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当批评家们和大众传媒在上世纪90年代兴奋地宣布一个散文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时，散文已开始显露出一些疲态，出现了“繁华掩蔽下的贫困”。的确，当散文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混乱和喧哗的消费现场，当车载斗量的散文随笔夹着后现代商业社会的声色光影散落于人们的阅读视域中，人们对其批评责难，甚至认为是“世纪末的狂欢”也就毫不奇怪了。但不要忘了：在世纪末的散文潮中诚然有大量世俗化、商业化的粗制滥造之作，同时也有一批作家坚守散文的精神边界，创作出了同样数量可观的堪称优秀的思想随笔。他们的存在不仅是当代散文的光荣，也是一个平庸的物质时代仍孜孜执著于精神维度的作家的一种文化选择。而迄今为止，对这类思想散文的研究不能说没有，但应当说数量相当少，而且基本上都是印象式、随感式的，缺乏实证的考量、客观的辨析和学理上的梳理。因此，本文拟从具体的创作入手，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思想散文作多层面的梳理和探讨，并以此作为观察点展望新世纪散文的发展方向。
　　
　　一、 从抒情散文到思想散文
　　
　　熟悉中国散文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现代散文主要有三条流脉：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侧重于精神探索的散文；二是以周作人为领袖的闲话聊天式散文；三是以朱自清为典范的抒情散文。由于鲁迅的散文充满象征和隐喻，在结构和精神上过于复杂多义；而周作人的闲话聊天式散文又因不适宜于时代和社会现实的需要而长期遭到漠视，这样一来，从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先是及时反映当时社会现实和斗争生活的报告文学或特写大受青睐，而后（特别是60年代前后）是抒情散文的一统天下，并成为一个时期散文创作的主导性品种。由于抒情散文在内容上有一个明确的政治化、世俗化的教育目标，在艺术上通常采用“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表现手法，加之这类散文篇幅短小，结构精致，注重意境的营造，在语言上又体现出圆熟简约的文体特色，因而在特定的时代里，以杨朔、刘白羽和秦牧为代表的“当代散文三大家”的散文的确颇受读者的欢迎和批评家的认同，甚至即便“四人帮”打倒后到上世纪80年代初，杨朔式的抒情散文的影子仍如影随形，“以小见大”、“托物言志”的写作法则仍束缚着不少散文作家的手脚。其时虽有一些老作家如巴金、孙犁、杨绛等的反思回忆性散文颇具影响，但总体而言，从1976年至整个80年代，相对于小说、诗歌、戏剧乃至报告文学的火爆繁荣，散文创作的状况可谓波澜不惊、冷落萧条。这就难怪有人断言：“散文，正从中兴走向末路”，并由此预言散文是“多余的文体，必然灭亡”。
　　但散文的发展却与散文的预言家们开了一个玩笑。进入90年代以后，散文在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预言的情况下，突然热闹和繁荣起来，真可谓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而在这股散文热潮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思想散文的崛起了。思想散文的崛起并形成一股散文创作潮流大概有两个契机：一是这一时期，一些有识之士编辑出版了一批“思想随笔”丛书。比如“思想者文库”、“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集”、“草原部落黑马文丛”、“九十年代思想散文精品丛书”、“思想者文丛”、“曼陀罗文丛”、“野草文丛”等等。二是随着大量“思想文丛”的推出，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倾向于思想探索的散文写作者。在这其中，较为优秀的有史铁生、韩少功、张承志、张炜、王小波、周涛、林非、王充闾、李锐、邵燕祥、林贤治、孙绍振、雷达、筱敏、南帆、周国平、王开林、刘烨园，以及钱理群、朱学勤、刘小枫 、谢有顺、徐友渔、金岱、秦晖，等等。他们的写作，可以说是对以往的抒情散文的一种偏离，更是一种冲击和挑战。这类思想散文，一方面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期敢于独立思考的可贵精神品质；另一方面也是对当代散文进行必要的补钙和换血。是的，正是有了这样一批热心于思想探索的散文家和他们的思想散文，90年代以来的散文创作才呈现出“思想散文凸现，抒情散文淡出”的特色。它们是日渐明丽的散文天空中的点点星光，是庸常时代的精神坚守和心灵呐喊。
