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创作的另一个思想表征，是不少散文作家开始关注苦难与人的生存问题，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趋向，也是过去的散文创作长期缺失的。我们知道，中国的散文长期以来都缺乏敢于直面苦难和存在的勇气，而多的是“歌颂”、“感恩”、“宗道” 之类的作品。此外，在传统的散文观念中，散文还一直被当做“轻骑兵”或“小摆设”——要么是吟风弄月，花鸟虫鱼，或者是忆旧记趣，谈天说地。尤其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消费思潮的兴起，许多通俗闲适的散文随笔更是大行其道，成了市民阶层包括白领阶层最为可口的文化快餐。不过也应看到，这一时期的散文随笔也不全是“轻”的，这一时期也有许多“重”的散文。比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就是“重”的散文的代表作。作品中的“我”在风华正茂的年龄双腿突然瘫痪了，但“我”并没有沉溺于个人的苦难而不能自拔。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徜徉于地坛，在它的老树下荒草边或颓墙旁，静静地思考生与死、写作的意义以及人类的困境等问题。经过长年的冥思苦想，我终于感悟到：人类无论何时何地都存在着三重困境：一是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无法与他人真正沟通，这就意味着孤独；二是人生来就有欲望，而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他对欲望的需求，这就注定了人的痛苦状态；三是人生来就不想死，可是人一生下来就必须一步一步走向死亡，这就意味着恐惧。不过，人类的困境然是一种宿命的存在，个体无法知道也没法反抗这种“宿命”，但人靠母爱，靠爱情，靠对生命过程的追求和智慧的感悟，是可以“识破”命运的机心，并使人类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不仅如此，史铁生还通过对“差别”和“欲望”的思考，得出 了如下的结论：
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卑下，善良与崇高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徳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
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
史铁生以对人性的洞察和至囿至慈的宽容，对苦难做出了一种迥异于世俗的理解：他发现了苦难也是财富，虚空即是实在，而生存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选择，需要承担责任与义务。他由个人的严酷命运上升到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困境的思考，于是，他的散文便超越了一己的悲欢，具有一种阔大的精神境界和人性内涵。
雷达的散文《还乡》，虽在思想境界上不及《我与地坛》那样阔大深邃，但他对于人的存在状态的思考，却更多地带着乡土的况味和世俗的原生态。作者相当具体、细致和生动地描写了“我”还乡途中挤火车的难堪尴尬的景况，正由于有这样的切身感受，“我”才“有一种跌落到真实生存中的感受”。并意识到“平时对人生的了解，太片面，太虚浮了，生活的圈子愈缩愈小，感性的体验愈来愈单调，虽然也大发感慨，大谈社会，实际多是书本知识和原先经验的重复”。不仅如此，作品还进一步从与亲友的交谈和喝酒的场景中，思考我的“存在”和“不存在”，这种角色的经常倒置和错位，不正是现代人类存在的真实景况吗？正是通过非常写实、非常具体的底层日常生活的叙写，《还乡》探测到了人的生存状态，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散文的思想指向。
90年代以来散文创作的思想表征还可以梳理出许多方面。比如，在刘小枫、筱敏、一平等的散文中，他们不约而同地涉及了“苦难记忆”和“拒绝遗忘”的问题；而王小波的思想随笔，则集中关注人的尊严、平等，特别是智慧和健全以及理性的问题；至于钱理群、朱学勤、葛兆光、葛剑雄、秦晖、金岱、徐友渔等学院派思想者的散文，则以反省拷问国民性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以及以历史反照现实，以现代性与伪现代性的文化冲突剖析文化转型期中国人的精神走向而受到读者的欢迎。他们的思想随笔虽为学术研究之余的副产品，却以其独特的人格色彩和文化智慧为世纪末的中国散文创作守魂和导航。
