和题材的表现。同一主题如何由于不同的艺术表现而形成不同的艺术创作，同一题材又如何由于作者思想的不同深度而提炼出感人程度不同的作品等等，如果不把‘文学性’的分析仅仅限于语言分析，那么，这种主题和题材及其艺术表现的分析显然也是一种‘文学性’的分析。”（注：乐黛云：《我的比较文学之路》，见《中外文化与文论》第5期，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页。）受史重于文的传统观念影响，尤其是多年来社会批评的文学史编纂模式，重文学性的主题学受到误解曲解是可以理解的；也不能排除“反映论”的深层支配作用。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四
主题学方法的自身特点，使其长处也易于成为缺陷。传统治学极为看重“涸泽而渔”，但主题学研究摆开拉大网的架子，实际上似乎总是在未涸泽的状态下进行的。由于选题的原因，每每线索过长，材料过繁，研究周期甚至行文都不容易也不允许把材料搜集陈列无遗。这往往是一项带有极为具体的特征又易出疏漏的总结性的工作。常常会有这种情况：人们早年读书时心中本无此课题，在处理并提出一个个新课题的过程中，又难以为某一专题，将该读的再一一重读，这便有了疏漏。况且，毕竟主题学不仅以材料取胜，更要揭示其演变中的变异、蕴含、成因。于是，新的材料总是迎面而来，材料似乎总是处于被发现之中。如对主题学这一特点了解不足，难免不低估其价值。而文章又很容易被挑剔。因为，具体的材料往往可以适当调换，似乎并不见得都会影响阐发和立论，于是，我们常常看到，换了些材料或略微改组一下，将别人既有说法又重复一遍的，这样的文章真是比比皆是。这些仿制品，倒不一定毫无价值，但相当程度上也不免危害了主题学的声誉。
若要再往下说就要触及人们常说的某些所谓“国情”了，无庸讳言，主题学的反主流性、非传统性引起的排拒力又往往来自于学术之外的原因。学界急功近利的学风随处可见，要拿学位评职称，不得不为写文章而写文章。学术史的基本功被忽视，差不多成为学术进步的障碍。有的所谓学术专著，竟然连人大复印资料本专题近两年的同题文章提都不提，并非视而不见，而是没有勇气加以注明，否则就漏了自己的马脚。“著书而不立说”，是由于这“说”早已有了。相比之下，考证订补的东西倒很难被掠美复制，因为其结论是实打实凿的。而主题学的东西则很难成为“一家之说”，容易被复制、填补、重组、移植借用。以至主题学思路往往启发了人们多方面思路，而所得到的却抑多扬少。当然另一方面引人不快的原因也在于，如果按主题学的线索检视，则很易于识破一些个案研究“成果”的重复浪费，浪得虚名。
这里还有必要为主题学辩护一下。都说是传统研究强调打好基础，厚积薄发，当然可贵。但现代学术精神推重的，是思想——个体自身面对作品的有历史依据的解读，形成现代意识支配下有创造性、有活力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在单一性知识结构中是很难提出来的。材料还是那些，方法还是老套，想要突破，实际上不能不修修补补，当然这也不易，也不无价值，却容易造成浪费。主题学却是从种种“类”的现象中多方比较，揭示某种理念的。它以“类”的材料为基础，又力避停留在材料类编上。而若说起材料，仅中国古代就如恒河砂数，连久为人称誉的丁乃通先生《中国民间故事母题索引》在列举传统文学母题实例时都免不了有不少遗漏，以至于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出版后还要一补再补。这些，至少正说明了主题学研究对象的属性，限制了方法，方法又决定了其结构是不拘疆域、开放性的，常常又是有懈可击的。而这类属性又限定了相关评价尺度。其实，对不同理论方法应有不同的评价尺度。
每一个新的学说、方法，都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不是一开始就克服弱点臻于完善的，只有在大量处理材料、实际推行的过程中，缺陷不足才会逐渐暴露出来。而随着处理问题的增多，影响扩大，弊病可能暴露得更加严重；然而，能因为这一点就因循旧套抱残守缺吗？有自信心的学术观念应该是宽容的多元的，不给一个虽并不算新，却在大陆还未充分展开的理论方法以一个试验的机会，似不够公平了。主题学提倡的整体的、贯通的思想，即使在中国文学研究中，也早在一定范围内应用了。像袁行霈先生介绍过日本学者中岛敏夫应用电脑研究《唐诗类苑》，并且认为，“诗的主题不仅取决于诗人本身，而且也取决于他们所属的文化大框架。……研究唐诗的主题不能只凭印象，而应当将它客观化；也不能只考察局部而必须考察整体。……”（注：见《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3期。）如果将这一思想扩展一些，不是与主题学的思路和目标有些接近吗？
五
可见，我们有理由对主题学的未来持较为乐观的态度。首先，十多年来的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实践，已为立足中国文学的国别文学主题学研究冲破了不少障碍阻力，尤其是在主题史、母题意象史等方面，取得了相当一批可资借鉴的成果。同时，比较文学的持续活跃，也给予主题学的成长以适宜的氛围背景，不仅给主题学以可贵的参照补充，直接发展中外文学主题比较的一个个分支，还能较为及时、较热心地注意到国别主题学的基本建设。
其次，国家教委“九五”重点规划教材《比较文学》一书，已特设“主题学”专节，为立足中国文学的主题学在理论上廓清了一批重要的概念术语，以谢天振教授为代表的主题学理论介绍转换，已做得颇为成功，结合许多实例界定了基本概念，扫除了不少理论上的障碍。
其三，人类学、民俗神话学的研究，也已充分证明了主题学方法的强大生命力，以叶舒宪、萧兵等人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已为世所公认，并且仍然显示着勃勃的生机活力。尽管在材料使用的偏重上有所不同，但他们不畏艰险的探索，已部分地证明了主题学的良好发展前景。
其四，文化学理论与研究已较为普及，从文化的角度整体性地考虑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时代特色，如进一步结合心态史，单位观念史学的理论方法，对主题学视野的展开是十分有利的。
其五，近年大量介绍进来的形象学理论，其与主题学有着交叉互补的有机联系。主题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人物类型研究，其中某一类历史化了的又心灵化了的外族（国）人形象，就是形象学所关注的，可以说某一时期有着若干同类型的某类人物，其形成了某种特定主题意蕴的，才成其为形象学研究的对象，而反过来形象学又为主题学提供了较多相当新颖的视点，这对于主题学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福音，刺激了主题学尤其是立足中国文学国别研究主题学的生命活力，这点目下已见端倪，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一批更引人注目的成果问世。
其六，计算机技术的全面普及与应用，使材料的搜集与检索效率大大提高，那种固守东面不见西墙、材料专有封闭使用以及掠人之美后声称未看到他人成果的恶劣现象，按说应该会得到较大的改观。
在作家作品个案研究难于超越的景况下，相信会有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到主题学这一领域，如陈鹏翔先生《主题学理论与历史证据》一文所介绍的，自80年代以来，美国学术界已重新对主题学发生兴趣，“他们真的是决心要结束人们对主题学的‘憎恶’”。在主题学发展进程中，人们的憎恶与偏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怎样有勇气以平心静气的学术态度来全面考察，以求在新的世纪里能正确地对待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