　　 那么，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思想散文有什么样的外在特征和内在规定性呢？它与以往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又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一切都需要我们进一步追问。
　　 让我们先对思想散文中的“思想”作一简要的归纳与梳理。
　　思想，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牛津词典》的解释则是：“思想就是人类运用心灵与智慧观察外部的客观对象，并在这一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看法、意见与决定”。从上述两部权威词典的解释可知，“思想”不同于“学术”。“学术”的“术”在《说文解字》中是“从行，求声”，“邑中道也”，且这“道”并非终极意义上的“道”，而是“路径”的“道”。这样“学术”便带有“技术”的意味，它的目的是“求证”，重在爬梳整理。而“思想”则不同。它既为客观的社会存在所决定，也是心灵与智慧的产物，所以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其所强调的便不仅仅是人作为物质和生理的身体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由“心”指向“思”和“灵”的存在。因此在我看来，能称之为“思想”的，一般应有这样的一些特征：1.个人性。思想是最具私人性、个人性的东西。而这种个人性又与个体的生活经验和生命力密切相关。没有个体的经验和生命的原动力就没有思想的创造力。2.独创性。思想富有的人，往往也是独立的人，自由的人，有个性的人，也是对事物有独到的认识和见解的人。思想最忌千篇一律，所以雷同就意味着思想的消亡。3.质疑性与批判性。思想不惧怕权威，不满足于现成的结论，也不安于保守平庸。思想心怀忧患，目光四射，坚定从容。它既是现存秩序的挑战者，也是纷纭世界的提问者。当然，思想也是新的价值观、新的秩序的建构者和维护者。4.重大性与根本性。思想应是“心事浩茫连广宇”。它不是一般性地提出问题与回答问题，而是以深广的包容性，原创的穿透性，洞见的前瞻性对一些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卓见，比如马克思、达尔文、爱恩斯坦、海德格尔、维特根思坦等的思想就是如此。正因思想有如此的特征，所以它才弥足珍贵，甚至有人将思想比喻为泥沙中淘出的金子，海水里净滤出来的盐。
　　思想是主观的东西，是无形的、看不见的；但它又是有形的、可以感知的。就散文来说，思想首先必须具备心灵性。散文作为一种人类精神的实现方式，它比任何一种文类都更倾向于情感的倾诉、灵魂的呢喃。因此，思想散文的特点是用“心”去思考、质疑和批判。这就要求散文作家在创作时要以人为中心、为主体，突出创作者的主体作用和潜能，而且必须具有内心世界的通透和丰盈，这样散文才能在个人心灵的建筑，在对人类内在精神的探测上有所突进。其次，散文的思想还需要有智慧的中和。因为散文既是哲人的近邻，也是智慧的文体，所以散文家需要用慧眼慧心去体人悟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散文的精神一般寓于个体的生命 ，但精神的盔甲有时难免过于沉重，生命的热烈有时也会过于绚烂刺目，这时如果加进一些智慧和幽默，那么散文的冷峻尖锐中就有了温润和柔韧，厚实沉重中也会有从容、闲适和机趣相伴，这于散文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元素。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由于散文本质上的自由随意；或者说，由于人类的精神是自由和独立而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又超过了所有的文类，所以，自由的精神应是思想散文旗帜上最为耀眼的标志。在这方面，洪堡特有过十分精彩的描述：“诗歌只能够在生活的个别时刻和精神的个别状态之下萌生，散文则时时处处陪伴着人，在人的精神活动的所有表现形式中出现。散文与每个思想，每一感觉相维系。在一种语言里，散文利用自身的准确性、明晰性、灵活性、生动性以及和谐悦耳的语言，一方面能够从每一个角度出发充分自由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则获得了一种精微的感觉，从而能够在每一个别场合决定自由发展的适当程度。有了这样一种散文，精神就能够得到同样自由、从容和健康的发展”。 　　