三、散文的骨骼与灵魂
思想之所以值得我们如此重视，盖因思想是散文的骨骼和灵魂，对于散文而言，它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和价值。然而，必须承认，我们过去对于思想之于散文的意义是重视不够的；或者说，我们只是从“文学为政治服务”、“抒时代之情和人民之情”的“政治高度”去重视散文中的思想，这自然是狭隘和肤浅的理解，是带着鲜明意识形态烙印的“思想”，这样的思想与直面灵魂、直指人心的散文精神在本质上是南辕北辙的。因此，在我看来，思想之于散文的作用和价值，主要应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由散文的文体本质和特征所决定。我们知道，散文是一种最富个性化、最自由和宽容的文体。它不是文学的高山峡谷，却是文学的广阔平原。也就是说，它有着平原的辽阔、从容、沉稳与绵延不绝的地平线。散文的这种“平原”状态，既能最大限度地接纳其他文类在艺术上的长处，同时也是一切思想或精神的理想栖息地。如果打个比方，我们可以说诗歌是人类感情和精神的极致，它是文学中的舞蹈，它不仅尖锐优雅，而且十分看重才情；小说是文学中的跑步，它体现了人类生存的危机、冲突与和解，因此它更重视阅历、叙述和结构的技巧；而散文则是文学中的散步，由于没有规范，没有太多约束，因此它更接近人的本性和生存的日常状态。正因这个特点，与其他文类相比，散文更是心灵、智慧和哲学的近邻，它的长处不在于描状一片树叶的枯萎，而在于用哲人的慧眼慧心去深究这片树叶与树枝、树干、大地乃至季节的内在联系，这一点是小说和诗歌所不及的。再从文体表现生活的特点来看，散文不似小说那样有人物、情节和叙述可以依傍，也不像诗歌那样以高度凝练的语言、跳跃的韵律节奏和奇特的意象组合来吸引读者。散文是以“自然”的形态呈现生活的片断，以“零散”的方式对抗现实生活的完整性和集中性，以“边缘”的姿态表达对现实和历史的臧否，所以散文不仅呼唤思想，它更适合思想的生长，它更渴求有个性、原创和深刻独特的思想的支撑。可以这样说：任何文学都需要思想，但散文对思想的渴望超过任何文学。的确，倘若没有思想的支撑，散文充其量只是一具徒有其表的空壳，只是一堆没有灵魂的文字的瓦砾。这样的散文文字再美丽，结构再严谨，意境再动人也是徒然。正是因此，“散文，我们时代的散文，没有理由逃避或淡化思想”。这是从散文文体本质和特征与思想的内在一致性，以及散文需要思想的支持这一角度来考察。
其二，如果说散文随笔是一种属于思想者的文体，没有思想的散文随笔是纸做的花朵的话，那么，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思想的大规模介入，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散文的文体空间和心智空间。如前所述，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当代的散文只有抒情散文一统天下，散文的品类、题材和表现手法都十分刻板单一。而现在，随着思想散文的崛起，散文的文体形式也有了较大的演进与突破。比如说，过去的抒情散文一般篇幅都较短小，而现在的一些思想散文动不动就是两、三万字；过去的散文一般都遵循散文的边界，而现在“破体”已成为一种较普遍的现象；过去散文的叙述一般都是按照“景——事——理”的模式展开，现在却是真正地无拘无束，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有的甚至采用多种人称互换和“意识流”的叙事手法。这是从文体模式方面而言。从思维层面和心理层面来看，以往的散文极少涉及精神体验和心灵体验，而现在的思想散文却有大量的有关精神体验和心灵体验的叙写。举例说，在王充闾的《用破一生心》这篇散文中，王充闾一方面从政治的角度写了曾国藩的才干和野心，另一方面又从人性、人生哲学，从心理方面对他进行解读与批判，准确而细致地写出了曾国藩心理上的压力、灵魂上的折磨，这就抵达了人性的深处，拓展了散文的心智空间。可见，思想散文对于“重建散文的体裁，重建散文的深度，重建散文的个体经验和母语经验，同时开拓散文全新的文化语境和更有创意的审美境界”，都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和价值。
