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看看作品吧!二十世纪给我们留下的大师级的作家太难找了，那么，我们能不能退而求其次，找到一些经典作品呢?它们完美无缺，看了让人欲泣犹止，它们代表了人类对自身感性生命的认同和张扬，代表了人类自我表达、自我认可的新的水平，它们发展了文学表现的能力，扩大了文学表现的范围，提高了文学表现的品位，进而它们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崭新的表现图式，这样的作品有多少?
先说语感。我曾经将巴金《家》中的一段话朗读给我的学生听，结果学生们大笑不止，世界上还有这样不堪入耳的文字?竟然还是经典作品!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南方作家在汉语语感上大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要么是欧化味道太重，读起来像是翻译作品，要么是方言味太浓。巴金、鲁迅的语感都有这个问题。鲁迅作为一个绍兴作家，他的文白杂糅、半阴不阳的文字实在别扭，像是和读者扭着劲。有些作家的作品简直没法读，让人怀疑这些作家到底有没有操纵语言的能力，像《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中的小说卷，其中许多是不忍卒读的，如庐隐(来自福建)的《海滨故人》、冰心(也是来自福建)的《超人》等，北方作家在这方面好些，他们对现代白话汉语的把握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现代白话汉语本身就是以北方方言为语汇来源的，这方面老舍还说得过去，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这个人是真正说中文的中国作家，其他的作家都有点儿洋鬼子腔，或者是土老冒儿——他们没办法脱离他们的方言，或者脱离他们的外文阅读惯性，用真正的汉语言表达思想有疙瘩，周作人、鲁迅兄弟是这样，废名是这样，郭沫若是这样(如他的《喀什美萝姑娘》等等)，巴金也是这样。当然，那时处于现代汉语创立期，一切都还在摸索之中，没有规则，没有范本，但是语感就是语感。鲁迅的涩、周作人的枯、巴金的嫩、郭沫若的粗、赵树理的俗、张爱玲的直……总之，我无法找到真正文质彬彬的语感。现代汉语到底应当有一种什么样的语感质地呢?中国作家还没有什么人把握得好的。例如，贾平凹，本来他似乎是一个天才的作家，但是当他故意将自己搞成一个古色古香的人时，他的古不古、今不今的语感让人如鲠在喉，他的许多散文以及《废都》等小说就是如此。张承志写《北方的河》时语感很好，可是到他的小说封笔之作《心灵史》时，我们已经看到，他的语感丧失了，有的只是毫无节制的徇情，他失去了自控的能力，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了。王朔，我得说王朔是当代语感最好的作家，他的语言行云流水、酣畅淋漓。他的语言是诞生在民间的、真正的中国民间的语言，是丰满的、健康的、富于生命活力的语言，没有假士大夫的腐气，没有假知识分子的酸气，没有小女人的鸹气，也没有老男人的霸气，他的颠覆性写作完全来源于他对语言的良好直觉，他的颠覆性姿态不是假装出来的，是根源于他在语言上的本能的，而且，王朔有多方面才能，他掌握语言的能力是杰出的，不仅他的叙事，而且他的抒情，描写都很过关。但是，王朔的叙事格局不够大气，这很致命。
再说文体。鲁迅的《野草》单独看无比伟大，太本质了，它将人的内在表现得很本质、很地道，但是和尼采一比较，我们就发现了太多的相似性；他的小说《狂人日记》等等，在中国是独创的文体，但是跟果戈理、安特莱夫等的血缘联系就使它们逊色了一截。只要我们看清了胡适和庞德，曹禺和奥尼尔，冰心和泰戈尔，巴金和左拉，艾青和凡尔哈仑、波特莱尔等等之间的特殊联系，上述中国作家在文体上的成就我们只能降一级来看。
上述情况，和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创作观念有联系——“拿来主义”的急功近利的引进观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文体的症结所在，鲁迅实际上是一个半成品的大师，他的短篇小说我们可以列出许多绝对优秀的作品，但找不到一部让人一看就彻底奠定了鲁迅地位的，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篇，更没有长篇小说。鲁迅在文学上是半成品的大师，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否定是有力量的，但是他的“拿来主义”使他在否定东方的同时站在了肯定西方的立场上，现在看来这种“拿来主义”思想已经构成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总体欠缺，它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直处在西方化之中，没有对东西方的双重否定进而建立超越于东西方既有传统的第三种文学的气魄和胆识。因此，我们说鲁迅伟大，大多数时候是因为鲁迅深刻，是指他的思想意义，特别是指他对中国传统的批判能力，单纯地从文学上讲，似乎说服力不够。有的人为鲁迅没有能得到诺贝尔奖抱不平，我说没有什么可以不平的，这很正常，鲁迅不该得。
