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贯彻，1947年所提倡的“赵树理方向”不再提起，“‘善于写旧式人物、而不善于写前进的新人物’似乎成了赵树理的一个定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赵树理的《三里湾》发表后，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论。批评者认为《三里湾》的缺点在于不能很好地塑造“农民中的先进人物形象”、没有表现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三里湾》中被认为存在的“不足”，很快被另一部小说弥补，这便是柳青写于1960年的《创业史》（第一部）。对于《创业史》，尤其是小说中所塑造的梁生宝这一新人形象，评论家好评如潮。冯牧认为，梁生宝这个形象的塑造，“应当被看做是十年来我们文学创作在正面人物塑造的重要收获”，“在梁生宝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崭新的性格，一种完全是建立在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土壤上面的共产主义性格正在生长和发展。”
但有意思的是，围绕着《创业史》，很快就发生了梁生宝与梁三老汉两个形象哪个更成功的讨论。《创业史》出版后不久，邵荃麟就指出：“《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负担”，“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作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梁三老汉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此后严家炎在一系列文章中，更为系统、明确地指出《创业史》中最有价值的人物形象是梁三老汉而不是梁生宝，他认为，“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里最成功的不是别个，而是梁三老汉”，梁三老汉是“全书中一个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
严家炎的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作者柳青也忍不住著文反驳，他认为严家炎的评论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他指出：“《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而只有通过梁生宝这个形象，才能表现这一主题。
在对这一争论的分析中，李杨指出：“在柳青的理解中，《创业史》并不是通过梁三老汉的选择表现农民的成长的‘现实主义’小说，而是通过梁生宝的形象创造出中国农民的新的本质，《创业史》不是一部以故事为主体，通过情节与叙事来描述本质形成过程的‘成长小说’，而是一部通过主人公的性格来展示已经形成的阶级本质的带有强烈象征性的现代小说。”“只有将梁三老汉与梁生宝放置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知识谱系中，我们才可能发现，所谓的‘中国农民’并不是一个内涵一致，固定不变的统一体，而是一个千差万别的概念。并不存在共同的‘农民’经验。‘农民’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换言之，它不是先于历史而存在，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社会范畴。”
李杨将梁生宝形象的塑造，看作是创造中国农民的新的本质的努力，并在此基础上将他与梁三老汉等代表“旧本质”的农民并列，是极富洞察力的。这种创造“新本质”的过程，同时也是对“理想农民”的想像与叙事过程，正是在想像与叙事中，“新本质”才在文本中得以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创业史》《艳阳天》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原型。在柳青的纪实性特写《皇甫村的三年》中，我们得知《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是一个名叫王家斌的青年农民。而《艳阳天》的主人公萧长春的原型是萧永顺：“萧永顺以前是个为受苦人争取解放而打过仗、立过功的英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他又成了率领着乡亲父老们，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奋斗拼搏的一条好汉。”
事实上，正是现实生活中农村“新人”的出现，启发了作家们的创作。在推翻“三座大山”，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中国农民焕发出了极大的热情与空前的凝聚力，他们以“愚公移山”般的坚韧与耐心，创造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奇迹，他们不仅改变着历史，也在这一过程中改变着自身，也改变了他人对农民的认识、叙述与想像。他们体现出来的农民的“本质”，不仅不再是愚昧、落后的，而且有着改天换地的豪情和大公无私的精神，王家斌与萧永顺不过是他们中的两个例子，而梁生宝和萧长春不过是他们在文学形象上的集中与概括。
到了新时期，另一种“新人”出现在了作家的笔下。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无法在城市工作，对农村却无法产生认同感，由此产生了无尽的苦恼；《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终于走出了乡村，而他的哥哥孙少安也开办起了砖厂，盖起了气派的砖房；贾平凹《腊月·正月》中的王才原是个又瘦又小，冬天穿不起袜子，谁也瞧不起的人，政策开放后办起了食品加工厂，很快富起来，春节时他花钱请来了戏班子为全村唱戏，其价值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定；甚至张炜《古船》里颇具思想者气质的隋抱扑，一边思考着《共产党宣言》，一边也在关心着村里的粉丝厂。
将这些“新人”，与我们前面提到的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等“社会主义新人”比较起来，可以发现他们具有以下的不同之处：一是他们与乡村是分离的，而不是融合为一体的；二是他们更追逐经济利益，而不注重政治等其他方面的利益；三是他们追逐个人利益或个人意义上的成功，而不注重或较少注重集体或国家的利益。这些“新人”，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与欧美19世纪文学中的一些形象相似的特征，比如《红与黑》中的于连、《幻灭》中的吕西安、《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以及德莱塞《美国的悲剧》中的克莱德等，如果说这些人物是资本主义时期欧美文学中的“新人”，或许我们也可以将新时期文学中的这些人物命名为“个人主义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