　　从上述可见，我在这里所指的“思想”，与以往我们分析文学作品时所归结出来的“主题”、“中心思想”或“思想内容”有着极大的区别。在过去，我们研究文学作品特别是评价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时，我们所谓的“主题”、“中心思想”的提出，一般都是与意识形态密切联系，都是服从于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或某个世俗目标，而且这“中心思想”无一例外都是积极的、正面的，利他同时没有任何个性色彩和灵魂挣扎的痕迹。臣服于意识形态之后产生出来的失去了生活的血水和生命体温的“思想”，它与真正的思想有着无法遥测的距离。诚如上述，真正的思想是个体的，也是独到的；是单纯的，也是丰厚的；是朴素自然的，也是神圣崇高的。它既带着生活的血水，烙上苦难的印记，又是超越现实，超越作品的题材、主题、外在结构，甚至超越语言的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这正如曼·英伽登所说：在文本之上，还存在着一个悬浮在上的“精神层面”，它是作品的“形而上本质”，是文学的“变幻无定的天空”，也是一些洞然大开而又捉摸不定的东西。不消说，我在这里所指出的散文中的思想，正是英伽登所认为的文学的“形而上的品质”，而这种“形而上”散文品质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今天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
　　 的确，我们无法绕开这样的提问：其一，为什么思想散文偏偏在上世纪90年代而不是在别的时代崛起？其二，难道别的时代——比如“五四”时期就没有思想散文吗？为什么你对20世纪90年代的思想散文情有独钟？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在《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散文的文体变革》一文中谈到：“文学生态环境的相对自由宽松，是90年代的思想随笔滥觞的根本原因。” 由于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原先统一的规范已被多元的价值取向所取代。这样，作家在写作时心态比较放松，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可以无拘无束地叙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一点对于思想散文的兴起至为重要。其次，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众声喧哗、日益多元的时代。这一时期，旧有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物质欲望的膨胀、理想的失落又加重了人们的精神危机。与此同时，当现实生活中“精神”、“感情”和“心灵”的因素越来越稀缺的时候，往往正是优秀的文学奋起抗击的时候。换言之，“精神危机的情状广泛而深重，正是文学实现其精神价值的历史性契机”（韩少功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一些作家选择了思想散文，实际上就是选择一种精神维度，选择了一种生存的方式和态度。这样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思想散文能够超越过去的任何时代，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第三，思想散文的兴起，还有其散文自身的原因。如众所知，90年代以来的散文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但在这散文热的背后又存在着贫困和苍白的一面。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以娱乐媚俗、迎合大众的消费性为特征的散文大量产生。由于它们的存在，人们对这一时期的散文产生了极大的误解，甚至有人认为散文已进入了“侏罗纪末期”。 在文学出现如此 严重的分化的时刻，一些散文家执著于文学的精神价值追问，拒绝将散文创作看做简单的一次性的文化消费，这不仅保持了文学应有的尊严，同时他们还以宿命般的精神皈依，和他们的富于思想力度的散文创作，回击了“侏罗纪末期”、“笑柄”之类的指控。还应看到，他们对于散文的思想深度的建构还深化了人们对于散文的认知：散文，不应只是软性的文化消费，不应只是媚俗的商品吆喝和文化弄姿。作为一个自由且富于个性体验色彩的文学品种，散文应揭示出这个时代中的人性的多面性，为现代人提供精神的多种可能性空间。
