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人物形象塑造有着明显的不足。有的人物形象的性格前后变化太大，并且缺乏内在的逻辑，于是显得不够和谐统一。比如李瓶儿，她先是气死丈夫花子虚，后又驱逐另一个丈夫蒋竹山，这的确显得很凶悍。然而李瓶儿一旦嫁给西门庆，则变为仁义礼让，甚至忍气吞声，胆小怕事。这样的处理，实在难以令人置信。而在《红楼梦》中，则没有这种现象，起码在《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中是不曾出现这样现象的。人物形象的性格尽管有发展变化，但是有迹可循，性格前后不论怎样发展变化都是自然和谐的。

在《金瓶梅》中，作者所描写的基本都是“坏人”，退一步说纵然不都是如此，人物形象身上也是“坏”的因素多一些。因此造成整个小说所描绘的世界一片漆黑，缺少光明，没有理想。因此，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中指出：

西门庆是混帐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敬济是浮浪小人，娇儿是死人，雪娥是蠢人，……若王六儿与林太太等，直与李桂姐辈一流，总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辈，皆是没良心的人，兼之蔡太师、蔡状元、宋御使，皆是枉为人也。

由此可见，在《金瓶梅》中，几乎没有“好人”，上面张竹坡所举的十八个人当中，除了孟玉楼外，基本是可以说都是“反面”角色，就是孟玉楼也算不得是“正面”形象。而《红楼梦》中则既有丑陋肮脏的人物，又有闪耀着理想光芒的正面典型形象，前者如贾雨村、薛蟠，后者如贾宝玉、林黛玉等。而且作者对他所恨的人，也能够写出其“好”的一面；对他所爱的人，也能够做到“爱而知其恶”[3]。

《金瓶梅》和《红楼梦》两部小说中都塑造了很多妇女形象，但是作者对待妇女的态度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李希凡先生在一篇访谈文章中曾说，毛泽东同志“曾把《金瓶梅》与《红楼梦》作比较，认为《金瓶梅》是反映黑暗，不尊重妇女，而《红楼梦》写得有点希望，是尊重妇女的。话很简单，却抓住了要害。”[4]在《金瓶梅》中，几乎所有的妇女不仅本身是既淫又妒，而且作者又把她们写成以西门庆为代表的男人们用金钱买来的泄欲的工具和玩物，她们几乎没有什么人格和地位可言。而在《红楼梦》中则不然，小说中的大多数女子，都是作者所歌颂和同情的对象。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跟以往的‘显扬女子，颂其异能’（鲁迅《史略》评《玉娇梨》《平山冷燕》）的作品不同，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把清爽的女儿与浊臭的男人，从整体的比较与对立之中，从着重对青年妇女的美好品德的歌颂之中，来寄寓作者那强烈的爱憎感情和美好的生活理想的。”“生活在大观园的青年姑娘们不仅有着仪态万方的美丽的外表，而且更有着一个个层次不等的美妙的灵魂，真是秀外慧中！我们读着作者描写她们的文字，心里会不由自主地泛起美好感情的层层涟漪与汹涌波澜。”[5]曹雪芹让她们生活在具有一定的理想色彩的大观园中，给她们提供了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尽情表现自我的大舞台。她们不仅风华正茂，青春浪漫，而且相貌美丽，楚楚动人，尤其是她们才华横溢，能诗善画，出口成章，挥洒成文。甚至作者还有意识地让贾宝玉因为有了这样一群多才多艺的女子而自惭形秽，这又构成了对这些青年女性的有力衬托。甚至贾宝玉还说什么：“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见《红楼梦》第二回）他认为：“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第二十回）在《红楼梦》中，作者还借甄宝玉之口说什么：“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尊荣无对的呢。”（第二回）由此可见，小说对女子的无限赞美之情。《红楼梦》不仅是唱给这些青春女子的一曲颂歌，也是对她们的悲惨命运充满同情的一曲挽歌，曹雪芹彻底抛弃了中国年小说史上俗滥的“大团圆”的套式，把《红楼梦》写成了千古不朽的悲剧，激起了广大读者对以林黛玉为代表的青年女性的深切同情。而这一点则是《金瓶梅》所根本无法比拟的。
[1]  鲁  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2]  何满子：冯子礼《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比较·序》，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

[3]  俞平伯：《红楼梦辨》，见《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4]  李希凡：《红楼梦艺术世界·毛泽东与〈红楼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

[5]  周中明、文又波：《试论曹雪芹的妇女观》，《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