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据墓志可知，李胜才生于802年(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15年(唐宪宗元和十年)，14岁出家于渭南宝觉寺，842年(唐武宗会昌二年)，加岁之后返京，入兴圣尼寺修行，868年(唐懿宗成通九年)，67岁卒于兴圣寺。
(二)李让夷在两唐书中均有传记，结合墓志等金石材料可以基本上勾画出他的人生轨迹。李让夷生于802年(唐德宗贞元十八年)之前，809年(唐宪宗元和十四年)进士及第。此后，入镇国军节度使李绛幕府。再入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幕府。唐文宗太和初年入朝，历任右拾遗、左补阙、翰林学士，829年(太和三年)晋升职方员外郎、左司郎中，835年(太和九年)又任谏议大夫。836年(唐文宗开成元年)，以本官兼知起居舍人事(新旧传记相同)，开成二年拜中书侍郎，唐武宗841年(会昌初年)，历任工、户侍郎，尚书左丞，842年(会昌二年)7月，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相)，846年(会昌六年)3月，晋为司空(武宗卒，宣宗即位)，并担任处理武宗后事的大行山陵使。同年7月罢相，出为淮南节度使，以疾还，卒于道。
关于李让夷的事迹，在两唐书中846年(会昌六年)以前的记载基本相同，但是也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例如，《旧唐书》记载是“尚书左丞”，而《新唐书》却记载为“右丞”。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846年(会昌六年)3月武宗卒，宣宗即位后，关于李让夷的记载两唐书出入较大。《旧唐书》记载：“以太子宾客分司卒”这明显和志文不符。另据《旧唐书·宣宗本纪》记载：“七月，以兵部尚书李让夷为剑南东川节度使”，这更与志文相去甚远。那么，李让夷是卒于担任太子宾客分司期间，还是卒于担任淮南节度使期间?甚至他究竟是否担任过东川节度使也都成了问题!据文献记载，会昌六年三月，武宗驾崩后，李让夷担任大行山陵使，负责武宗后事。但是，宣宗即位后，李德裕立即被罢免宰相之职，李让夷成为没有实权的“司空”，七月被彻底革职，直到“未复土，拜淮南节度使。以疾愿还，卒于道，赠司徒”。这里的“未复土”，就是指武宗尚未埋葬之意，“八月壬申，葬至道昭肃孝皇帝于端陵”。这说明，李让夷罢相后，外放为淮南节度使的时间应在七八月间。不仅如此，他去世的时间也应在八月之前。现在看来，《旧唐书·宣宗本纪》记载的“剑南”很有可能是“淮南”之误。实际上，此时的剑南道已分为东、西两道。在这种情况下，史臣为了自圆其说又不得不在“剑南”后加上“东川”二字。因此，李胜才墓志可证《旧唐书》记载之误。此外，淮南军的治所设在扬州，而“太子宾客分司”的任职地点应在东都洛阳，两者路程相距颇远，显然两职不可兼任。所以说，李让夷有可能是死于从淮南返回京城长安的途中，而不会是卒于“太子宾客分司”任职期间。仅此而论，清人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一书对李让夷生前所任官职的考证不无道理。
李让夷兄妹的世系，虽然说两唐书的记载基本相同，但是并没有言及其曾祖父的名字，也没有涉及到母亲的有关记载。现在，依据文献和墓志资料整理如下：
(曾祖父)李练→(祖父)李悦→(父亲)李应规(其妻为高陵田峰之女)→(本人)李让夷、(妹)李胜才。
(三)关于李让夷的出身及郡望问题据两唐书《李让夷传》记载：“李让夷，字达心，系本陇西。”但是，新出土的《唐故尼大德胜才墓铭》却声称：“大德法讳胜才，其先赵郡曲阳人也”，两者明显不符。根据该志文分析，我们认为李胜才墓志很有可能是依据其长兄李让夷的相关资料而撰写的。如果这一推测不错的话，那么李让夷兄妹既不会是出自赵郡，也不会是出自陇西李氏高门望族，而很有可能是寒门之士。
我们之所以认为李让夷不是出自赵郡，这可以通过太和九年李固言为宰相时，在推选一名起居郎的问题上，李固言和郑覃二人的奏对得知。
