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英国哈代与中国苏轼以同样细腻的笔触表达了对亡妻的思念之情,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两人的悼亡诗各有千秋。哈代的悼亡诗着重的是思,或幻想、或反思;苏轼的悼亡词着重的是一种感伤的思念。比较哈代的几首“爱玛组诗”与苏轼的《江城子》,可以认识到造成两人悼亡诗差异的文化根源。 

　　悼亡诗,广义的理解是所有对死者悼念的诗歌,都可以称作悼亡诗。狭义的理解是指丈夫对亡妻悼念的诗歌,或妻子对亡夫悼念的诗。悼亡诗可以看作是爱情诗的一个独特类型,涉及的是生死恋,是生者对死者的怀念。悼亡诗结合了爱情和死亡两大主题。爱情中有甜蜜也不乏痛苦,然而最痛苦莫过于与相亲相爱的人生死离别,“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逝者已去,而生者还得继续孤独地前行,这是怎样一种苦痛!亲人的死亡虽让生者痛彻心扉,可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使爱情获得了一种永恒,它“强烈地激发起爱的振奋,由死亡的体验萌生如此强烈的爱的颤动,面临死更渴望爱的温情。”中国悼亡题材的诗歌早在《诗经》中就有了,但从潘岳创作的悼念亡妻杨氏之诗问世后,“悼亡诗”就成为悼念亡妻诗作的专称。自潘岳悼念亡妻之诗后,悼亡诗便呈现出情真、凄婉和浑朴、平易的风貌。像唐代的韦应物、孟郊,宋代的梅尧臣、贺铸、黄庭坚、陆游、史达祖,元代的傅若金,明代的于谦、王桐乡、李贽,一直到清代的王渔洋、王夫之等,都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感人肺腑的悼亡诗。
　　在讲求自由、平等、恋爱自由、个性解放的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直抒胸臆的诗歌极多,但悼亡诗的数量与中国无法相比。尽管英国的悼亡诗歌数量偏少,但英国的悼亡诗中也不乏佳作,比较著名的有诗人弥尔顿的《梦亡妻》;托马斯·哈代的“爱玛组诗”,包括《逝》、《散步》、《旅行之后》、《呼唤声》等;罗伯特·勃朗宁的《展望》、《向前看》等。弥尔顿的悼亡诗算是开了西方悼亡诗(本文专指缅怀亡妻的诗作)的先河,不过他的悼亡诗富有浓郁的宗教文化色彩,与我国读者所熟悉的悼亡诗离得较远。在西方为数不多的悼亡诗中,也许真正例外的只有哈代,他创作的近百首怀念结发妻子爱玛的悼亡组诗显得与众不同。这些诗作既富有浪漫主义的幻想色彩,又有浓郁的日常生活气息,诗中表达的情感真挚,无溢调,无丽词,读来让人赞叹不已,与中国的悼亡诗,譬如苏轼的《江城子》有着惊人的相似。
　　时隔800多年、远隔重洋的两国诗人,英国的哈代和我国的苏轼,遭遇相同,以同样细腻的笔触去表达对亡妻的怀念之情,又同样表现的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爱情与死亡。两人对妻子的真挚爱情因妻子的早逝,而将对爱妻的深切思念以文学的形式升华为流芳百世的诗篇。中华民族和不列颠民族在表达爱情的方式上原本大不相同。中国人重含蓄、委婉,英国人则奔放、热烈。两个不同民族的诗人却以同样的文学形式,以惊人相似的表达方式来描写情感。本文拟通过对哈代的几首“爱玛组诗”与苏轼的《江城子》的比较,探究文本深层意蕴中的中西差异。
　　首先分析苏轼的悼亡名篇《江城子》: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苏 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此词以记梦的方式,写出了一段人间至情。所悼念的乃是苏轼的前妻王弗。王弗比苏轼小3岁,16岁与苏成婚,两人恩爱情深;可惜她于27岁殂谢,只给苏轼留下了一个年方7岁的孩子。遭此打击,苏轼内心的沉痛可以想见。当时父亲苏洵曾对他说:“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这话被苏轼牢牢铭记在心。事过十年,奔波于仕途中的词人已人到中年,政治上的不甚得意和繁冗事务的困缠,竞已变得“尘满面,鬓如霜”般早衰,这就哪能朝朝暮暮都把亡妻记在心头?但是,在他的潜意识中,王弗的身影一直存在。因此,在乙卯(1075年作者39岁)正月二十日的夜间,一场幽梦终于成全了他们的重聚,诞生了这篇悼亡名作。词是梦醒之后写的,起句“十年生死两茫茫”,表现了面对生死界河而无法与妻相晤的无奈与沉痛。在生死茫茫两不知的十年中,词人心理状态又是怎样呢?“不思量,自难忘”。身为世网中人,苏轼每天都要面对数不尽冗事杂务,哪有心思整天冥想长眠已久的亡妻;何况岁月的流逝也会日渐冲淡人的记忆,所以这前一句“不思量”确是实话实说。但是,词人对亡妻的思念在其显意识中似已消失而在其潜意识中仍顽强地存在着。因此,“自难忘”这后一句道出了他对王弗始终无法忘怀。逝者已矣,即使生死可以沟通,夫妇仍能奇迹般重逢,但现今站在她面前的已不是当年风华正茂的丈夫,却是一位形容憔悴、几近陌生人的中年男子。此情此景,又何可言说?由此看来,死者倒是相对幸运的,唯有这生者的痛苦却是万分难熬。在这沉痛已极的时候,一场幽梦却来“救驾”了。不过,即便是在梦中,欢乐也是极为有限的。“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无言而泣的悲哀驱走了暂时出现的幸福。写到这里,词人回到凄凉的现实当中:“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作者遥想长眠地下的爱妻还将在自己作古之前独栖月夜荒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是怎样一种摧肝断肠的折磨!
