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小说中,格非坚持了“从个体心灵介入历史”的途径,绕开了外部政治,他试图揭示中国现代革命之所以发生的心理与文化动源,同时也触及“革命历史中个体的悲剧性处境与命运”,我以为这是前所未有的角度。它或许带给我们的只是体味良久后的沉默无语,但体悟到的东西毕竟是相当丰富的。
作为《人面桃花》的续篇,《山河入梦》在叙事方面似乎有些值得商榷处,比如起笔过“实”,收笔过“虚”,前后有所不一。但整体来看修辞效果就不一样了,《人面桃花》开篇可谓锦绣之笔,但后部和结尾有些过于松弛了;《山河入梦》开篇有些既实又俗的味道,但后部和结尾处却又飞升为酣畅的诗意与浪漫之笔。这样看,整体反而显得和谐而有波澜了。总之这部小说在叙事上是有匠意的,虽然与现实的“拉近”有刻意迎合目下的小说潮流之嫌,但我以为它最后的升华仍然葆有了格非式的形而上学意味。
不过上述内容同样不是本文要谈论的中心,我所感兴趣的,是小说对一个“当代的革命者”,一个有着知识分子精神背景和哈姆雷特式的灵魂与敏感的人物的命运呈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它不仅与上部小说在结构上产生了必然联系,而且在思想主旨上也建立了统一的逻辑。如果说前者讲的是“革命的发生学”,那么这一部讲的则是“革命主体如何被甩出了中心”——事实上前者也已经讲述了类似的故事,陆秀米从一个革命的先驱者,到被抛弃、在独居中余生苦度,大概已经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但后一部是专门讲述一个与前者有着血缘传承关系的、同样具有“他者”、“异类”或者“局外人”气质的陆秀米的儿子谭功达的故事,他表明,那些最富有“革命者”襟怀和胸有改变世界、给更多人带来福祉的理想的人,总是最容易遭到误解和最容易受伤的人。在这个小说中,格非有机而艺术地揉进了四个层面的思想:知识分子的精神探求;革命、社会历史与当代生活;本能与无意识世界;存在与虚无的哲学主题。其中后两者是格非一贯的主题,而前两者则更多寄寓了格非近年来的变化,他在这本书中,非常强烈地体现了他对20世纪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关怀,对这个世纪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求解意识,体现了他要亮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观念与精神立场的决心,这一点我以为是值得称道的。事实上,简单的否定和埋葬式的遗忘,一直是当代中国人、当代中国作家对待历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格非在他的小说中所试图唤起的正是中国人也已被埋葬好阉割的记忆,所试图摇撼的正是中国人麻木、疲弱和健忘的心灵。
小说的主人公谭功达作为陆秀米的儿子,在参加了共产党革命之后,起初似乎一切照常,解放以后他身处高位,官至梅城县长。但随后,他性格中的某种异样的成分就开始暴露并放大起来:这是一个官场和生活中的异类,不擅长交际同类,也不擅长交际异性,年届四十还单身一人,单是“成家”这一件事就延宕多时,当别人日日精心于人际与官场关系的算计的时候,他却在出神地幻想普济水库建成发电之日灯火辉煌的胜景。这一切注定了他将在这样一个场所中的失败,一切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
但格非并未单面化和理想化地处理这一人物,而是赋予了谭功达以分裂又融合的两面性格:一面是他作为“革命者”的素质,一面则是他作为“异类”的本色,格非极富匠心地为他设定了一个中国传统的精神原型——贾宝玉,这使他有别于格非早年小说中的哈姆雷特式的人物,而具有了地道的本土性格。在小说一开始,他与副县长白庭禹、秘书姚佩佩一同乘车经过普济水库大坝之时,遭遇闹事的群众,事情一前一后,格非赋予了谭功达以截然不同的双重性格,之前,是他沉湎于幻想的境界,仿佛贾宝玉再世——“佩佩见县长目光痴呆,与那《红楼梦》中着了魔的贾宝玉一个模样,知道他又在犯傻做美梦了……”继而在拥挤而充满危险的闹事人群中,危急万分之时,谭功达他居然“走神”做起了这样的荒唐之想:“谭功达感到佩佩的一头秀发已经拂到了他的脸。佩佩。佩佩。我可不是故意的。她脖子里的汗味竟然也是香的。……她的身体竟然这么柔软!浓浓的糖果的芳香似乎不是来自于糖块本身,而是直接来源于她的唇齿,她的发丛,她的身体……”这分明是一个格非式的人物——“萧”或者“赵少忠”式的人物的再现,但别忙,与此同时还是他,急中生智,断然命令一个持枪的民兵开枪震慑闹事者,结果非常奏效,干脆而漂亮地制止了一场危机。这一幕又充分展现了他粗蛮而“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一面。
某种程度上,这一节可以看做是整部书中的入口,理解谭功达这个人物性格的入口。显然,政治身份的认同对他来说并不存在犹疑,他所做的一切也都是这个年代共产党人典型的作为,但他又是一个有着敏感的无意识世界的人物,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好像继承了母亲的遗传,在他所属的人群中带上了鲜明的“另类”气质,比如他沉湎于自我的世界,似乎刻意地冷淡身边的人,包括提携他的上司聂竹风,他也不会有所逢迎讨好,这表明他根本就不懂政治和官场。当他处于权力核心的时候,所有问题当然不会暴露,可一旦有风吹草动,他必然会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当水灾来临,水库大坝发生险情时,所有干部都不无表演意味地出现在“第一线”的时候,他却带着姚佩佩到偏僻的乡村督促沼气池的建设,而且给人造成了不懂政治、不明大局、逃脱责任、缺乏能力的印象,结果被解职。这时他才明白,权力实际上是那么脆弱,对于一个不善政治的人来说,失去权力只是早晚的事,而一旦权力丧失,他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无助的个体,一个这世界的多余人。
当谭功达被所有的人遗弃的时候,他的身边就只剩下了一个姚佩佩,也只有到这时他才恢复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人性与情感常态,但一切都来得太晚了,命运已经给他安排了太多的曲折与磨难,他和姚佩佩的爱情无果而终,且姚佩佩在被迫杀死侮辱她的大人物金玉之后不得不亡命天涯,他们也就只有把希望寄于来世了。姚佩佩与谭功达是格非所理解和同情的一类最具有心灵性与诗意的人物,或者说是真正代表了人性真实的一类人,他们与这世界的搏斗,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良善与邪恶之间、美德与合谋之间的斗争。这样说当然有言不及义处,但总体上这正是悲剧与牺牲的根源,也是作品美与诗意的基础。
“山河入梦”这一意向,当然首先包含了20世纪“革命”的理想本身,同时更是知识分子自古就有的根本抱负。传统的根基与现代的理想,在汇聚到实践性与伦理性这一点上时,无疑都是以“山河”为对象的,这是格非为什么把“山河”作为他的三部曲的第二部的关键词的原因。而“入梦”既是原初的理想,是充满梦想、浪漫与男儿气质的起点;同时又是最后的结局,是充满了落空与破灭的悲剧感怀。从美学上,它当然又重复了《红楼梦》式的传统与经典的意境与神韵,这是格非在文化与审美上自觉表现出来的本体性立场与选择。基于这样一个分析,我认为,格非正在有意识地整合中国文化与美学的传统资源,并试图在他的小说世界中体现这样一个宏伟的计划与蓝图。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即刻就断定格非已然成功地体现了这个蓝图,但是我将充分肯定这种努力与尝试,这样的雄心乃至“野心”是可贵的,也是必须的。中国当代的作家只有充分建立了这样的观念,中国的文学才真正有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