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小说家中，一直坚持知识分子精神的大概已越来越少了。这不是危言耸听，在一个普遍狂欢的时代氛围中，美学气质也似乎影响甚至主宰了写作的内容，使之朝着迎合公共趣味的方向一路下滑。我不能说作家们已经“集体蜕变”，但至少他们好像都不太情愿承认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的“知识分子身份”，因为这样的身份在今天既没有道德优势，也没有了美学优势，谁还稀罕有思想探求和深度喜好的、有严肃美学趣味的写作呢？
　　这说法或许有偏颇之处。因为，“知识分子趣味”似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美学风格，追求思想深度也不是知识分子写作的特权与专利，这样说只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区分，事实上任何写作都很难确定其究竟是“知识分子的”或者是“非知识分子的”。不过，对于格非来说，我们大概可以毫不犹豫地认定他的风格与身份的知识分子性。一方面，他没有将自己独异的写作立场与风格，消融到世俗化和狂欢化的潮流之中，而是坚持了他自己一贯的精神向度与趣味；同时他又以很强的责任感与自觉性，在对20世纪中国历史与许多重大命题进行着执著的探求。他在近年连续推出的系列长篇小说《人面桃花》（2004）和《山河入梦》（2007），在我看来即是对20世纪中国的历史，特别是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命运关系的深入书写。以较小的格局介入重大的命题，是格非写作的一个典型特点，从早期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到《敌人》（1990）、《边缘》（1992）和《欲望的旗帜》（1993）等长篇，都是将社会历史的重大命题，装入到线条简练的人物关系与结构形式之中来处理，而且，他还坚持了一贯擅长的内心化视角——即对主体的个体动机，特别是无意识世界的状况的深入探察，这些无意识活动，往往是主人公命运和某些历史关节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而这，大概是格非的带有“怀疑论”、“不可知论”或“宿命论”哲学与历史观念的一部分了。
　　其实在格非早期的小说中，个体动机对人物命运的影响、乃至对于历史的影响——或者相反，历史中个体无助的命运感、偶然事件对人物的控制，已是他探求的核心。以《迷舟》为例，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萧，因为处于北伐军和军阀孙传芳的对峙形势之中，巨大的现实逼迫他迷失了方向，他的同胞兄弟是北伐军先头部队的指挥官，而他自己则身为军阀孙传芳的部下，一对同胞兄弟在战场上各为其主，居然成为了敌人。萧因此而产生了极其脆弱而敏感的心理——他变成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人物：先是借父亲亡故的机缘回家奔丧，故意盘桓多日，在与年轻时的偶像杏旧情复燃之后，则更是沉湎儿女情长，一再延误军情，造成临阵脱逃的嫌疑，最后被以通敌罪名处死。在这场悲剧中，敏感而复杂的个体无意识一直控制着萧的思维，他从河边钓鱼、听信算命先生的谶言，到夜奔榆关，又忘记带枪，这一切都是他自我深渊性格与毁灭性自我暗示的结果。至于他母亲最后在院子中关门捉鸡，使本可夺路而逃的他成了瓮中之鳖，看似一个偶然事件，实则是这一错误逻辑演化的结果。
　　这大概就是格非所理解的个人与历史之间的“错位”关系，在这一点上他的精妙与深度可以说是少有匹敌的。《敌人》中也是这样，一场大火烧掉了赵家大部分的家产，但这场大火在赵家人内心却绵绵不绝地燃烧了几代，赵少忠被爷爷传下来的有纵火嫌疑的“敌人”名单彻底压垮了，他终日生活在“关于敌人的恐惧”之中，表面上看他是要竭力支撑，保住即将衰朽的家底，但无意识却支配着他要早日毁掉这尚存的一切，以尽早结束与“敌人”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对峙。终于，他秘密杀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使两个女儿中的一个因为堕落而惨死，另一个远走他乡。在这场“剪枝”的工作中，算命瞎子的谶语，还有许多偶然事件的巧合，其实都是主人公个体无意识的幻觉和映像，但它们互相印证，共同完成了“敌人”未完成的目标。