若我们将视野放开一些，我们还可以看到，但凡古今中外那些优秀的散文，都有着深厚的思想的底子。庄子的散文就是如此。从思想的角度看，他的《逍遥游》既是生命的存在形式，又是追求自由精神和人格独立的体现。而正是这种生命体验和艺术精神，使两千年前的庄子成为一个比现代派更为现代的思想家。苏轼的《前赤壁赋》同样是建立在庞大的精神心理结构上的经典之作。这篇作品之所以成为中国散文史上的名篇，固然得益于“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倾之茫然”这样的精妙写景和奇词丽句，但更重要的是，文中还有诸如“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叟，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这样的哲理思考：我们虽然生存于天地之间，但其生命就如蜉蝣一样短暂。我们的存在，其实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那么渺小。于是，我们一边悲叹生命的短暂，一边羡慕着长江的不尽东流。正是因此，我想挽着神仙结伴而遨游，也想与明月相守而长存。但我知道这样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于是只好借着箫声将这无边的遗恨寄托于悲凉的风中。在这里，苏轼借助赤壁的月夜与江水，透过无限的宇宙时空来体验人生和观照自然，同时融进一种洒脱旷达的生死观。这样，《前赤壁赋》也就因其阔大丰富的思想内涵而超越同类的散文并流传千古。可以设想：倘若没有超越个体的思想追问，即便是再绚丽多彩的句子，也只是一件华美的外衣而已，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思想境界和艺术穿透力。
中国古代的优秀散文包括现代鲁迅的《野草》，都有着极为丰富深邃的思想内涵，那么，外国散文的情形又如何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外国称得上一流的散文家和散文作品，同样以追问生命的价值，个体的存在状态，以及自由、平等，人的尊严等理性见长。比如蒙田、培根、罗素等人的散文就是如此。在这方面，南美大作家聂鲁达的散文堪称典范。他有一篇散文写他穿行于南美的丛林中，当他看到一个被洪水连根拔起的大树头，他这样写道：“栎树倒下时发出天崩地陷般的声音，有如一只大手在敲击大地的门，要敲开一个墓穴。它听凭风吹雨打和隆冬的肆虐已达上百年，它伤痕累累的织体，银灰色的色调，形成一种粗硬的、令人心醉的庄严美。它现在来到我的生活里，也许是要把它的沉默传染给我，并揭示出大地再次给予我的美学教育”。从表层看，这只是一段写景的文字，但若从精神生命的角度看，这段文字无疑包含着极为丰富广阔的精神与历史空间：它由大树根那种“粗硬的、令人心醉的庄严美”，延伸到南美这片大地上的“百年孤独”，呈现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纷纭复杂的精神心理结构，并且给予人类以生存的信息和无限的“美学教育”。这样的描写的确具有一种直逼事物本质的思想硬度。当然，这样的描写绝不仅仅是文字经营的结果。只有具备了大胸臆，并将这种大胸臆投放到无限广阔的精神历史空间的作家，才有可能写出如此冷峻而又壮美的形而上的文字。
由此，我们便接触到这样一个问题：思想散文中的“思想”是否丰富、独立和深刻，与创作主体精神和心灵的强健纯正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个性独立而富于自由精神、胸臆博大且心灵充盈的作家，他笔下的思想必然富厚活泼并充满着启迪人心的力量，反之则平庸苍白了无生气。由此可见，任何一种文体的本质都取决于进入这种文体写作的人的精神高度和心灵的纯度。因此，要提高当代散文的思想质地，关键是散文写作者首先要成为真诚的人，独立的人，自由的人，有个性和有智慧的人。其次，他要敢于面对现实生活，敢于接触重大的社会命题并发表自己的意见。此外，他还要敢于直面下层人民的生存状态，使其作品有一种生存感。第三，他既要拥有哲学家的心智又必须具有自己独到的眼光，还必须有对全人类的爱和拥有一颗悲悯之心。倘若中国当代的散文家拥有了这样的主体性和心灵性，那么，他的精神和心灵的质量必定是高的，他的散文中的思想自然也就富有价值且一定不同凡响。
四、思想散文的局限及提升
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创作的主流品种，思想散文所取得的成就，其对于当代散文在散文题材、散文深度和散文文体的拓展等方面有目共睹。但肯定成绩并不意味着忽视缺点。从21世纪散文发展的高度来要求，我认为思想散文还存在着如下的一些不足。