　　在我看来，上述几个方面，便是90年代思想散文兴起的“特殊历史语境”，这样的历史语境，在整个现代散文史中，只有“五四”时期的散文创作可以与之相比。但“五四”时期除了鲁迅的散文有较高的思想含量外，其他散文家的创作从总体看思想的元素是较为稀缺的，所以“五四”时期大行其道的是朱自清式的抒情散文，以及周作人式的闲谈聊天式散文，而思想散文却从未形成一股创作趋向。至于“五四”之后至90年代这段时间，由于文学生态环境的恶劣以及散文家创作主体的萎缩，思想散文根本就没有获得生长的空间，更没有形成一个坚守人文与启蒙立场的散文“思想群落”。当然，由于散文的思想源于个体精神的丰富性，因此在这一时期思想散文的创作中，每个作家的思想风貌都是卓尔不群的；但作为一个思想群落而言，他们又具有某些近似的思想表征。惟其如此，他们的散文创作才显得厚实多样、异彩纷呈。
　　二、 倾听思想者的声音
　　
　　 如果从人类精神发展的大框架来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思想，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的思想散文与过往时期散文中的思想是十分不同的。概括来说就是立足于人文主义的立场，坚守知识者的心灵和道德理想，关注现实、历史以及人类的生存与命运的大命题，保持自由、独立的思考与质疑批判的姿态——这一切都使这一时期的思想散文达到了一种较高的精神维度。下面，我打算对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倾向于精神思考的散文家作了一抽样分析，通过对他们散文中的思想表征的描述，藉以探测世纪之交当代散文的思想流向。
　　（一）独立的思考：质疑与批判
　　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虽然它十分脆弱，甚至一滴水就能将他折断。但因其会思想，会追问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存在，所以脆弱如芦苇的人才获得了做人的价值和尊严，才得以超越琐屑与平庸，翱翔于壮阔的精神天宇之中，并使生命变得强健有力，发出人性的迷人光泽。的确，如果从事文学的人失去了思想的动机和思想的能力，那么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没有了文学，当然也就没有散文。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中国文学历来十分强调“载道”的功能，后来又发展到“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而“五四”时期的所谓“言志”，在很多时候也未能真正摆脱“载道”的束缚。所以，在建国后“十七年”乃至上世纪80年代，散文其实并未真正获得独立思考的思想品格。唯有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散文才逐渐拥有了独立思考的权利和质疑批评的能力。
　　考察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可以看到较早坚持独立思考、致力于思想质疑和批判的散文家当属邵燕祥、牧惠、舒展、严秀，以及钱理群、林贤治等人。他们的思想随笔秉承鲁迅杂文的精神和笔法，而反对现代迷信和造神运动，呼吁恢复“五四”的启蒙精神，抨击法西斯的独裁专制，反省人性的脆弱和缺失，等等，则是他们散文随笔的主要思想指向。在这些作家中，要特别提及的是林贤治。他不仅和邵燕祥合作主编了《散文与人》等思想性散文刊物和一批思想散文丛书，而且还在理论上力倡散文的批判和自由精神。此外，林贤治还创作了《平民的信使》、《守夜者札记》等思想随笔集。这些思想随笔都带着强烈的怀疑、批判和探索精神，体现出了强健、独立和追求自由的思想者的风采。总体来看，林贤治的思想随笔坚硬、直白和犀利，文体较为自由松散，相对来说在诗性方面则稍有欠缺。这一时期既显示出思想者独立思考的人格色彩，其创作又贴近散文文体，体现出散文的诗性特征的代表性作家当属张承志、王小波和韩少功。面对着消费时代人类精神的节节溃败，张承志挺身而出，决心“以笔为旗”，为“清洁”现实生活中已被污染的“精神”而奋起反击。在《天道立秋》、《致先生书》、《清洁的精神》、《无援的思想》、《以笔为旗》等作品中，他猛烈抨击文化知识界的道德堕落，批判媚洋媚俗的时代风气，同时对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则采取拒绝乃至敌对的态度。张承志的特立独行的姿态是异端的，同时也是偏执和激愤的，而他的行文则优美且富于穿透力，因此比起那些媚俗矫情的风花雪月、家长里短、阿猫阿狗之类的写作要有意义得多，所以当代中国的散文版图中应保留张承志这一脉。