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贱”与“卑”而不“贱”
中国的先贤早有古训：“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因而，兼有“女子”与“小人”双重身份的女奴自然更其为“难养”了，而女奴中身份最低的小丫鬟即“小丫头子”，则其轻贱自是不言而喻了。《金瓶梅》中“西门大官人”给自己的姘头王六儿买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孩，只要四两银子，可见其身价之低贱。至于她们的人格，贾府的三姑娘探春说得好：“那些小丫头们原是些顽意儿……便他不好了，也如同猫儿狗儿抓咬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不恕时也只管叫了管家媳妇们去说给他去责罚，何苦自己不尊重，大吆小喝失了体统。”探春还是正统的“仁慈”的主儿呢，若在贾赦、薛蟠和琏二奶奶的眼里，小丫头子们连“猫儿狗儿”也不如了。卑贱，卑贱，“卑”自然“贱”！
这种观念牢固地支配着人们的头脑达数千年之久，直到十八世纪的曹雪芹，他才以艺术的形式向这种传统观念发出挑战。“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在贾宝玉的“极尊贵，极清静”的“女儿”的范畴里，不光包括黛玉、湘云们，包括晴雯、紫鹃们，也包含芳官、春燕、五儿、小红她们，这些素为人们所不齿的最为卑贱的小丫鬟，在人们面前一下子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了，原来她们虽“卑”但并不“贱”，也一样的聪明秀美，有着美好的心灵与美好的追求。
比《红楼梦》略早而以写市井男女著称的《金瓶梅》，它又是如何描写这些“小丫头子”们呢？
这里，让我们作一番比较。
《金瓶梅》中“小丫头子”们自轻自贱，奴性十足，《红楼梦》中“小丫头子”们开始了人格意识的觉醒。
《金瓶梅》在刻画市井社会的上层人物、描写市井社会观念变化时表现出一些新鲜意识，但它在对西门庆家的女奴特别是最下层的小丫鬟们作刻画时，作者的观念并未跳出传统的窠臼。
《金瓶梅》中“小丫头子”的形象不多，着墨最多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潘金莲房中的那个秋菊。秋菊是个下三等的丫头，她在金莲房中干最低等的活，受着最低等的待遇，遭受着最残酷的虐待，在金莲房中她只配上锅抹灶、铺床迭被、洒扫庭除、关门喂狗，稍不如意就叫春梅揪出掴十个耳光子，或者兜头就是几鞋底，或者雨点般地鞭子抽下来，更经常地则是罚她顶着大石头在院子里跪着。秋菊经常是莫名其妙地受着非人的折磨，常常是无辜地充当金莲的出气筒。可悲的是，她受着残酷折磨时，除了“杀猪也似地叫唤”，或者“谷都着嘴”嘟囔几句外，并未有多大不平的表示，即使有也不过抱怨对自己处罚不当，重了，本应“从轻发落”的。比如潘金莲大闹葡萄架之后，明明自己是被“×昏了”，丢掉了穿在脚上的鞋，却骂秋菊“要你这奴才在屋里干甚么！”命春梅押着她到园子里去找，未找到马上“采出她院子里跪着”。对这样不公正的处置，秋菊的态度如何呢？她不过是“把脸哭丧下水来”，乞求：“等我再往花园里寻一遍，寻不着随娘打罢。”这可怜的女奴真是奴性十足!当然她对金莲的虐待也不是没有不满,她后来也终于“含恨泄幽情”了。不过那是对个人怨毒的报复，而不是出于被压迫者的反抗意识。其它小丫头子们也无不逆来顺受，西门大姐屋里的元宵儿，受陈敬济一帕，即甘心为陈做“眼线”，在陈和潘金莲偷情时为其放风报信。陈敬济被撵后她又被迫打发到陈家去，在陈家她似乎也只有陪着西门大姐挨打挨骂的分，丝毫未流露出反抗意识。自甘卑贱，逆来顺受，头脑中充满奴性意识，这是笑笑生笔下小丫头子们的一个共同特点。
红楼人物画廊中的小丫头子们已经开始改变那副逆来顺受、低眉顺眼的奴隶相，在她们身上，已经开始有了人格意识的觉醒了。位卑而人不贱，这是她们给予人的总的印象。由贾芸去姑苏买来为供奉娘娘省亲的小戏班子，后来被分配到各房中去做了低等丫鬟，这以芳官为代表的十二个女孩子，她们是这种“觉醒”的代表。