不足之一：是一些热衷于思想探索的散文写作者精神维度上还有所欠缺；或者说，他们的精神维度还不够阔大与宽容，还缺乏一种更加健康、更加民主的现代理性精神。在这方面，张承志表现得特别突出。他一方面坚守着人文主义精神的边界，一方面又执著于他的哲合忍耶圣徒的立场和“红卫兵情结”。如果说，他抨击时下知识界和文人圈的堕落，抵抗西方的新殖民主义文化还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的话，那么他狂热地赞颂荆轲一类的洁净精神，甚至倡扬一种暴力主义，就值得今天的人们警惕了。在这个问题上，散文理论家王兆胜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张承志被荆轲精神的光圈罩住了，缺乏了自己心灵的光芒。就是说，在对荆轲个人精神的陶醉中，张承志失去了自我反省的能力，而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品质”。不独张承志欠缺现代理性精神，在张炜、林贤治以及祝勇等人的创作和批评文字中，我们也或多或少感到了这种缺失。比如张炜的《融入野地》等赞美乡野的散文固然写得很美很具个性，但他将“野地”和现代都市对立起来，扬乡村生活而抑商业文明，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确值得商榷。再如林贤治的文章中的评人衡文，只要是“五四”或外国的，便一定是自由的、民主的、强健的，值得今天的人们脱帽致敬和大力提倡，反之便不值一提不屑一顾。而祝勇对“体制散文”和传统散文的批判，同样流露出思维的狭窄、片面和简单化的创作倾向。显然，这些都与包容、明澈与自省的现代理性精神格格不入。
为什么张承志等人的创作会如此偏执？在我看来这主要由两方面造成：一是他们过于执著于个体的经验，且在做出价值判断时往往过于粗暴和简单化。历史在变化，时代在发展，社会生活更是错综复杂，因此作家在对社会现象做出价值评判时，应具有如康德说的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的综合思考能力。此外，思想者还应心存信念，极目神游，心涵太虚。他的思想既具有快刀砍竹般的犀利，同时还应具备深广的包容性和“万物与我一体”的和谐澄明。倘若一个散文家只是偏执于一己的经验和感受，而缺乏一种博爱和大度、仁慈和宽容、悲悯与人道的心怀，那么他的散文创作就很容易走进片面、偏激、孤愤甚至走火入魔的误区，从而遮蔽了他本应独特深刻的思想。这是其一。其二，是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知道，植根于农业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本质上其实有着根深蒂固的封闭自足性和反现代性的文化特征。这样的一种文化特性自然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包括中国作家的血液中。张承志、张炜等人自然也不能例外。虽然他们常常以反传统和抗争世俗的姿态出现，但一落实到具体的写作中，他们的作品中在行文立意、价值取向和意蕴情调等方面又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了某种小农式的思维。由此可见，对于当代的散文作家来说，建构一种全新的文化品格，以现代的理性精神来指导自己的散文创作，便显得尤为重要。这一点，其实在散文创作和理论研究上均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林非先生早就倡导过，可惜他的呼吁没有引起散文作家普遍的重视。
不足之二：是某些“思想散文”中的思想缺乏深度和独创性，有的甚至只是表达了某个生活的常识。我们在前面谈过，思想的特征是个人性、原性、穿透性和根本性，然而纵观90年代以来的思想散文，有不少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这样的思想高度。比如，有一些散文家的思想随笔，充斥于其中的无外乎经典名著或宗教故事以及神话传说的改写或阐释，不但理念陈旧，缺少新意，有的还存在着生吞活剥，乃至曲解和误读的成分。这种现炒现卖、随意衍生、勾兑思想的做法，在我看来并非写作思想散文的正途。还有一类思想散文，以格言体或语录体的方式谈论理想、人生、信仰、爱情和艺术等问题，表面看来颇具文采和哲思意味，但从“思想”的精义来衡量，其实只是一些适合白领口味、装潢精致的“心灵的鸡汤”。甚至即便是以思想独立著称的王小波的思想随笔，有不少也只是在阐释自由、民主、理性等常识而已，并没有包含多么深刻、独创的思想。凡此种种，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思想，并非是裸露于地表的随处可以捡到的矿石；思想，是深藏于地底的黑金，唯有长久的寻找，艰难的探测与挖掘，才有可能触摸到思想的矿脉。