正是这种拿来主义的写作方式，导致了中国文学在文体上的总体性欠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了西方文学的子学。新时期以来，某些“新锐”作家言必称博尔赫斯、卡夫卡、昆德拉、罗兰·巴特……让人笑掉大牙，真懂这些外国作家，让人还可以原谅，不懂的，瞎说八道，不以为耻，还趋之若鹜，让人恶心。但是中国新时期的文学似乎就是这样过来的，例如朦胧诗，实际上只是将诗歌回归到它正常的抒情体式上来，只是一次诗歌写作上的拨乱反正而已，根本不具有文学本体上的创造意义，至于新写实派，只是自然主义在中国的世纪末翻版，现实主义回归派那就更不用提了，一种彻头彻尾的虚伪的假仁假道的写作，毫无立场，文体上更无创造性可言。也许值得一提的是先锋写作，可惜马原以后，中国的先锋写作成了马尔克斯这样的人在中国招收徒子徒孙的道场。如今，马尔克斯的亡灵不见了，先锋写作也就衰微了，先锋精神更是早已消弭不见，写作的写作学动机让位给了金钱、读者缘以及政治上的动机，文学上的先锋精神已经没落。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纵向脉络来看，抒情小说一脉，在文体上的创造性要强一些，例如废名、汪曾祺，但是这种小说缺乏大气，走了小说的偏门，不能说有多么不得了。
纵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我们没有看到哪一个作家，是创造了既不同于中国文学史上既有表现图式，又不同于外国文学史上任何文学表现图式的独特的文学表现新图式的。大多数作家在二者之间选其一端而用之，是拿来主义的，而不是独创主义的，中国在二十世纪根本就没有出现类似于普鲁斯特、马尔克斯、福克纳这样的具有独创性的文体家，也没有在文学表现图式的意义上可以认为是经典的作品，最近看到刘震云的系列长篇《故乡面和花朵》是不错的，有一种文体上的创造性在里面，但是他的语式太过夸张，感觉铺张得太过，小说一有语言上的奢糜、浪费、狂欢的气氛就不对劲了，小说写得喋喋不休、像老女人的唠叨，让人受不了，恐怕这个路子还有待读者的检验。
三、大结局
二十世纪中国，有的只是两种写作。一种是青春期冲动型写作，写感性、写冲动，以情感为中心。从我个人的角度，我比较欣赏这部分文学，它至少是本真的、属人的，性成了反抗压抑的手段，感情成了生命的中心，个人成了价值的源泉。卫道士害怕这种文学，害怕人民认可自己的身体性欲望，害怕人民情感冲动。另一种写作则是思想型写作，这种写作被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称为“卖身契”写作。
总体上看，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是思想大于审美的文学。那么，既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思想大于审美的文学，到底中国二十世纪作家中有没有诞生伟大的思想家呢?我看没有，这就是结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大结局。等他们搞完了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人道主义文学，他们发现已经是世纪末了，他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请原谅我的悲观和刻薄，自我陶醉从来只是政治官僚上报业绩时才会有的心情，一切真正热爱文学的人都会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感到遗憾，那么多天才作家，在他们的盛年迅速地枯萎了，那么多有信念的作家最终成了良知的敌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经典、没有大师的荒芜的世纪里，这难道不足以让我们感到沉重吗?这是末世，一切腐朽的正日益暴露出它衰颓的面目，一切期待的正被更急切地期待，可是我们听不到新生的宣言、涅槃的预告，暧昧的依然暧昧，模糊的依然模糊。那就让我们回首往事，重温二十世纪这个光怪陆离的时间段吧。让我们想一想这个行将离去的世纪，它给了我们什么样的遗产?
这注定是一份贫乏的遗嘱，反面教训多于正面价值。但是，新生的人们却注定将在这份遗产上开始他们新的文学纪元，他们必须接受这份遗产。
