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与“旧式农民”的对立中，“个人主义新人”才找到了合理性与合法性。对“旧式农民”有较为深入刻画的作品，主要有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古华的《爬满青藤的古屋》、郑义的《远村》、叶蔚林的《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莫应丰的《驼背的竹乡》等。这些作品描绘出了一幅愚昧、落后的农村场景，在塑造“旧式农民”形象的同时，着力表现他们精神被扭曲的生存现实，以及食物的匮乏与性的压抑，显示了他们生存现状的蒙昧状态。他们在此之前的生存似乎只具有空间的意义，而不具备在时间向度上的移动，而改革开放则作为解放性的事件，使其中的“新人”告别了封闭的空间与僵化、凝固、窒息的传统，走向了新的未来。
如果说“社会主义新人”与“个人主义新人”分别代表了中国不同时期的现代化理想和想像，那么在现代化的角度上看，他们并无不同，他们都是要告别“旧式农民”与旧中国，但他们的出发点和要达到的理想社会却并不相同。
90年代出现的作品，对“新人”较为冷漠，却对“旧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有的甚至表现得不无理想化，这是颇有趣味的。在这些作品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白鹿原》。
《白鹿原》塑造了一个“旧式农民”或旧式乡绅的理想人物白嘉轩，他是一位儒家道德传统的忠实实践者，所奉行的处世之道是仁义。他大度地对待长工鹿三一家，从不克扣、从不拖延给鹿三的工钱及粮物。他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到学堂读书，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也同样给黑娃置备了学习用具，亲手把他送进学堂。在白鹿原，鹿子霖是暗中同他较量的对手，鹿子霖拆他家的房，指使小娥引诱他儿子白孝文堕落，使他无比难堪，但白嘉轩得知鹿子霖被逮后，“他没有幸灾乐祸，反而当即作出搭救鹿子霖的举措，就是要在白鹿村乃至整个原上村立一种精神……让所有人都看看，真正的人是怎样为人处世，怎样待人律己的。”黑娃当上土匪后，派人收拾白家，打断了白嘉轩的腰板，使他永远不能昂首挺胸，还砸了对于白嘉轩具有神圣象征意义的祠堂。白嘉轩同样宽恕了他。白嘉轩凭着自己的笃定的信念，宽恕仇家，被小说里的朱先生盛赞，“这心肠这肚量这德行，跟白鹿原一样宽广深厚永存不死。”
白嘉轩是儒家文化渗透到旧乡村伦理道德的化身，有意思的是，他代替了文学中的“新人”，充当了这一时期理想的农民（乡绅）形象，这不仅是对现代化本身——“社会主义新人”与“个人主义新人”所代表的历史方向——的反思，也反映了理想型人物在不同层面上的转变，比如，由“农民”到“乡绅”（地主）的转变，由政治、经济到“文化”的转变，由“西化”到“传统”的改变，等等。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白鹿原》里，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在此一时期出现的众多“家族小说”中，而其流风余韵则至今不绝，比如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莫言的《生死疲劳》等，都对旧式“地主”或乡绅在叙述中进行了美化。
到今天，我们的文学中已经很少看到现实农村中的理想农民了，90年代中期“现实主义冲击波”提供的是“分享艰难”的乡村干部，近年的“底层文学”描绘的则是众多在现实的压力下或固守家园，或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更多的是挣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听天由命”，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为“旧式农民”。他们既没有“社会主义新人”改天换地的豪情，也没有“个人主义新人”开拓进取的意识，更缺少“封建主义旧人”在文化上的尊严与自信，显示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处于无力或无言的状态。
由“社会主义新人”到“个人主义新人”，再到“旧式乡绅”，这些农村中理想型的人物形象的演变，以及理想型人物的缺席，从一个方面展示了时代与文学思潮的变迁。今天，我们能否塑造出新的农民形象？要回答这一问题，或许不仅要诉诸作家的想像力，也要诉诸历史与新文化的创造。只有在中国农民的实践中，在先进文化的引领中，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新农民的“本质”，一种崭新的农民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