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行刺摄政王时抱着必死的决心，根本没有想到生还。他在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浩然之气，跃然纸上。 汪精卫冒死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事实击碎了关于同盟会领袖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的谎言，挽回了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在当时激起强烈反响。此行之壮烈，不亚于当年的荆轲刺秦王。尤其是那首题为《被逮口占》（又名《慷慨篇》）的绝命诗，从狱中传出后，立即被许多报纸争相转载，“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成为当时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广为传诵的佳句。

　　客观公正地说，早期的汪精卫，的确是一个思想解放、追求民主、推进共和的热血青年，也确实为革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假如汪精卫当年被俘后被清廷以惯例处死，他无疑会作为一名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而名垂史册。那首绝命诗也会与荆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续范亭的“窃恐民气摧残尽，愿将身躯易自由”、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一样光照千古。那样，中国历史上就会少一个汉奸，多一个英雄。但历史不能“假如”，清政府没有成全他的名节。在事关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政治上的幼稚、短视抑或人格上的缺失，使他做出了一个极其愚蠢而谬误的抉择，堕落为世人唾骂的头号大汉奸，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毁了自己曾经光荣的历史，也糟蹋了一首本可传世的好诗。这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有人曾经把汪诗稍作改动，成了：“曾经慷慨歌燕市，无奈从容做楚囚，恨不引刀成一快，可惜终负少年头。”还有：“曾经慷慨歌燕市，可惜最终做汉奸，未曾引刀成一快，留得骂名臭万年。”是调侃，是批评，也含着惋惜。

    近年来，有一股“翻案风”颇为热闹，为曾国藩翻案，为李鸿章翻案，为刘文彩翻案，乃至为秦桧翻案。赶此“时髦”，也有人把汪氏从故纸堆里拣了出来，为其评功摆好，详加考证其如何不好烟酒、不近女色、生活清廉、不恋权位、不搞帮派等等。还有人对汪氏的文才、口才以及书画艺术津津乐道。殊不知，对政治人物的盖棺论定，主要是看“大节”的。鲁迅说：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苍蝇再完美，终究是苍蝇。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与法西斯强盗某求合作的人，想摘掉汉奸的帽子，我看很难。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去年在邢台席殊书屋，见到过一本颇厚而精致的旧体诗词选本，书中引人注目地收入了汪精卫的那首《慷慨篇》。当时未买，现在竟连书名也记不得了。这大概是建国50多年来首次将汪诗“入典”。这也说明，虽然汪氏的“汉奸”帽子未必能摘掉，但“因人废文”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

    话说回来，如果编选一部《现代爱国诗词选》，若让我在这两首“绝命诗”中取舍，我还是毫不犹豫地选吉鸿昌那首。因为，汪氏以自身的污点，遮掩了诗的光芒；而吉诗是用鲜血与生命写成，烈士用自身的壮举，丰富了诗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