固言与李宗闵、杨嗣复善，覃憎之。因起居郎阙，固言奏曰：“周敬复、崔球、张次宗等三人，皆堪此任。”覃曰：“崔球游宗闵之门，且赤墀下秉笔，为千古法，不可朋党。如裴中孺、李让夷，臣不敢有纤芥异论。”
当时，李固言想起用周敬复、崔球、张次宗3人，而郑覃却大为“憎之”，以为有朋党之嫌，极力推荐裴中孺、李让夷2人。在郑覃看来，如果起用这两个人，“不敢有纤芥异论”。出身于赵郡李氏的李固言太和九年再次拜相，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而郑覃却极力要推荐李让夷为起居郎，假如李让夷也是出自赵郡李氏，则2人自然同宗，这样就必然会产生“朋党”之嫌。由此可以推断：李让夷出自赵郡李氏之说不确。
另外，李德裕拜相后，在论君子与小人差别时曾说：君子“则同心图国，不为党也”。随后，他便引荐李让夷为相。此时，牛李党之争已发展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出于避嫌的目的，李德裕也不会引荐他的同宗李让夷为相，否则的话，必然会给对手牛党留下攻击的把柄和口实。由此可以反证，李让夷绝非出自赵郡李氏一族。
进而言之，李让夷兄妹也不是出自陇西李氏一族。李让夷842年(武宗会昌二年)7月拜相，这在《新唐书·宰相表》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如在《宰相表》后就有“以宰相及前宰相迁者二十七人……李让夷……”的记载。但是，在与此相对应的宰相世系表里却没有此人的记载。也就是说，陇西李氏宰相十人和赵郡李氏宰相十七人，也都看不到李让夷的名字。按照常理推之，史臣既然已掌握他拜相的有关记录，那么在与之相对应的世系表中自然也会有他的相关记载。但事实上无论是在赵郡，还是在陇西李氏的世系中丝毫找不出任何记载。进一步来说，如果他真是出自陇西李氏或赵郡李氏的话，在这两族的谱系里绝不会没有他的位置。因此，我们认为李让夷既不是出自陇西，也不是出自赵郡，很有可能是出自寒门之家。至于史书和墓志中自称“陇西李氏”或“赵郡李氏”，正像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样，是循“南北朝庶姓冒称士族之惯例”，也有可能是属于“破落户”或者“假冒牌”。
四、李胜才的返京时间及原因
志文记载：“则同气之分爱念反自渭邑，复归京都通义里之兴圣寺院。”此段文字虽有残缺，但文意通达。按照志文的说法，李胜才是被李让夷的“爱念”之心所打动，才回到京师长安的。尽管志文中没有返京的具体时间，但是却出现了“相国”一词。两唐书记载李让夷“会昌二年七月”拜相，因此，她的返京时间自然不会早于“会昌二年七月”。按此计算。这时她出家已长达26年之久。在此之前，李让夷早已任职京城，那么其兄为何不早点让她返京呢?李胜才14岁就萌发了出家的念头，此时的她应已修炼成“五净”之人，下定了“永割亲爱”的决心，应该说绝对不会因为家人的所谓“爱念”之心而改变初衷。因此，我们认为这其中必有其他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会昌灭佛事件。
唐开成五年正月，文宗暴病身亡，武宗即位。而武宗“在藩时，颇好道术修摄之事。”(开成五年九月)“是秋，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人禁中，于三殿修金篆道场。帝幸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箓。随后，在扬州已进行过淘汰僧尼运动的李德裕拜相。加之当时的僧尼广占良田美宅，甚至不守戒律。在道士赵归真的煽动下，武宗于会昌二年下令僧尼还俗，寺财入官。三年，令两街功德使清查京师僧籍，无僧籍者勒令还俗，州县也准照办理。四年大肆毁坏宫内佛像和销毁佛经。(会昌五年)“秋七月庚子，敕并省天下佛寺。中书门下条疏闻奏：‘据令式，诸上州国忌日官吏行香于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圣尊容，便令移于寺内；其下州寺并废。