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新时期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一个异常活跃、成绩显著的时期，而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湖北文学是其重要的构成。从全国文学形势来看，新时期湖北文学总体上与全国文学同步，但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和文学特色，具体表现为三次文学创作潮：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湖北文学是众声和鸣，花团锦簇，领全国文学之先；而在中国文学最为活跃的80年代前期和中期，湖北文学明显“失语”，远远落后于全国，直到80年代末，挟新写实和“现实主义冲击波”等文学浪潮，后来居上；当90年代全国汹涌着长篇小说创作大潮时，湖北创作界反响寥落，直到新世纪，由于多方面的因素湖北才出现蔚为壮观的长篇小说创作潮。
 
【关键词】 新时期文学；湖北文学；三次创作潮

　　新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思想活跃、收获颇丰的时期，新时期文学作为一个特定的术语已被广泛认可。它伴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延伸，历史地记载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和中国人文化心理的嬗变，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能与“五四”时期相媲美的时期。
　　同全国文学形势一样，改革开放以来，湖北文学也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时期。新时期湖北文学的总体进程是与全国文学一致的，但由于湖北特定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积淀，使得湖北文学形成自己的特点和流变轨迹。回顾近30年文学发展历程，我们清楚地看到湖北文学大致出现了三次创作潮。
　　
　　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众声和鸣中的星光灿烂
　　
　　随着中国社会历史性的巨变，湖北文学终于走出阴霾，迎来光明，走进文学的春天。湖北作家以各自坚实的努力和敢为天下先的探索精神，使得湖北文学在新时期初期勇立潮头，领全国文学之先。可以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湖北文学可谓佳作迭出，捷报频传，湖北文学的星空称得上群星闪烁、星光灿烂。
　　这时期湖北文学的繁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领潮头之先，充当新时期文学“报春的燕子”。在新时期文学中，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白桦的话剧《曙光》和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这三部作品，以其主题的深刻和题材的新颖，突破由战争规范文化传统形成的文学创作模式，对此后的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三只报春的燕子”①，成为新时期文学复兴的标志。而在这“三只报春的燕子”中，湖北就有两只。
　　二是各种文体齐头并进，反响热烈。这时期的湖北文学，伴随着改革的和煦春风，湖北作家以自己卓尔不群的思考和言说，引起全国观众的侧目；湖北文学以自己独立的文化品格，成为新时期文学初期一道靓丽的风景。
　　这时期是湖北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呈多元立体发展态势，不仅品种齐全，而且发展态势均衡，在同期全国文学整体格局中，湖北文学在许多品种上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地区。
　　小说方面，湖北中短篇小说虽然出现了一些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品，如歌颂青年工程师爱岗敬业的《[镜》（刘富道），表现青年工人新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南湖月》（刘富道），但由于远离新时期文学主潮，因而未能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焦点，因此也就远远落后于全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湖北戏剧也迎来了当代戏剧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湖北戏剧园地满园春色、春光明媚。
　　白桦《曙光》作为新时期文学中“报春的燕子”之一。首开全国话剧风气之先。与以往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不同，它不是简单地抒写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而是严正地反思光辉革命历程的曲折。《曙光》第一次将反思意识引入新时期话剧创作之中，警示人们要重视我党历史上存在的历来为人忽视的另一面，即极左路线同样也具有极端的危险性，开同类题材创作之先河。
　　植根于中华大地现实的沃土，秉承屈原铸就的楚风楚魂，这时期湖北文学以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思和变革创新意识，引起全国性的震动，湖北文学以自己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现实主义品格独步于新时期中国文坛。
