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繁的民国报刊中拨篙循进的时候，偶尔被一篇别致的小说所吸引，这便是刊载在1924年5月《东方杂志》上的白采的《归来的瓷观音》。作者以失而复现的瓷观音为线索，叙写了“我”与三位女尼在清幽山水间的偶遇，以及由此衍发的“我”与婉尼之间萌动隐现的爱情。小说精巧的构思、诗意的笔墨和娴熟的技法似乎在20世纪20年代的作家中不易寻见。而此前只在文学史上得到白采诗人的印象，他曾以六千言的长诗《羸疾者的爱》获得了五四新诗“押阵大将”的称誉①。但一贯对白话新诗没有好感的我并没有对这位被文学史一笔带过的愤世诗人产生深究的兴趣。然而，这次不经意的“邂逅”却让我弥补了本不该有的疏漏。除了诗歌之外，白采还留下了十多篇小说，其中7篇曾结集为《白采的小说》，1924年由中华书局刊行过，但这篇稍后发表的《归来的瓷观音》还来不及收入其中。借着对作者的好奇，找来史料一查，所得到的惊喜远远超出了我的期待。这位几乎被人们淡忘的诗人兼小说家竟然还是我的同乡，而其传奇的经历、怪僻的性格和超绝的才华更增添了我无限的兴味和钦敬。
　　出身于江西高安商人兼地主家庭的白采，本名童汉章，少年时便以诗画闻名乡里，21岁时辞亲远游，开始了他漂泊诗人的生涯。他常常遍访名山大川，寄宿山村古庙，表露出“宇庙徜徉独好奇”②的兴趣。后来由于父亲去世，兄弟失和，而又屡遭族邻讥讪，28岁的白采只身漂泊上海，因不愿别人知其行踪，更表示与家庭的决绝，于是改姓换名为白采，以教书、写作为生。白采离家漂泊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他矛盾而又痛苦的婚姻。1923年6月白采与妻子王百蕴正式离婚。在这场无爱的婚姻中，白采既痛恨封建包办婚姻制度，又同情四岁便到自家做童养媳的妻子。在致友人的信中，白采感叹道：“十数年来……独所耿耿于心者，吾蕴妹而已。蕴生即为人所弃，不幸以无学识无爱情而归我，今其浅简之知识，皆吾与之者！其爱情，皆吾勉强造成之也！至今方知本无爱情之必不可以结婚耳！”③这篇《归来的瓷观音》便有作者早年漂泊生活的背影和他对旧时代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小说中流连山水的主人公“我”，在一处山间小院偶然遇见了一座心底牵挂了十年的“庄严美丽的瓷观音”，而供奉这座瓷观音的是三个绝尘弃俗的女尼。老尼有过“一次婚姻的痛苦”，后来丈夫死了，本打算为名节“殉身于世俗褒扬”，但却终因“无数的摧残谤渎”而来此削发修行。幼尼是“极天真的一个处女”，她有“无知的神态”，也有“不易转移的沉静”，在“受了许多波折”和“疑忌”之后，被逼着“不能不预备把自己的青春，销磨在这不知痛痒的朦胧的生活里”。少尼“比那老尼和幼尼反更凝重些”，“不免常带些忧郁”，她的命运“似乎比老尼和幼尼更坏”，从小卖给人家为妾，本有的父母，“却不计再见了；同居的男子，却不算是平等的丈夫；生了子女，自己却不是正式的母亲”。 三个女尼代表了女性人生的三个阶段，她们年岁悬殊，经历不同，却“都是被损害过的不幸的人”。三位女尼，虽萍水相逢，性情各异，但“志趣见解总很一致。她们如同骨肉一般的亲昵！一人如果有什么主张，定易得着其余两人的赞同”。遭遇过家庭不幸和世俗讥讪的白采，一方面愤世嫉俗、同情弱小，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对志趣相投、骨肉亲情的向往和赞许。
　　朱自清说白采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人”，又是“一个真心可爱的人”④。据赵景深回忆，白采的书桌上常常摆放着一具从墓地捡来的骷髅和一个红木精制的小棺材，使来访的客人毛骨悚然，不敢留坐⑤。王平陵说，白采喜穿深黑色的西服，打着大领结，时常带一壶酒到公园里放歌畅饮，醉了便倒卧花丛直到天明。尽管现实中的白采有许多令常人费解的狂狷褊狭之处，但他却不乏追求完美艺术的执著和善待他人的真诚⑥。在《归来的瓷观音》中，“我”对瓷观音的钟爱寄寓了作者对艺术的热忱和执著。“我”在十多年前见过一座庄严美丽的瓷观音，但由于嫌它袖缘上那条淡淡的金色损坏了“美的和谐与单纯，便割爱不买了”。然而，“后来我却非常懊悔”，日夜牵挂着它的下落，担心它“明珠投暗”而遭遇损毁。十年后，当“我”再次遇到一座“简直是一模一样”的瓷观音时，“我差不多要叫出来，心里突突地发跳”，“自后便每日去瞻礼一次”。由十年前的“割爱”、“懊悔”、“牵挂”，到十年后的“惊奇”、“愉快”和“膜拜”，作者对艺术的热爱和执著在字里行间表露无遗。在“我”看来，“人生方面的缺陷常多”，“反不如浑然无知的美术品，倒是值得全称肯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