　　苏轼的这首悼亡词,像很多中国的其它悼亡诗词一样,只是表现了一种缅怀,而缺乏理性的思考。综观中国悼亡诗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从中国最早的悼亡诗之祖——诗经的《绿衣》开始,到汉武帝的《李夫人歌》,再到开创了中国悼亡诗这种主题类型的西晋潘岳的三首悼亡诗,以及唐代元稹的《遣悲怀》、北宋梅尧臣的《悼亡三首》、清代纳兰性德的一些悼亡词等,诗词所表达的,无一不是生者对死者的一种思念之情,绝不由死亡引发理性的思考。

与苏轼的悼亡词相比,哈代的“爱玛组诗”也有思念的成分,所占的比例也不小,而且全以情感的真挚和沉厚来打动读者。但哈代的“爱玛组诗”的特点是反思、幻想的色彩特别浓厚。譬如《梦中幻影》:
　　我漫步走过那石碑,/它立在园中——洁白、孤独。/我驻足凝视/碑上摇曳的树影,/树枝富有节奏的摆动。/在我的幻梦中,/树影化作那熟悉的头、肩/是她在园中劳作的倩影再现。/我想她一定是在我的身后,/她那久违的倩影。/我说道:“我知道你在我身后,/你如何又重归故里?”/万籁俱寂,只听得树叶落地,/抑制住心中的悲戚。/我不忍回过头去,/惟恐不见她的踪迹。/可我又想看个究竟,/身后是否真有她的踪影?/但转念一想:“她或许就在身后,/可不能让她逝去。”/轻轻地,我离开园地,/让她的倩影伴我离去,/她仿佛真是幻影,/不忍回首,惟恐梦境消于无形。尽管哈代与妻子相处40多年,可写她的诗在他的前几部诗集里寥寥无几。这显然与哈代和爱玛在幸福的初恋后长期婚姻不和有密切联系。但是,在1912年11月27日,爱玛的死亡对哈代产生了惊人的影响,他又开始全身心爱上了她,爱上了这个死去的女人。从1912年12月开始,他连续创作了许多以爱玛为主题的悼亡诗歌,并且悔罪似地到两人以前一同去过的地方,回味早年幸福的初恋和美满的婚姻。哈代在两年的时间里创作了近百首以爱玛为主题的诗歌。我国学者飞白教授在其专著《诗海——世界诗歌史纲》中认为:“哈代的个人化的诗作中,情感最深的是他悼念第一个妻子爱玛的组诗。”“爱玛组诗”在哈代的创作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哈代的诗由石碑上的树影幻化为亡妻身影,而这个身影又一直被想象在诗人身后。苏轼的词中是“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哈代却对逝去多年的妻子记忆犹新,并对亡妻说道,“我知道你在我身后,你如何又重归故里?”明知这只是幻觉,又不愿使幻梦破灭。因此,强忍回首的渴望。“我不忍回过头去”“轻轻地,我离开园地”“惟恐梦境消于无形”。在哈代诗中,他自始至终没有重睹妻子的倩影。哈代以影子告诉读者这是一个月明之夜,而苏轼则明点出“明月夜”。哈代的诗中有“树影”、有“落叶”,而苏轼的词中则以“明月夜,短松冈”指遍植松树的山冈的墓地,都烘托出一种凄凉、哀婉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