　　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中，湖北文学之所以能在全国文学格局中保持整体领先优势，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湖北特殊的地理位置，尤其是“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武汉，聚集了大批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早已崭露头角的作家，尽管他们大多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文学风暴中受挫，因被放逐而“失语”。但正是这“失语”成就了他们，使他们得以保持自己的个性，坚守业已习惯的文学传统，远离当时文坛盛行的，以假、大、空为特点的“瞒和骗”的文学模式。所以，当寒潮退去、坚冰溶化之后，他们自然浮出水面，以自己嘹亮的歌喉唱出动听的歌声，从而成就了湖北文学的光荣。
　　
　　二、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沉寂多时后的异军突起
　　
　　湖北文学在新时期初期尽管以其个性化的言说和开创性的精神，成为新时期文学华章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成为全国读者瞩目的焦点，但在文学大爆炸、大裂变的80年代前期和中期，湖北文学却失去了往日的光荣，尽管也出现了一些产生全国影响小说，如表现特定时期女大学生心灵创伤和追求的《女大学生宿舍》（喻杉），反映改革之初农民心灵变化的《赔你一只金凤凰》（李叔德），反映都市个体经营者自强不息的人生追求的《第九个售货亭》（姜天明），还有王振武《最后一篓春茶》、楚良《抢劫即将发生》等，这些作品先后获得第四届至第六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但大多呈散点分布，且远离全国文学主潮；当全国掀起一轮又一轮大潮时，湖北文学始终徘徊在浪潮之外；当文学成为一个时代人们的中心话语、频频激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时，湖北文学却始终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边缘彳亍着。所以，在作为80年代文学标志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的]变中，我们很难看到湖北文学的身影，也鲜有湖北作家的声音。
　　
　　当然，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湖北作家在浪潮迭起的时代，没有人云亦云，追潮逐浪，依然保持了自己的品格，走自我言说的个性化之路，但回顾这一阶段的湖北文学，我们说，这时期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冲击波，没有出现作为湖北文学代表的重量级作家，也没有产生全国性轰动的标志性作品，也就是说，在全国文学最为活跃的时期，湖北文学明显被边缘化，湖北作家多少显得有些“失语”，这不能不说是湖北文学的遗憾！
　　这种黯然失色的局面直到80年代后期才得以改变。
　　湖北文学在沉落多时后的重新崛起，有赖于两位女作家的联袂登场。对新时期湖北文学而言，1987年是值得书写和记忆的。这一年，方方《风景》和池莉《烦恼人生》两部中篇小说同时问世，两位作家像两颗耀[的星星，在略显暗淡的湖北文学天空划过一道闪光，沉寂多时的湖北文坛，又迎来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文学春天！
　　《风景》借一个亡魂——小八子之口，叙说了汉口河南棚子一个市民家庭几近原始的生存状态；《烦恼人生》描写了一个青年工人印家厚一天的生活流程，展示了当代中国人无穷无尽的烦恼。这两部中篇小说所展现的是一种迥异于前人的小说观念和美学追求：反对生活的提炼和净化，着力表现原汁原味的生活；杜绝主观情感的渗透，采取冷静客观的叙事方式，追求“零度情感”；淡化经典现实主义对典型的塑造，注目于平凡普通的小人物；中止追问本质的努力，放逐虚幻的理想，着力再现“生存状态”和“生存本相”；放弃对小说结构的精心设计和惨淡经营，采用与生活同步的“记流水账式”结构，串起“一地鸡毛”。
　　方方、池莉以其贫民化立场、平视生活的态度、世俗化的追求，创作出大量的脍炙人口的中篇小说，引起全国读者的强烈反响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与刘震云、刘恒等作家一起，汇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文学创作潮，在全国范围内刮起“新写实”旋风，引起一阵阵“世俗化震惊”④，并一直延续到90年代，成为众声喧哗的90年代前期中国文学创作中具有主导性的创作潮流。
　　方方、池莉的走红，使得新写实成为一种引领全国的文学创作潮，湖北小说终于改变了“慢半拍”的局面⑤，充当了80年代末到90年前期全国小说创作的排头兵。
　　与此同时，刘醒龙携《村支书》、《凤凰琴》、《黄昏放牛》、《分享艰难》、《生命是劳动和仁慈》等一系列小说现身90年代文坛，以悲天悯人的道德情怀和深深的现实忧愤，形成轰动一时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直接带动了90年代后期的“反腐小说”潮，“不仅使沉寂多年的‘改革文学’重放异彩，而且让20世纪中国的乡土文学焕发出新的生机”⑥，以至于被评论界誉为“新乡村小说”。
　　邓一光在文坛边缘游走多年，却在文学日益世俗化、快餐化、患“软骨症”的90年代中后期横空出世，他以血性、英雄、浪漫为基本元素，接连推出《远离稼穑》、《父亲是个兵》、《战将》、《大妈》、《我是太阳》等一系列作品，以一种迥异于传统的视角和话语方式，使得背影模糊的“红色经典”小说重新呈现出勃勃生机，直接带动了后来《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亮剑》等为代表的“新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大量涌现，使新时期文学得以“补钙”，增添了几分刚性和硬朗。
　　这时期的湖北文学不仅领全国文学之风骚，而且进行了创造性的开掘，文坛“鄂军”以昂扬的斗志和整体的实力，赢得读者的关注和好评，湖北一改80年代前期、中期“失语”的状况，一跃而为全国瞩目的中篇小说强省，在各种全国性的中篇小说评奖中，湖北文学占尽先机，风光无限，湖北文学也一跃为文学大省。
　　惟一遗憾的是，湖北文学失去了往日多元发展、各种文体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文学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