不足之三：是文学性不足，理论性有余。如上所述，我们倡扬散文中的思想，尤其是深刻独到且富于个人性的思想，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当我们全面考察90年代以来的思想散文，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思想散文存在着理胜于文、思想的盔甲过于沉重的弊端。举例说，有的思想散文流于知识的介绍、学问的考证、逻辑的推演；有的思想散文过于仰仗对于大师思想的援引，满纸都是“自我”、“经验”、“超验”、“此岸”、“彼岸”之类的哲学术语，几乎是哲学大师的思维和话语的翻版；还有的思想散文语言过于纠葛缠绕，表述又过于玄虚，而结构上又过于呆板单一。总而言之，没有生动可感的形象，只有一些所谓的“思想”；没有优美蕴藉的文字，只有一些大白话的堆砌；没有引人入胜的意境，只有千篇一律、冷冰冰的逻辑演绎，这是当前某些思想散文的主要病象。关于思想散文存在的这些病象，王兆胜在《超越与局限——论80年代以来中国的女性散文》、《困惑与迷失——论当前中国散文的文化选择》等文中已有过相当精彩的分析和中肯的评价，故此处不再展开论述。
通过上面的考察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思想散文并非尽善尽美，甚至可以说还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为了思想散文在新的世纪能够更好地发展，或者说，为了借助对思想散文的研究，克服、改变长期以来困惑当代散文创作和理论研究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我认为，未来的散文包括思想散文应在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和提升。
第一，个体与整体。散文固然十分强调自我、个性、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感受，但个体并不是远离大地、与世隔绝的绝缘体，更不是一些私人化的生活碎片的聚合。散文中的个体，应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散文中的个体是对自我世界的体验，它忠实于自己对生活的认知和心灵的感受，是自我的感情、生命和人格的自由自在的释放；另一方面，散文中的个体又联系着时代、社会、历史乃至整个人类，也就是说，散文的个体离不开整体，或者说，个体只是整体的一种浓缩。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只是沉溺于一己的苦难，如果他没有用一颗富于同情且健全的身心去感受园子中不同的人物对于生命过程的追求，如果他没有将个体的苦难与全人类共有的苦难融会于同一个调色板里，在静静的生命荒凉里感受着生与死、差别的意义、欲望的动力，以及宗教与信仰对于个体的启迪，那么可以肯定，《我与地坛》充其量也只是一篇艺术上较为圆熟，而思想则十分平庸落套的作品。而一旦史铁生将个体与整体联系起来，由个人严酷的命运上升到对全人类命运的思考，于是，《我与地坛》便超越了一己的悲欢，有一种阔大的思想境界和人性内涵。与此形成比照的是：一些被誉为“新散文”的作品，其创作所体现出来的个性应当说是十分鲜明突出的，可惜它们是为了突出个性而个性，是完全疏离于时代、社会与全人类的正常的价值观，疏离于整体的个性。因此，“新散文”中的个体化、私人化描叙受到一些批评家的批评也是理所当然的。可见，思想散文包括新世纪的其他散文要获得大的境界和思想深度，就应当跳出“恶劣的个体化”的泥潭，而让社会的氛围、时代的精神、大众的情感和人类的命运融进散文的创作中。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散文家首先必须具备一种精神的高度，有广阔的生活视野，还应有一颗宁静而从容、淳朴而广大、敏锐而深刻的散文心。
第二，物质与思想。我们提倡散文中应有思想的元素，不过我们要十分清楚：散文中的思想，决不是来自于书斋，来自于书面知识或大师语录的摘抄。散文的思想，应来自于现实，来自于生活细节，来自于作家对这些生活细节的心灵和生命的感受。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道：当代的散文一方面要有一种对抗流俗的精神性存在；一方面又要更加贴近日常的、琐碎的现实生活，而且，在“题材上要‘杂’一些，‘野’一些”。谢有顺则说得更肯定和明确。他将日常生活细节看做散文的物质部分，并认为：“今天的 散文似乎并不缺少精神性的抒写，缺的正是有价值的物质元素。散文的物质性就是大量经过了内心发现和精神省察的事实、经验和细节，它们在散文中的全面建立，使心灵的抖动变得更真实，也使那些徒有抒情、喻理之外表的散文在它面前变得轻佻而空虚”。谢有顺的这一见解，深得我心。为什么有一些思想散文中的“思想”缺乏血肉，显得那样苍白、生涩、呆板和难以捉摸，盖因这些作品中的思想是悬空的、不及物的。因此它们徒有思想的外衣，而没有思想的灵魂。所以说，思想散文中的思想应建立在具体的、真实可感的、毛茸茸的生活细节之上，惟其如此，思想散文中的思想才能真正落实到实处，才有可能既有一种精神的大境界、大气象，又具有建立在心灵发现和细节经验之上的存在感。
