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不是解放之后“惟一”不拿工资的职业作家

　　巴金先生逝世之时，先后有数家媒体提到，巴金是 解放之后惟一不拿工资的职业作家，完全靠自己稿费版税生活。其实1949年后，还有一部分试图以文为生的人，不过大都不能成功。这些人，一部分后来进入体制内，成了拿工资的作家或其他职业者，一部分未进入体制者，大都从事了其他行当，不然就难以维持生计。既在体制内，后来又完全以稿费版税收入当专业作家的，至少还有一位，他就是刘绍棠。

　　刘绍棠很小就参加了工作，可因年龄小，后来又先后进入中学、北京大学等校学习。在此期间，他就开始在多家报刊发表作品，并产生一定影响。从北京大学退学后，又一边工作一边写作。1956年3月，20岁的刘绍棠经秦兆阳和康濯两位作家介绍，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了当时年龄最小的会员。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的第二个月，由于刘绍棠申请，团中央批准他从事专业创作。从此，他就成了不拿工资，全靠稿费收入生活的专业作家。

　　全靠稿费收入生活，在今天来看也是非常不易之事，可刘绍棠当时才仅20岁，他为何就有胆量抛开稳定工资，成为专业作家呢？这个决定冒失吗？这，也许要从他当时的稿费版税收入情况，才能看得比较清楚。

　　刘绍棠相当早慧。他在报纸上发表作品，是在初中阶段，其时年龄不过十三、四岁。就按他自己较为严格地说法：“我从13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小说，那时候叫生活小故事。发表了十几篇生活小故事以后，进入14岁的下半年，我才开始发表几千字的短篇小说，《蔡桂枝》便是第一篇，因此，它可以算是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蔡桂枝》发表之时，刘绍棠也不过15岁。当年（1951年）他又发表短篇小说十余篇，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个年龄段刘绍棠的稿费收入，不能确知。因为当时社会还处在供给制、大包干和薪金制的交替阶段，刘绍棠的作品还有限，稿酬不会很多。可是，还是可以通过一些相关资料，来简单进行一点推测。

　　另一位颇有才气的作家从维熙，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提到自己在1951年初，写出一篇小小说《共同的仇恨》，参加了由《光明日报》举办的全国大、中学生征文。发表获奖后，报社付给90个折实单位的稿费（当时是以小米斤价为折实单位）。这就是说，这些稿费可以买90斤小米了。另据一资料记载，在当时实行供给制情况下，一般工作人员每月发的生活津贴是相当于45斤小米价费。那么，从维熙的小小说稿费就相当于一般人两个月的生活津贴。再一则资料来自刘绍棠。他在1951年8月时，将一篇名为《完秋》的短篇小说寄给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孙犁先生。作品发表后，收到编辑部寄来的稿费26万元（新币26元）。当时一般人生活费约需12元左右，这笔收入，大约可以支付两个多月的生活费。照此推去，一年发表十来个短篇小说的刘绍棠，在此时（15岁）不仅可以供自己生活，还可以略有盈余贴补家用（事实是，刘绍棠此时便开始用稿费收入供妹妹读书）。

　　到了薪金制时期，小说的稿酬大致在每千字15—20元之间。这是在报刊单篇发表。（据王蒙的回忆文章，他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收到的稿费有600多元。在当时，是引人震惊的收入）刘绍棠有大量中、短篇小说发表，收入肯定较为丰厚。这还不算，出版成册时，还有出书稿酬。当时的出书付酬方式，学习苏联，即定额叠加，比较特别。例如，先按千字若干元计算，另考虑印数情况，予以累加。即三万册算一个定额，每增加一个定额，便增加一倍稿酬。倘印数量大，收入便相当可观了。

　　这里可以拿刘绍棠第一本书出版作例子来实际说明一下。1953年，17岁的刘绍棠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全书第一版收有《红花》、《摆渡口》、《青枝绿叶》、《大青骡子》四篇，（第二版后增加了《修水库》一篇。全部作品发表于1952年，其中两篇写于1951年，作者当时15岁）计四万多字。当时每千字付给刘绍棠的印数稿酬为15元，计算下来，第一笔稿酬收入为627元。这在当时的中小城市，是一个中等收入干部几乎一年的收入总和。这还不是全部，该书后来出了四版，累计印了六万三千册。算下来，达到三个定额，稿酬就由千字15元涨了三倍，成了45元。结果，这本只有四万余字的小说集，出书稿酬就达到1800元以上，是一个中等收入干部将近三年的工资收入。

　　195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又为刘绍棠出版了第二个小说集《山楂树的歌声》。此书计六万余字，每千字15元稿酬。共印了4万多册，达到两个定额，稿酬便翻了一倍，成了千字30元。算下来，该书出版收入又在两千元左右。

　　1955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又为刘绍棠出版了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该书是其早期代表作之一，计十万四千字。这时期，由于刘绍棠的名声，基本稿酬便有了提高，每千字达到18元。此书共印了六万八千册，达到三个定额，每千字稿酬便翻了三倍，成了54元。仅此一本书，收入便达到五千六百多元。是一个一般干部7—8年的总收入，是略低收入者十年的收入。

　　1956年初，刘绍棠又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篇小说《夏天》。该书11万字，千字基本稿酬18元。可这个中篇累计印了十万册，达到了四个定额，每千字稿酬也随之翻了四倍，成了72元。算下来，收入高达八千元左右。这就相当于当时一般干部十年工资总和。中国数十年间，工资均属微调。有些人从1952年定级到1976年“文革”结束，几乎没有动过。当时获得调整的一级工资，大抵也就几元，高一点的不过十数元。从这个比较来看刘绍棠当时的稿酬收入，说相当丰厚也不是夸张。

　　不说报刊发表稿酬，仅从刘绍棠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前出版的四本书收入看，已经达到了一万七、八千元。这是当时一般干部20多年的工资总和（当时除去工资，绝大多数人完全没有其他收入）。除去这样一笔巨款，刘绍棠还只有20岁，写作势头极其旺盛。倘正常发展下去，不被意外中断，他完全可以凭稿酬收入，进入中国最富有者的行列。就算没有之后收入，仅此一笔，也能较为充分保证数十年衣食无虞。因为刘绍棠当时还有这样一种算法：

　　这笔钱存入银行，（当时年利率11%）每年利息为两千元左右，平均下来，每月收入160元，这是当时一位高级干部（行政12级）的收入。用这笔钱，已足够一个家庭正常开支。在刘绍棠，就可以完全不考虑经济情况地从事专业写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