对这一群女孩子赵姨娘有个有名的高论：“你是我家银子钱买来唱戏的，不过娼妇粉头之流，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这位自身也是奴才──至少也是“半个奴才”的赵姨娘，跟潘金莲一样，地位不高，等级观念却很强。越是奴才，越瞧不起比自己地位更低的奴隶，这正是一种典型的奴性意识！而气质迥异又伶牙俐齿的芳官也正抓住了这个弱点反击她：“姨奶奶犯不着来骂我，我不是姨奶奶家买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罢咧！”这真是对傲视奴隶的奴才的诛心之论。秋菊对春梅如多少有这么一点点意识该多好啊！而这正是红楼十二官身上的闪光之处。芳官是个野性未驯的女孩子，从小学戏，受了《牡丹》、《西厢》之类的熏陶，大观园特别是怡红院的特殊环境发展了她的个性，她还没有来得及领略生活的残酷，体味生活的艰辛，她毫不掩饰地以开朗爽利的风格展示着自己的胸怀，展示自己的锋芒。无论是姨奶奶、自己的干娘、或者是自己的同类，谁欺负了她她都会毫无顾忌地给以反击。在怡红院，她的直接主子贾宝玉很宠爱她，她也很喜欢宝玉，但她是以把宝玉作为地位不同的知音，而不像春梅那样以媚获宠并倚宠欺负他人。正因为如此，在封建家长眼里，她就成了“成精捣鼓”的“狐狸精”了。于是在抄检大观园之后，她也跟晴雯一样被赶了出去。可就是这时她也没有屈服，“她就疯了似的，茶也不吃，饭也不用，勾引上藕官、蕊官，三个人寻死觅活，只要剪了头发做尼姑去。”而且还越闹越凶，打骂也不怕，弄得王夫人和他们的干娘也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她们的要求，让她们“斩情归水月”──跟妙玉和后来的宝玉走上了同一道路。
十二个女孩子中还有一个叫龄官的，一次，宝玉到梨香院看她们排戏，进到她的房内──只见龄官独自倒在枕上，见他进来，文风不动。宝玉素习惯了的，只当龄官也同别人一样，因进前来身旁坐下，又陪笑央他起来唱“袅晴丝”一套。不想龄官见他坐下，忙抬身起来躲避，正色说道：“嗓子哑了，前儿娘娘传我们进去，我还没唱呢。”
这个在贾府中被人趋奉惟恐不及的宝二爷，想不到却遭到一个“小戏子”如此的冷遇。为了讨她欢心，贾蔷花一、二两银子买一个会串戏的雀儿送她，不料龄官却冷笑道：你们把好好的人弄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牢什子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偏生干这个，你分明是弄了他来形容打趣我们，还问我好不好！
这是与春梅完全不同的自尊：春梅是对主子倚宠而骄，贱视比自己低的奴隶；龄官是自我尊重，是情有所钟，是蔑视权贵。这种自尊在秋菊和元宵儿们的身上，是看不到的。
奴隶间的互相尊重，她们间真挚的友谊也是她们群体人格意识觉醒的重要表现之一。“杏子阴假凤泣虚凰”，“茉莉粉替去蔷薇硝，玫瑰露引来茯苓霜”，都是写这些小人物间的交往和友情的动人篇章。芳官被欺，藕官等闻讯群起而护之，是那样天真可爱；作者用细腻的笔致来写芳官与柳五儿的来来往往，从而展现她们的精神境界，与那为宝玉厌弃的豪门贵族之间看似热闹而实际虚伪无聊的应酬往还相比，恰成鲜明对照；藕官与药官、蕊官间“假凤泣虚凰”的故事，不光是这些小人物间真挚友谊的颂歌，简直是没有展开的“木石姻缘”式的动人诗篇。
当然，这不是说《红楼梦》中的小丫头子们没有等级观念和奴性意识，有的；不过，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用诗一样的笔调为我们描写了这些素来为人轻贱的猫狗不如的小人物身上有着闪闪发光的东西，写她们已经开始了人格意识的沉醒。──这是他的前人所没有的。
《金瓶梅》中“小丫头子”们浑浑噩噩，麻木不仁，《红楼梦》中“小丫头子”们对生活有着美好的追求。
