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杜文娟从汶川回来了，一直想去拜访这位勇敢的作家，但又听说她身体不适，在休养之中，便始终不忍打扰。
    后来通过电话联系到她，委婉地说明想请她谈谈创作，没想到她爽快地答应了。见到她时，她刚刚从医院出来，左手臂上还缠着打点滴的胶带，这让我有了很深的内疚和自责。整个谈话的过程，我竭力绕开她关于地震的回忆，但她还是落泪了……，我明白这么一段特殊的经历，一段惨烈的记忆，在她内心深处，将是一道许多年都抹不去的印痕……

　　无路可走才写作
    杜文娟的写作是从大学时期开始的，和许多的文学爱好者一样，最开始仅仅是一种随意的、自娱自乐式的倾诉，当然也没有任何的压力和目标。她最开始写诗歌，在《陕西青年报》发表自己的处女作——《塑像》；后来写散文和小说，第一个短篇小说发表在1997年第4期《延河》的“新人佳作”栏里；第一个中篇发表在1998第10期《中国西部文学》。
但是大学毕业以后，由于工作等一系列原因她的创作一度中断，直到2003年，才又重新提起荒废多年的笔。
    ——她说自己其实并不喜欢写作，是无路可走才写作。中学期间她是地理课代表，一直幻想着自己能够背着地质包走遍天下，为祖国找到好多好多的宝藏。但后来她未能如愿以偿地进入地质大学，而是上了陕西青年政治学院。毕业后，工作又在某大型电厂。多少年过去，她的同学、朋友都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而她始终还在企业，这让她有了压力。
2004年9月，陈忠实老师对她和另外一位作家说：“陕西目前在全国真正叫得响的四十岁左右作家，只有红柯一个，希望你们写出在中国文坛有影响的作品……”。这句话对她的触动很大，她说当时至少有半分钟的思绪空白，甚至有些恐慌，有些茫然和不知所措。因为长期以来，她的创作尚停留在很个人化的状态，完全是一种自娱自乐，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写作要与别人有关，更没有想过自己的写作要与陕西有关。但是从那一刻起，她突然有了一种很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她觉得自己没有退路，她必须写作，为自己也为更多的人们。
也正是从这以后，我们越来越多地读到她激情飞扬的文字，比如她获得一致好评的“巴山三部曲”：《我是山上一株菊》、《巴山在地图的什么地方》、《河对面的标语》等等。

　　她的两次西藏之行
    西藏是杜文娟的另一个梦想，她说：因为那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那里的宗教，那里的文化，那片土地上独特的自然景观和风土民情，我对它的向往由来已久。
    2003年秋天，杜文娟踏上去西藏的旅途，她选择的是青藏公路。众所周知，青藏、川藏和新藏公路是进藏的必经之路，同时也被人称之为“天路”，其行程的艰苦可想而知。也许最终没有人可以了解她到底在想些什么，又是什么促使她一定要去到那片神奇的土地……是那片土地的神秘和原始？是那些生态的脆弱和古老？我们只能从她带回来十余万字的作品中探寻一些零星的印迹。
2006年她再次进藏，这次她选择的是川藏公路，并且成功地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大本营。这一次的旅行是在青藏铁路通车以后，可以说是故地重游，但却给她的心灵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她印象中那安静的街道不见了，随之而来是内地商贩洪亮的吆喝；广场上晒太阳的阿妈不见了，取而代之是五颜六色的商铺和小摊。她虽然感受到铁路贯通给高原人民生活带来的勃勃生机，可游客的拥入和旅游业的开发，与当地原生态的碰撞，更让她觉得现在的西藏较之前丢失了什么。带着这样淡淡的伤感，她突然觉得她有必要记录西藏！不仅仅记下它通车以前的原生态面貌，也要记下它被开垦、被同化的现代生活。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途中的感悟和思考在杜文娟的作品中逐渐形成一种潇洒的气质，一道别样的风景。就像我们后来读到的《相约拉萨》、《在雅鲁藏布江歌唱》、《邂逅纳木错》、《西藏归来》等等，无一不充满了广袤的辽远之气，我们甚至可以感觉到她心灵伴随文字的行走、跳跃、跋涉和飞翔，犹如一曲曼妙的舞蹈，一路梦幻一路花，洒下水一般清澈而灵性的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