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世纪的来临，沐浴着新世纪阳光的湖北文学也迎来又一个新的时期，湖北文学界依然保持中篇小说强劲的创作态势，方方以《奔跑的火光》、《树树皆秋色》等中篇引起评论界的热情关注，池莉也以《生活秀》、《有了快感你就喊》延续了90年代的光荣，依然走红于新世纪的中国文坛。与此同时，陈应松深入神秘的神农架，挂职锻炼，体验生活，寻求创作上的突破和超越，连续推出《松鸦为什么鸣叫》、《狂犬事件》、《豹子最后的舞蹈》、《太平狗》等一系列“神农架系列”小说，这些小说以对生命的思考、对生存环境的忧虑和浓厚的楚文化氛围，引起了评论界的震动。
尤其令人可喜的是，湖北长篇小说创作也一改往日较为沉寂的局面，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不仅数量可观，且广有影响，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诸多评论家的关注，一些作品已在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水与火的缠绵》凭借90年代以来持续不断的“池莉热”在全国掀起新一轮的“池莉冲击波”；方方《乌泥湖年谱》也以其题材的特异引起评论界的广泛注意；蒋杏《走进夏天》、王建琳《风骚的唐白河》以其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对现实的深邃思考，在“后改革文学”中独树一帜；李修文《滴泪痣》、《捆绑上天堂》以其对青春、爱情、死亡的书写，吸引大众的[球，一举获得2002年“春天文学奖”。更值得一提的是，熊召政的《张居正》以其详实的史料和严谨的创作态度，赢得了全国读者的欢迎，先获得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后荣登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榜首，又一次成为新时期湖北文学的标高；刘醒龙沉寂六年精心打造的《圣天门口》也荣获中国小说协会设置的长篇小说大奖，这些无疑扩大了湖北文学的影响，成就了湖北文学的光荣。
湖北长篇小说的繁荣首先得力于党和政府的倡导和鼓励。长篇小说是一个时代文学的精神标高，它巨大的精神容量和厚重的品格，是其它文体无可比拟的，因此中央十分重视长篇小说的创作。长篇小说创作由一种文学创作行为一变而为一种政府行为，各级政府对此十分重视，这必然会推动长篇小说的发展。
其次，湖北长篇小说潮的出现是90年代以来全国长篇小说潮刺激的结果。90年代中期以来，全国每年都有几百部长篇小说问世。这股澎湃汹涌的长篇小说创作大潮直接刺激了湖北长篇小说的创作。如果说80年代湖北小说由于种种原因远远落后于全国小说创作的实际，使得湖北小说界失去了追求与全国同步的勇气，那么，90年代随着湖北小说拳头产品的形成和创作实绩的显现，湖北一跃而为令人瞩目的文学大省乃至文学强省。而湖北长篇小说创作力不强的缺陷就日益显示出来，成为湖北小说发展的一根软肋。湖北长篇小说创作的现状、成绩与湖北文学大省乃至文学强省的地位明显不符，改变长篇小说创作的现状，就成为小说界共同的心声，而形成在长篇小说方面能与“陕军”、“湘军”、“鲁军”等相提并论的“鄂军”，就成为湖北文学界共同的期盼！
最后，湖北长篇小说潮的涌现与湖北小说家的创作心理也有直接关系。新世纪湖北文坛的主力军如方方、池莉、刘醒龙等尽管在90年代佳作迭出，风光无限，但他们在尽情享受着成功的同时，也不无隐忧。他们都是以中短篇小说著称于世而与长篇小说无缘。长篇小说以其丰厚的意蕴和史诗品格成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巍峨璀璨的巨大纪念碑。古往今来，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往往是长篇小说。因此，对于已经处于创作高峰状态的湖北著名作家而言，没有被誉为时代精神大宫阙的长篇小说这一事实，是他们一个巨大的遗憾，于是一种急于弥补缺憾的内在心理就驱动着湖北作家们投身于长篇小说创作。而且，对于他们来说，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心灵隐痛：如何在高峰状态中保持自己的创作水平？如何突破自己业已形成的创作模式，而重新焕发创作热情？而转向长篇小说的创作，则是解决这一心理疾患的一种上佳选择。
当然，世纪之初的湖北长篇小说尽管数量多、影响大，也有一定的特色，但与陕西、山东等长篇小说强省相比，还有一些差距，如何克服浮躁、形成特色、锻造精品，就成为湖北作家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的挑战！
注释：
①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② 姚雪垠：《谈〈李自成〉的若干创作思想》，《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1期。
③ 陈美兰：《试谈〈李自成〉一、二卷李自成形象的塑造》，《湖北文艺》1977年第5期。
④ 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52页。
⑤ 曾军、李骞：《文学生态中的湖北作家创作——王先霈访谈录》，《长江文艺》1998年第7期。
⑥ 王文初、江胜清等《新时期湖北文学流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觹基金项目：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新世纪湖北长篇小说研究” （项目编号2004ｑ036）。
湖北小说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长篇小说方面，其标志是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卷）的问世。小说的价值首先表现在它以史诗般的气度和品格艺术地再现了明末清初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立体画卷，视野开阔，场面恢宏，气派宏大，从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百科全书’”②。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于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个性突出、形象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尤其是精心塑造了古代农民英雄的杰出代表李自成，“让三百年前倒下的英雄再站起”③。一时间，《李自成》风靡全国，洛阳纸贵，并顺利地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李自成》的问世，无疑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它首开风气地把人们的[光重新聚焦到尘封已久的历史，直接开启80年代中期以后的历史小说创作大潮，还直接影响湖北历史小说的创作，使得历史小说成为湖北文学的一个特色产品，此后湖北小说界不仅出现了鄢国培《长江三部曲》，杨书案《九月菊》、《老子》、《孔子》，胡晓明、胡晓晖《洛神》，而且还出现熊召政的巨构性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新时期湖北诗歌尽管没有像湖北小说那样形成全国性的强大的冲击波，产生深远的影响，也没有像湖北报告文学那样在新时期散文中独占鳌头，充当报春的燕子，但也涌现出曾卓、骆文、白桦、熊召政这些著名诗人，也产生了《悬崖边的树》、《阳光，谁也不能垄断》、《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等广为传颂的经典之作，它无疑是气度恢弘的新时期湖北文学华章中美丽的收获，是新时期湖北文学多重变奏中的重要构成。
湖北散文的主要成就体现在报告文学上。从1977年起，徐迟以其诗人般的气质大胆闯入一般作家罕有问津的自然科学领域，连续推出《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在湍急的河流中》、《生命之树长绿》等报告文学作品，实现了自然科学与报告文学的联姻，塑造了一批令人景仰的真实可信的知识分子形象。尤其是《哥德巴赫猜想》，作者以丰瞻的文笔、华美的语言，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伟大而平凡、杰出又普通的知识分子形象——陈景润，勇敢地突破了十年“文革”给文艺框定的种种禁区，从而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标志性之作，不仅以诗化的追求大大提升了报告文学的艺术水准，而且还直接带动知识分子题材报告文学的大量涌现，导致80年代报告文学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