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读过两首“绝命诗”，印象深刻，过目不忘。一首是：“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另一首是：“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前一首是抗日名将吉鸿昌临刑前用树枝在雪地上写下的就义诗，曾被收入《革命烈士诗抄》等多种诗歌选本，电影《吉鸿昌》中也有这个真实而感人的情节。这首诗多年来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能默诵者，决非仅是诗的爱者。后一首是汪精卫早年某刺清廷摄政王载沣被俘后狱中所作，曾传诵一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因了它的作者汪精卫的蜕变，多年来已很少有人提起或引用，日趋暗淡。两诗的作者均有着“鼎鼎大名”，两首诗也都写得慷慨激昂、气壮山河，却有着不同的命运，令人深思，值得玩味。

    我们不妨先简要回顾一下这两人在历史上各自做了些什么。

    吉鸿昌（1895??1934），河南扶沟县人。1913年入冯玉祥部当兵，因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从士兵擢升至军长。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人称“吉大胆”。1930年9月接受蒋介石收编，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奉命“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因其厌恶内战 ，对“剿共”态度消极，1931年8月被蒋介石解除兵权，出国“考察”。期间环游欧美，发表抗日演说，寻求国际声援。 1932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按党的指示联络冯玉祥出山组织抗日武装，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购买枪械。1933年5月，与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2军军长、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北日伪军进击，连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县，将日军驱出察境。蒋介石反诬同盟军破坏国策，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与日军夹击同盟军。吉鸿昌率部战至10月中旬，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后潜往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秘密印刷出版《民族战旗》报，宣传抗日，并准备重新组织抗日武装。1934年11月9日，在天津法租界被军统特务暗杀受伤，被逮捕并引渡到北平。敌人使出种种手段，企图让他投降。吉鸿昌宁死不屈，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成为共产党的一员，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刑前赋诗一首，流传至今。去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写了组诗《永远的丰碑》，其中有一首《吉鸿昌》：“有的人为了脑袋/丢了灵魂/而你为了祖国/丢了脑袋// 你其实就是为抗日而死啊/蒙羞的该是/那些向同胞开火的/枪口”。这首诗，正是以吉鸿昌的就义诗为依托写成的。

　　汪精卫（1883－1944），名兆铭， 字季新，“精卫”是号，想必是取“精卫填海”之古意。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出生于广东三水。1903年赴日本留学，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推翻满清王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曾任《民报》主编。1905～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期间，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革命主张，抨击清政府和改良派，影响巨大。1907年随孙中山赴南洋。1910年3月，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武昌起义后获释。1925年3月孙中山病危，汪精卫代为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汪精卫于1925年7月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927年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对日妥协。1938年12月离开重庆，发表公开投降日本书。1939年底和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任主席，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口号，破坏抗战，镇压沦陷区人民，并组织伪军配合日军向中共抗日根据地进攻。1944年11月10日，病死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