王小波思想随笔的批判锋芒，大多指向专制主义所带来的思想压迫，同时对中国文化的道德取向则深表怀疑。他还有不少思想随笔对中国知识分子自我人格的萎缩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自省，对单一刻板和愚昧的思维方式进行嘲笑反讽，并由此提倡一种智慧的思维方式，一种健全的现代理性精神，这些思想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世道人心都是清新而急需的及时雨。而韩少功的思想随笔，更多地保持着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关注与警惕。比如对世道人心、时代弊病、人性弱点，尤其是时下流行文化新潮的质疑与批判，是韩少功思想随笔最为着力之处。在《人之四种》、《个狗主义》等作品中，他对在金钱和权势面前各种人的不同态度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而他对时下流行文化的批判，更体现出他作为一个思想型散文家的开阔、智慧与深邃。在《夜行者梦语》中，他一开始就这样写道：
　　
　　
　　人类常常把一些事情做坏。比如把爱情做成贞节牌坊，把自由做成暴民四起。一谈起社会均富就出现专吃大锅饭的懒汉，一谈起市场竞争就有财迷心窍唯利是图的铜臭，思想的龙种总是在黑压压的人群中一次次收获现实的跳蚤。或者说，我们的现实中本来就有太多的跳蚤，却被思想家们一次次吹成龙种，让大家听得悦耳和体面。
　　这篇散文全面质疑了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批判了“圣徒和流氓，怎样都行”的后现代行为方式，同时维护了人性的高贵、神圣和责任。由于韩少功是一个既入世又出世，既看透又宽容，既有独立个性又不张狂的散文家，加之他的智慧和哲学思辨无处不在，这样，《夜行者梦语》对于后现代的批判便超越了同类的作品，不但视野开阔，深刻独到，而且富于思辨的色彩和智慧的调侃反讽。而意象的丰满奇警，语言的节制、简洁和老辣，更显示了这位散文家深厚的学养和不凡的才情。需要指出的是，在韩少功的创作中，类似《夜行者梦语》这样优秀的思想散文，还可举出《性而上的迷失》、《心想》、《世界》、《佛魔一念间》等一大批，它们当之无愧地代表了当代思想散文的创作高度，有效地拓展了当代散文的精神空间。
　　在20世纪90年代的思想散文作家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外，史铁生、张炜、李锐、周涛、筱敏、王开林、刘烨园、刘小枫、朱学勤、摩罗等人也以思想探索著称。他们的散文随笔面影不同，情态各异，但在独立思考、质疑和批判这一思想指向上却高度地一致。惜乎篇幅所限，此处不可能对他们的思想散文一一加以描述和呈现。
　　 （二）人文主义的坚守：
　　 重建人类的心灵和道德理想
　　诚如上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多元化时代。由于现实社会的相对自由，拜金思想、享乐至上、消费主义的盛行，从而导致了价值观念的混乱和理想主义、道德水准的大面积沦陷。而随着大众精神生活的日益空洞和阅读口味的转变，文学也变得越来越商品化、功利化和世俗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家普遍感到了一种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是臣服于世俗还是反抗世俗？是放弃理想还是坚守理想？是任由精神混沌还是重建人文主义的精神家园？这一切都要求作家做出属于自己的明确答复，这其实也是消费时代作家无法逃避的两难抉择。
　　我们高兴地看到，当文学越来越成为消费时代里人类精神溃败的表征，当现实生活中“精神”的含量越来越少，人们的感情越来越沙化，心灵日渐枯萎的危险时刻，有一批秉持着知识分子良知的优秀散文家挺身而出，他们以圣徒般的决绝和赤子之心“一次次奔赴精神的地平线”（韩少功语），义无反顾地反抗世俗，拒绝平庸，同时坚守着人文主义的精神世界。在这方面，张承志是特别令人尊敬和值得推崇的一位作家。他的散文的思想内核，不仅包含着高贵、血性、激情、理想、浪漫等元素，而且，他还是一位为民族而活的散文家。在他那里，民族性已经成了一种诱惑，一种挥之不去的宿命。所以，他写回民的黄土高原，写西海固，写北庄的雪景，写旱海里的鱼。他以一种心灵独白的抒写方式，忘情于大西北贫瘠凄厉的风景，或借助下层劳动人民贫困然而坚韧的生存方式，赞美了他心目中的 “清洁的精神”，体现出一种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生命激情。特别在《汉家寨》这篇富于诗性的散文中，这种理想主义和生命激情更是凝固为一种“坚守”的精神：“我从天山大阪上下来，心被四野的宁寂——那充斥天宇六合的恐怖一样的死寂包围着，听着马蹄声单调地试探着和这静默敲击，不由得屏住呼吸”。