第三，思想与诗性。海德格尔有言：思想即是诗，诗即是思想。如果以此为标尺来检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思想散文，应当说有不少散文尚不能达标。因此在新的世纪，思想散文要获得更多读者的接受与认同，就必须在思想与诗性的融合上多下力气。在思想的探索和诗性的融合方面，史铁生、韩少功、张承志、张炜等人的创作都是较为理想的范本，而稍晚出现的筱敏的思想随笔，同样值得我们重视。筱敏的思想散文，有对法国大革命的遥想，有对俄罗斯精神的礼赞，有对德国法西斯暗影的省察，还有对“红卫兵”运动的反思，以及对“家”和“路”的追问，等等。总之，她的散文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个宏阔的历史空间和思想空间，但她的散文又是富于诗性的。她的诗性首先来自于以神圣与高贵为底色的情思与理想浪漫的想象；其次来自于大量新奇与独特的意象；第三来自于优美典雅、清晰准确、精致结实的诗一般的语言。正是上述三方面，使筱敏的思想散文成为名符其实的思想的诗和诗的思想，并因此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批评家的好评。筱敏散文创作的成功，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在思想散文的创作中，思想与诗性的高度融合，可以使散文思想的地平线更加坚实、明朗和辽阔，同时也使散文的思想因诗性的融入而更加柔韧、绵长和令人沉醉。因此，在我看来，这是新世纪的散文走向阔大和成熟的行之有效的散文之路。
五、结语
正如柯汉琳先生所说：“散文的世界宛如那广袤无际的星空，而这星空是仰望她的眼睛而存在的”（15）在这篇文章奖要结束时，我想接着柯先生的话往下说：散文的天空是困思想而绚丽，因其镶嵌了人类美丽的心灵而存在，因其注入了责任承担而高贵的。这正如作家铁凝所说：“文学可能并不承担审判人类的义务，也不具备指点江山的威力，它却始终承担理解世界和人类的责任，对人类精神的深层关怀。它的魅力在于我们必须有能力不断重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生命新的追问，必须有勇气反省内心以获得灵魂的提升”。的确，从个体的创作来说，一个散文作家如果拥有正义、良知、责任、承担、博爱、同情心以及反省批判等高贵品质，加之有真诚的态度，有生命的投入，有心灵的发现和文体方面的自觉，他就有可能写出无愧于自己和时代的散文。而就一个民族而言，“一个真正充满了希望的民族总是善于思考的，反过来说，一个浑浑噩噩的民族和远离思想的民族，就不可能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我期待着新世纪的散文在思想的天空中无限地延展，也期待着散文思想的光芒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更加绚烂。我相信，当散文的思想和时代的精神真正获得共振的时候，一个属于散文的时代也就到来了。
注释：
（1） 黄浩：《中国当代散文：从中兴走向末路》，《文艺评论》1988年第1期。
（2） 转引自林贤治：《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书屋》，2000年第3期。
（3）转引自鲁枢元：《超越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4页。
（4） 李敬泽：《“散文”的侏罗纪末期》，《南方周末》，2002年8月1日。
（5）见《南方都市报》2，007年4月8日。
（6）（15）柯汉琳：《仰望思想的星空——关于90年代以来思想散文的思考》，《文学评论》，2002年笫3期。
（7）王岳川：《关于王充闾散文的学术点评》，《中国散文论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页。
（8） （10）王兆胜：《文学的命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第149页，第178页。
（9）林非：《现代观念与散文写作》，《文学报》，1986年3月13日。
（11）见《诗性散文的可能性与阐释空间》，《福建论坛》，2005年第11期。
（12）谢有顺：《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
（13）铁凝：《无法逃避的好运》，见《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页。
（14）林非：《当代散文精品序言》，见《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