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一生饱经坎坷。幼年受继母虐待，17岁时全面抗战爆发，他考取河南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后由军政班保送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人员训练团，在武昌左旗营房受训，集体参加中国国民党。他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小学、中学教育，曾经借了别人的证件考取大学，被查出并遭教育部永远开除学籍。20世纪40年代，柏杨辗转于沈阳、北平、上海等地，1949年他随恩师吴文义到了台湾。
柏杨到台湾后不久，就在1950年因为“收听匪区广播”而被判刑6个月。出狱后，历任教师等职。1954年在“救国团”任职，并于此时开始写作小说。1956年任“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1960年五月起，以笔名“柏杨”在《自立晚报》担任《倚梦闲话》专栏作家，这一笔名来自台湾中横公路隧道附近原住民部落的原名谐音“古柏杨”。1961年开始，在《自立晚报》以“邓克保”为笔名发表长篇小说《异域》，轰动一时。
1968年，因“大力水手”事件，柏杨被以“共党间谍”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逮捕，判处12年有期徒刑，1977年因为国际特赦组织等人权团体的要求才被释放，共被囚禁9年26天。
在狱中，柏杨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中国历史年表》三部书稿。出狱后柏杨专事写作，自1983年开始，着手译写“柏杨版《资治通鉴》”，以“整体规划，分期出版”的方式发行，至1993年72册全部完成。1985年，柏杨出版了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引发全球华人社会热烈讨论。
2008年4月29日凌晨柏杨在台湾病逝，享寿88岁。
思想观念：文化批评和历史反思
柏杨坎坷的人生经历，不但影响了他的性格生成，同时也影响了他认识世界的方式：耿直倔强的个性、反叛冒险的精神、逆向反省的思维、犀利深刻的目光，这一切再加上文化学养的积累，共同形成了深刻独到的思想观念。集中反映为文化批评（以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为代表）和历史反思（体现在“柏杨版《资治通鉴》”中）两个方面。
柏杨的杂文创作数量巨大，1968年入狱前即有“倚窗闲话”系列10本，“西窗随笔”系列10本，出狱后又有数本杂文集问世。《丑陋的中国人》是柏杨杂文的集大成者，也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柏杨思想观念的深刻性和独特性。
近十年的狱中生活，使柏杨对中国历史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也因此，柏杨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有了更具历史深度的解读，并将中国文化中的这种“酱缸”特性与中国的国民性结合了起来。1984年9月24日，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作了题为“丑陋的中国人”的演讲，并在随后的时间里，发表了一系列与这一主题相关的演讲。1985年，柏杨将这些演讲，与另外一些跟揭露和批判中国封建文化和中国民族性相关的文章一起，集成一册，以《丑陋的中国人》为名，交由林白出版社正式出版。书一出版，即在华人世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和影响，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讨论。
《丑陋的中国人》将中国人的“丑陋”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封建“酱缸”文化，而这种“酱缸”文化，反过来又强化了中国人的“丑陋”。《丑陋的中国人》可以说既是柏杨入狱前反思中国文化成果的延续，也是他将这种反思结合“中国人历史”所进行的深化并将之国民性化。柏杨对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基本是持一种反对和批判的态度，在他看来，“酱缸”文化是“圣人”“为当权派发明的畸形哲学”，它导致“权势崇拜”、“个体主义”与“个体人生观”以及“僵尸崇拜”。它既表现为一种文化体系，也表现为一种政治体系，并最终表现为一种思想、观念和心理体系。
柏杨对于中国封建文化和民族劣根性的批判，除了以杂文的形式直抒胸臆之外，也借助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寻找其历史根源。柏杨选取中国政治文化的最典型文本《资治通鉴》，作为自己重新认识和解释历史的载体，对这套集中体现“中国权力游戏的教科书”，进行完全不同于原书中“臣光曰”的新解释，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彻底颠覆和解构。针对“本来就是皇家的史官或代言人”的司马光，柏杨认为“维护帝王的立场，是他的本分……哀哀无告、受苦受难、辗转呻吟的小民疾苦，全被隔绝在他们的认知之外”。因此，在“柏杨版《资治通鉴》”中，他一反司马光的历史观，站在其对立面，对历史进行重新“叙事”。司马光用帝王年号，柏杨就用公元纪年；司马光要注意到帝王的谥号、避讳，柏杨则坚持直呼其名；“臣光曰”持论平稳持重，“柏杨曰”议论则慷慨激昂……以“现代意识”贯穿对中国历史的批判和解释，成了“柏杨版《资治通鉴》”除“白话”外最大的特色，柏杨以一个具有现代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和笔墨，“重写”了“中国人的历史”。他希望通过颠覆式的历史书写，揭示中国历史的黑暗，批判中国旧有的历史观念，打破旧有历史“格局”，以史为鉴，以达到反传统文化、正世俗人心、有助于建立民主、人权、法治的现代社会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