　　不过，早期格非的这些小说虽然在叙事和哲理寓意方面都很有匠心与深度，但历史内容毕竟相对稀薄和虚远了一些。这种情况在《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中被彻底改变，关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之核，关于“革命发生学”的命题，关于“革命者命运”的命题，关于知识分子与革命、传统与革命、以江湖匪盗为载体的民间意识形态与革命的关系等等重大命题，都同样在不大的格局中被依次展开，被富有心灵深度地予以揭示。在这方面，格非无疑是独到和值得肯定的。
　　《人面桃花》首先是一部典范的中国式小说，他找到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格调与美感神韵，也找到了适宜的节奏，精致的人物关系与故事结构，这当然使格非的叙述“老辣”了许多。但这部小说的成功和值得推崇之处，我以为首先还不在这方面，而在于它的意念和主题。关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与革命问题，自然并非格非一个人在关注，但几乎所有的写作者都是从外部进入这一主题的，很少有人能够从“心灵”的意义上来介入它。格非也因此将这样一个“时代”意义上的命题，汇入了永恒人性与历史轮回的古老范畴之中。或许小说中的主人公秀米是有某种历史原型的——比如秋瑾一类人物——但事实上，他的写作已经远超出了对于历史人物的诠释动机，他将这一人物的意义升华到了普遍层面。作为书香之后，大户人家的闺秀，少女陆秀米是在完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遭遇革命的，但这一遭遇也并不纯然是空穴来风，她的父亲陆侃虽已至晚年，却仍沉浸在某种传统的士人文化中不能自拔，对于“桃花源”的痴想使他不但平添了几分书生式的疯癫，最终也使他充满蹊跷地从家中出走。这个血缘遗传对于秀米的一生来说，是一个深层的“命运设定”，是她走向革命的内在基础。这表明，传统文化与革命之间并非是鸿沟式的隔绝关系，恰恰相反，两者之间的深层纠缠是隐秘而且关键的，这一点其他作家未必意识到了。其次，遭遇张季元是秀米走上革命之路的第二个因素，这看似是偶然，其实也有必然。张季元对于革命本身的想象，还有他给予别人的想象，都与“性”这东西密切相关。作为早期的秘密革命党人，他自身的革命动机是不甚明了的，但从他的性格表现来看，强烈的性欲冲动是最显在的一点，他不但与秀米的母亲偷情，还多次引诱未成年的秀米，并且在日记中非常露骨地记录下了对她的性想象。而秀米出于少女本能的道德感，开始十分厌恶张季元的性暗示与性挑逗，但这终无济于事，处于青春期发育与幻想冲动中的她，不由自主地关注起张季元的行踪来，当张季元被秘密杀害之后，他的那本日记成为了陆秀米的启蒙读物——可以说她的“性启蒙”和“革命启蒙”是同时完成的，这使得她的革命倾向变成了一种来自生命与血液之中的冲动。
　　但上述过于“遗传”与“青春”的两个原因只是基础，还需要一个具体的诱发因素，这便是秀米在远嫁他乡途中与劫匪的遭遇。在格非看来，真正的匪盗并非只是道德的异类，他们甚至还是具有创造性社会生活构想的真正动力。花家舍的土匪实际上是集传统士大夫理想、革命者和绿林匪盗三者于一身的一群人物，在这里的奇遇与刀光血影的一段生活，不但结束了陆秀米的“处女”时代，而且真正给了她以见识和胆略，她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并在土匪火并之后得以与革命党人挂上钩，闯荡东洋，学习了现代社会知识与革命理念，成为了真正近代意义上的革命者。
　　某种意义上，秀米是中国现代历史与文化的一个奇异的交叉点：传统、民间、人文、外来（现代文化）、本能（无意识）诸种因素，偶然而又贴合地集中在了她的身上，使她与革命之间在偶然遭遇的表象下，成为了纠缠于一起的不解之缘。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她的悲剧，她所进行的富有人文性社会理想意味的革命，试图一揽子解决教育、医疗、公正（法律）、道德、民生等等社会问题，结果只能在“不能承受之重”中走向解体与失败。她本人则由于坚持了血缘中带来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性格，最终死于无援的孤寂中。在她的中年之后，革命虽然在别人身上继续延续而且变形异质，但在她身上则终因理念与现实之间无法结合而永远错过。作为个体的香消玉殒，与作为历史的烟消云散，在这个小说中实现了诗意而悲怆的合一与互为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