《金瓶梅》中小丫头子们是名副其实的下等人，她们贫乏的精神生活与她们低下的社会地位是相适应的，看不出她们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人生追求和有点意味的喜怒哀乐。如瓶儿屋里的迎春、陈敬济房里的元宵、雪娥屋里的中秋，她们没有显示出什么个性。她们随主子支配，听主子收用，似乎看不出个人意志。西门庆到瓶儿房中会奶子如意儿，绣春知趣地躲开，这似乎就是她的主动性。作者重点刻画的是秋菊，挨了打她只会“谷嘟着嘴”或“杀猪也似的叫”，不挨打则浑浑噩噩地过日子。金莲偷敬济，她房门倒扣关在厨房里睡觉，告发不成则起来隔着窗“瞧了个不亦乐乎”。她受着金莲、春梅那样虐待，为借棒槌她却“使性子”从中添油加醋挑起了一场金莲抠打如意儿的大风波……笑笑生笔下的小丫头们真是些麻木不仁的可怜虫。
《红楼梦》则异于是。曹雪芹饱醮着同情和善意，带着反思和自省的目光去审视这一群最低贱的女奴的精神世界，发现她们不仅有着自己的人格和自尊，而且也有着自己的对生活的美好追求。
“柳叶渚边嗔莺叱燕”一回，写春燕和莺儿、蕊官一起聊天评论自己的母亲和姨妈：怨不得宝玉说：“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的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子；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这话虽是混话，倒也有些不差，别人不知道，只说我妈和姨妈，她老姊妹两个，如今越老越把钱看的真了。
接着她客观地叙述了她的姨妈和蕊官吵架，自己妈妈和芳官为洗头而吵架的事，并发表了公正的评论，最后她又就姑妈对承包园子“比得了永远基业还利害”发表了批评意见。春燕的这段话很有代表性，它很好地反映了大观园是一个特殊环境，它既是世俗世界的一部分，又是相对独立的女儿国。一方面社会上的等级观念、勾心斗角和种种卑鄙龌龊的现象在这里也会有不同的反映，生活在这里的女孩子毕竟不同于太虚幻境的“神仙姐姐”，“水做的骨肉”，她们必须在现实的土地上生活，她们的追求也不会完全“脱俗”，如芳官们的争强好胜，小红的热中于爬高枝儿，柳五儿一心想安排个好单位，佳蕙对赏钱分配表示不平，等等，都说明这一点。但他们毕竟是大观园的女儿，形而上色彩的追求才是她们的主调。大观园中那充满诗意的生活，“夜拟菊花题”、“讽和螃蟹咏”等等，固然没有她们的分，在那里她们似乎只起服务员的作用，可仲春饯花，入夏斗草，“满园绣带飘扬花枝招展”，无忧无虑的女儿们，一个个“打扮得桃羞杏让，燕啼莺妒”，她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或用绫罗锦纱迭成干旄旌”，用彩线系，祭饯花神，这时候则不分主仆，不分等级，大家都沉浸在青春的欢乐之中。至于柳叶渚编花篮儿，杏子阴烧纸寄情，则更是她们自己的独立天地。在这里，她们与晴雯、鸳鸯、司棋，与黛玉、湘云们一样，都是这“女儿国”的公民。她们把这小天地里的自由和青春当作她们的追求寄托和象征，她们愿自由永在，青春常驻，只有在这里她们才有自己的幸福和欢乐。当然这在深味过人生甘苦并被生活扭曲了心灵的“婆子”们看来，无疑是天真可笑的，但《红楼梦》的价值也正在这“天真可笑”之中。贾宝玉因病辜负了杏花，因此“仰望杏子不舍。又想起邢岫烟已择了夫婿一事，虽说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不过两年，便也要‘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再过几日，这杏树子落枝空，再几年，岫烟未免乌发如银，红颜似槁了，因此不免伤心，只管对杏流泪叹息。”──这在常人看来，是宝玉的“似傻如狂”，可这正是宝玉价值之所在。万马齐喑，夜气如磐，几千年来人们习以为常，而宝玉却开始感到这空气的沉闷，渴望着追求自由和纯真的世界，包括这些“卑贱”的小丫头在内的“水做骨肉”的“女儿”们，正是作为他的美好的追求的体现而在他的心目中占有崇高位置，而这些“女儿”的对生活的不切实际的憧憬与宝玉的“傻”与“狂”，也具有同样的审美意义。比如以芳官为代表的女伶们经过一番抗争、挣扎之后，最后也“斩情归水月”了，海市蜃楼消失了，不切实际的追求幻化了，然而我们并不能因为她们追求的不切实际而贬低其意义，她们的悲剧与宝黛悲剧属于同一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