其上都、东都两街请留十寺，寺僧十人。’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废毁。其合行香日，官吏宜于道观。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寺留僧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荐福，右街留西明、庄严。当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至此，佛教遭遇了继北魏太武帝之后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在这场长达4年之久的毁佛运动中，李让夷与他的好友和引荐人李德裕一直是当朝宰相。可以肯定地说，李让夷本人一定熟知并积极参与了毁佛的筹划工作。在佛寺即将被取缔之前，李让夷密告其妹，并将她妥善安置在皇家寺院——兴圣寺之内，我们认为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如果上述推测不误的话，那么李胜才的返京时间应在会昌二年至会昌五年之间。皇帝决心毁佛，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步骤，所以李让夷很有可能是在会昌二年七月前后安排其妹李胜才转入兴圣尼寺继续修行的。
另外，在墓志里之所以声称“则同气之分爱念反自渭邑”，却只字不提“灭佛”和“毁佛”的字眼，这是因为李胜才去世时，正值佛教复兴的懿宗统治时期，灭佛毁佛显然不合时宜。再加之武宗是懿宗的叔父，古代有为尊者避讳的习惯。因此，该墓志的撰写者郑权利用“思亲而归”的措辞掩饰了“武宗灭佛”这一历史事实。
五、墓志中所反映的其他问题
这方墓志除了上述几点之外，还对了解晚唐社会的崇佛有所裨益。如李胜才去世后，所谓“有子弟勤照等五六人泣血犹不胜举”之语，这就是晚唐社会崇佛的真实写照和缩影。进入晚唐以后，诸帝皆以佞佛而著称，尤以懿宗最为出名。1987年，法门寺地宫所出土的有关懿宗供奉物品就是最好的说明。其种类之繁多，制作之精巧，用料之考究，足以看出懿宗崇佛的狂热程度。由于朝廷的大力推崇，加之下层社会的积极仿效，导致了晚唐社会佞佛风气的愈演愈烈，以致于在迎佛骨时竟然有人“断左臂于佛前，以手执之，一步一礼，血流撒地”，以示虔诚之心。“至于肘行膝步，噬指截发者，不可算数。”像勤照等人的这种举动，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行为。
再者，按照该墓葬发现的地点来推测，应是唐代曲江池的南岸。这种情况表明：到了唐朝末年，尽管有文宗太和九年修葺曲江的活动，但由于外有强藩，内有阉竖的唐王朝已无法恢复开元时期的曲江胜景，以至于懿宗时这里便沦为一片墓地，还出现了许多小村落。据同一墓地出土的《度支常平使巡检官知库务将仕郎试太常寺协律郎姚应之夫人墓志》记载可知：这里原是万年县宁安乡姜骨村的所在地。姜骨村之名，很有可能就是因此地坟墓多而来的。众所周知，“姜骨”应为“僵骨”的谐音，至今关中地区仍有将“僵”简写为“姜”的习惯。除此之外，在其附近还出土有《卢峻墓志》。该墓志记载：“葬于芙蓉园南宁安乡三赵村。”可见宁安乡的辖地至少应包括了现在雁塔区曲江乡金滹沱村以东至三兆村一带。唐代的乡里制度，据《旧唐书》记载：“一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宁安乡的5个里，武伯纶先生1963年根据金石资料补正了“曲池里”、“通安里”、“杜光里”、“三兆(赵)里”4里，再加上这次新发现的“姜骨里”，足以补订5里之数。唐代芙蓉乡以芙蓉园而得名，它与宁安乡的分界，据出土墓志来看，应是曲江池，即池东为宁安乡，池西为芙蓉乡，南边二村相连。
另据宋代张礼《游城南记》记载，曲江南岸是晚唐名人的墓地。这里不仅有郭子仪的家族墓，而且也有仇士良等人的墓地。联系到志文“窆于京兆府宁安乡凤栖原之先茔”的记载，我们推测李让夷的墓葬也应在距此不远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