作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汉家寨”是空旷宁寂、四顾无援的。它坐落于“三百里空山绝谷”之中，周围是“铁色戈壁”、“酥碎红石”、“淡红色的焦土”，以及“狞恶的尖石棱一浪浪堆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走进了“汉家寨”。“我”看到的“仅仅有一柱烟在怅怅升起”，有“几间破泥屋”，“我”还看到一个老汉和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老汉自始自终都是“无言”，而小女孩则是“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我”。她身上穿着的一件破红花棉袄特别惹眼，她黑亮的眼睛却深深嵌进我的灵魂里……的确，在张承志笔下，“汉家寨”就如“一颗被人丢弃的棋子，如一颗生锈的弹丸，孤零零地存在于这巨大得恐怖的大自然中”。但是，画面中的这一老一少却顽强地在这“绝地”里生存了下来，而且“从宋至今，汉家寨至少已经坚守着生存了一千多年了”，他们靠什么生存下来？这对“我”和读者来说永远是一个谜。但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汉家寨”这一象征性的隐喻中，“我只是隐隐感觉到了人的坚守，感到那坚守如这风景一般苍凉广阔”。而且日后不管我走到哪里，“都在不知不觉之间，坚守着什么”。很显然，张承志在这里“坚守”的是一种理想主义，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这种坚守自然十分苦涩、孤独，也相当地艰难，但这种坚守并非毫无价值可言。尤其在当今的时代，当许多人眼中只有金钱利益，只有物质享受，而理想主义失落，没有生活的方向和目标。这时候，的确需要一种在物欲横流中坚守清贫，在庸俗泛滥中坚守高洁，在寂寞孤独中坚守理想，在“全盘西化”中坚守民族自尊的人文主义精神。在我看来，张承志的《汉家寨》，包括《离别西海固》、《英雄荒芜路》、《禁锢的火焰色》等作品的价值正在这里：他以特有的严峻、决绝和深邃笔致，把读者带进一个雄大磅礴、空寂辽阔的生活空间、自然空间和精神空间，让读者在静静的文字里感受着精神的硬度和心灵的力量。
　　 类似张承志坚守理想主义立场的散文作家，还可以举出张炜、周涛、韩少功等人。在张炜的散文名篇《融入野地》中，他告别了城市的喧嚣和虚伪，告别了物欲和世俗，执意到“野地”中去“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而当他真正“融入野地”，用心去谛听，去感受大地上的一切活跃的生命时，他便成为了“野地”的一部分，他的灵魂因此获得了超越。周涛的《巩乃斯的马》，表面上在写马，写马的力与美，实际上却是在彰显一种理想的人格，一种进取的精神和对于崇高与壮阔的向往。在这里还要特别谈及韩少功新近出版的长篇笔记体散文《山南水北》，在我看来，韩少功的这部新作与张炜的《融入野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是一部记录山野自然与民间底层生活的真实摹本。作者遵从生活和心灵的召唤，顺势而为，不浮躁，不矫饰，也不故意逃离现代文明和人群。于是，他在乡村当了7年“业余农民”，在“春夏种豆南山，秋冬奔走红尘”的半隐居生活中，感受到了一种最自由最干净的空气。韩少功的写作与返乡，其实也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坚守：他将知识分子对现代城市生活的焦虑与思考，延展到大自然和民间，他希望以一种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健康生活方式，使自己的创作重获活力，重获一种健全的精神维度。也正因此，“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的主持人在2006年度杰出作家的“授奖辞”中，认为韩少功的《山南水北》是“用一种简单的劳动美学，与重大的精神难题较量，为自我求证新的意义。……在这个精神日益挂空的时代，韩少功的努力，为人生、思想的落实探索了新的路径”。韩少功、张炜、周涛、张承志的散文创作实践表明：散文坚守人文的阵地，要重建人类的理想和道德秩序，关键是作家要有一种健全的人格和精神的维度，尤其是散文家要以一种高远的、自由和纯净的心灵，即“天道人心”去建筑人类的心灵世界。如果散文中有一颗健康、自然、和谐与澄明的心灵，那么散文就有能力建构起一个完整的自我的世界——一个既有心灵的丰盈饶富，又有日常生活的现场感并与重大的命题、宏阔的历史空间息息相关的独特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